韩德强如果从飞机上往下看，中国的城市其实是乡村里的都市。往上推三、四辈，大多数今天的城里人都还是农民。遗憾的是，农民的孩子一进城往往就把农村给忘了，仿佛自己生来就是城里人。偶尔回到乡下，也不再关心农村的日常生活，而是以游客的身份呼吸农村的新鲜空气，赞美田园的与世无争，散发出衣锦还乡的得意和居高临下的优越。有的甚至身在农村，心向城市，满脑子是城市里的流行时尚，却不理解父母的辛苦劳作。不仅如此，就连那些想关心农村的人也由于话语体系的缺失而对农村一知半解。我生长在水乡小镇，有许多农民亲戚和朋友，也曾干过一些农活，也试图了解农村社会的真实变迁，但总是失于零碎、片面，不能形成稳定的、系统的分析框架，从而无法从一些现象来推断整体。所幸者，中国还有这样一位与共和国同龄的学者，身居九十年代末喧嚣浮躁的大都市，却只身一人遍访中原大地，给我们展示了农村社会的结构、现状和困境。
书如其人。一个不起眼的书名，《黄河边的中国──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正如曹锦清教授的外貌一样平凡；一部注定将成为解读转型期中国的问题和前景的传世之作，正如作者内心一样博大、深沉、智慧。我读着这本沉甸甸的日记体著作，就如同跟随作者进入了“调查现场”，触摸到了农民的呼吸和心跳，感受到了农村生活的艰难和希望，并且随著作者的目光和思绪，与作者进行着推心置腹的长谈。感谢你，曹锦清教授，你帮助了每一个真正关心着中国前途和命运的人真切地了解我们身处的大地，理解活跃在人们思想深处的传统文化，并且在历史和现实之间建立起了可以沟通的桥梁，更将使人们睁眼认识自身的历史方位。
我们常说，认识问题才能解决问题。农村问题之所以越积越多，是与主流话语体系将其排斥到不可理喻、不须理喻的边缘地带分不开的。毫无疑问，八十年代初包产到户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民可以更加自由地安排自己的生产、生活，农业产出一度增长迅速。更重要的是，承包制由农村进入城市，推动国有企业的重大制度变革，奠定了体制改革的基调。问题是，承包制虽然解决了部分农村问题，却引发出更多问题。更值得关注的是，一家一户的小块土地承包制，与农业现代化的目标似乎有着根本冲突。一味地赞美、肯定包产到户，势必将掩盖新产生的问题。
众所周知，九十年代以来，农民负担在一片减负声中不断加重；农村孩子的辍学率越来越高；农村超生率难以下降；农村干群关系越来越形同水火。为什么？只是乡村两级干部横征暴敛的结果吗？众多媒体无意中在作这样的引导。因为这样做既省事又安全，还符合老百姓的直接感受。然而，接受调查的乡村干部认为，“这种舆论既不公平，又很危险。……直接向农民要钱要粮、刮宫罚款的是乡村两级干部，但计划生育执行的是中央政策啊，要上来的钱粮，相当一部分还不是给上面各部门拿走了。再说要养活那么多吃皇粮的人，还要发展农村经济搞基本建设，都得大把花钱，光维持乡镇中小学教育经费，就得用去全乡镇60%左右的财政收入。”根据作者的调查，造成内地农民怨声载道的原因主要有：一是机构不断膨胀，人员不断增加。短短十几年时间里，县乡两级吃皇粮的人员增长了三五倍；二是各级各类机构不断追赶现代化，建大厦、买小车、配大哥大，公务开支大量增长；与此同时，各级干部追求高消费，吃喝、奖金、福利的出处又往往落到农民头上，例如通过要求订阅报刊杂志，加大罚款力度等；三是显示政绩，“大跨度、超常规”，拓马路、拆旧房、修宾馆，以及不切实际地要求各乡各村都办企业，造成大量资金无效使用；四是由于九年制义务教育的重担压在乡村两级政权上，村管小学经费，乡管初中经费，县管中学经费，乡级财政收入60%以上用于小学、初中教师的工资，成为农民负担的基数；第五才是法律意义上的腐败：贪污受贿。
我曾经奇怪，如果说其他各项涉及到各级官员的素质，其行为监控的难度很大，那为什么中央不能一刀切压缩县乡村各级政府的编制呢？曹教授也给我提供了满意的答案：县乡两级政权负担着每年安排数百名大中专毕业生和复员军人的压力，还得给离退休老干部的子女安排出路，这就使精简机构根本上成为不可能。内地大多数县乡工商业不发达，有头脑有野心的人只能在官道上进取。这批人有文化，有见识，有社会关系，有组织能力，如果得不到妥善安置，很可能会成为社会不稳定的组织性因素。事实上，由于机构过度膨胀，内地干部的工资水准很低，刚分配到岗位上的年青人尚未掌握实权，没有多少油水，升迁的出路日益狭窄，他们已经积聚起很大的社会不满。当然，从底层农民的角度来看，无论是机构膨胀，是现代化冲动型消费，还是显示政绩，这都说明官员们替农民办事是虚，专谋一己私利是实，都属腐败之列。
真是够水平。然而，作者并没有停留在对农民疾苦的关心上。即使解决了腐败问题，减轻了农民负担，人多地少形成的小块土地承包制仍然无法通向农业现代化道路。一些地方耕作已经实现了机械化，一些农机专业户收费为各农户提供机耕、机播、机割，但仍不能产生大量人均剩余，农民仍然只能得个温饱。而另一些地方则由于土地规模过小，农户又无力支付机耕费，又回到了牛耕马拉的时代，连温饱都困难。这就是中国农业的现代化道路吗？欧洲各国现代化产生的大量过剩人口可以输出到北美，北美东部现代化产生的过剩人口可以向西部拓进，中国农业现代化产生的过剩人口将欲何往？欧洲、北美工业的发展可以吸收破产的中小农场主，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工业能不能提供同样多的就业机会？如果这一切都不现实，那么农业现代化的出路何在？如果农业不能现代化，可以设想工业现代化单骑突进吗？
曹锦清认为，中国农村现代化的要害是农民行为方式的现代化，即从“善分不善合”的无组织状态，向以共同利益为纽带、平等协商的有组织状态转变。为此，需要一大批热心于农民与农村事务的知识分子志愿者，从外部将新的合作组织与原则导入到农村与农民中间去。他建议：“一、一切关心中国现代化进程，尤其关心农村与农民现代化进程的知识分子，必须从理论上充份认识到承包制下小农重新联合起来的极端重要性。二、中央与各省创办培养农村合作人才的大专院校。三、在农村进行合作试点，用典型来教育农民。四、负责推动农村合作的领导机构，只接受地方财政的资助，但不必接受其行政指令。五、创办一份全国性的合作刊物。六、新合作运动的宗旨是：把小农扶上合作之路，但坚决让他们自己走路。”
曹锦清承认，有人会认为这一建议是在“痴人说梦”，但他强调，“上述思考与建议是我长久思考的结果。”在我看来，一位对中国农村有着深邃洞察的学者提出这样一个梦想式的建议，恰恰说明了农村问题的严重和深刻。没有轻而易举、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没有一个奇妙的解决一切问题的制度设计，需要有高尚的人性作引导，改变农民的日常行为方式，才能真正使农村走向现代化。这也许是梦想，但是人类的前进必须要有梦想。如果我们连梦想的勇气都没有，那无论是中华民族还是全人类恐怕都会无可救药地沉沦到现实的深渊中去。事实上，至少曹锦清是现实的，为什么多个曹锦清就只能是梦想呢？
我之所以对《黄河边的中国》爱不释手，还不仅因为它梳理了农村的问题和出路，还因为它是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的一部深度写真集，更因为它时时让知识分子的各种时髦理论接受现实生活的检验。曹锦清的判断是，中国激进知识分子“被西方政治概念蒙住了眼睛，看不到政治制度赖以有效动作的社会心理与习惯。当广大农民尚未学会自我代表，且需别人来代表时，一切法律与民主的制度建设，只能是一层浮在水面上的油。”
就此而论，《黄河边的中国》除了给在广大农村地区工作和生活的有识之士提供了理解并改善自身处境的分析框架，还将三农问题纳入到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大视野中，给不谙农事的知识分子提供了认识中国农村、农民、农业问题的一个分析框架，使中国知识分子的思考能增加几分现实感。
《黄河边的中国》前言
奉献给读者面前的这部书，可以说是《当代浙北乡村社会文化变迁》（1995年12月第1版上海远东出版社）的姐妹篇。这对姐妹，神应契合，貌却相异。说其“貌异”，是因为这两部书的调查范围、时间跨度与叙述体例各不相同；说其“神合”，是因为这两部书有着共同的企盼，即为我们直接身处其内并搅得我们心神不宁的社会文化急剧变动过程提供一点真切的感受与切实的理解。
观察转型过程中的中国社会，可以有两个不同的“视点”（或说“立场”），每一个“视点”可以有两个不同的“视角”。第一个“视点”的两个“视角”是：“从外向内看”与“从上往下看”；第二个“视点”的两个“视角”是：“从内向外看”与“从下往上看”、何谓“外、内”“上、下”？所谓“外”，就是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范畴。
“由外向内看”，就是通过“译语”来考察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过程；所谓“内”，即中国自身的历史与现实尤其指依然活跃在人们头脑中的习惯观念与行为方式中的强大传统；所谓“上”，是指中央，指传递、贯彻中央各项现代化政策的整个行政系统。“从上往下看”，就是通过“官语”来考察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过程；所谓“下”，意指与公共领域相对应的社会领域，尤其是指广大的农民、农业与农村社会、所以，“从内向外看”与“从下往上看”，就是站在社会生活本身看在“官语”与“译语”指导下的中国社会，尤其是中国农村社会的实际变化过程。这两个“视点”具有相同的重要性。虽然由于“视点”不同，“视域”各异。但可相辅相成、共同深化我们对自身所处的社会状况的认识。就我本人的经历而言，却有一个“从外向内看”到“从内向外看’”的认识转移。1988年前，我一头钻入“译语”。在“译语”中，不仅有着令人兴奋的成套价值目标，也为我们提供各种认识工具。然而，源于西方社会的价值目标能否作为我们民族的“应该”而铸入到中国社会现实中去？光停留在“应该如何的多嘴多言之中”（黑格尔语），不如去研究“应该”何以悬浮于嘴上而难以进入实践的社会方面根源，源于西方社会的认识工具一旦移译到中国，也往往失其所指而单纯成为“应该”。无所指而强为之指、或削足适履、或指鹿为马。这番经历，使我认识到，必须走出“译语”，从另一端去观察中国社会。1988年10月，我与我的朋友打点行装，重新返回农村。前后四年，便有《当代浙北乡村社会文化变迁》一书的出版。1996年5月，我只身来到河南，漫游中州大地，沿途所看、所听、所谈、所思、所虑便是这部《黄河边的中国》。
中原乡村社会是“向内、向下看”的理想场所。这不仅是因为中原乡村相对于“现代化”起步较早较快的沿海地带而言属于“内地”的范围，乡村社会相对于政府而言属于“下”的范围，更因为这片古老的黄土地是我们中华农耕文化得以发源、定型且延绵不绝的基地。传统从来就是一种现实的力量，它既记录在历代典籍之中，也活在人们的观念、习俗与行为方式之中、并直接影响着各项制度的实际运作过程，不管这些制度是用什么样的现代名称。因而，在某种意义上，所谓“从内向外”“从下往上”即从传统的角度去看现化化过程，这一视角的重要意义在于：中国现代化的目标、实现途径及速率，归根到底是受中国农民、农业与农村现代化的目标、途径与速度所制约的。
对于乡村社会调查来说，第一个大问题是如何“入场”，第二个大问题是如何保存“现场”。对于调查者来说，中国逐级划定的行政区划差不多是各级“诸侯封臣”的“封地”，在大小“封疆”上，到处树立着一块无形的“闲人莫入”的告示。官吏的防范与村民的疑虑足以使陌生的调查者裹足难前。正式的“入场”方式只有一途，那就是通过官方的许可与支持，自上而下地逐级深入。这一“入场方式”的缺陷是，“入场”环节太多，应酬耗时太多，且官员陪同入场本身极易“破坏”现场，从而使调查失实。另一条非正式的“入场”途径是：启用亲友关系网络。依据这条传统习惯所认可的途径，既可“入场”，又能“保存现场”。此次中原调查，我就是沿着市、县党校各位的朋友们所提供的“亲友关系网”而直达村落、农舍的。
访谈式的田野调查，既不是单纯地按预先拟定好的理论框架去收集资料，也不是根据调查资料归纳出一般的结论。一切预设的理论框架差不多直接或间接地来源于“译语”。有了它很可能套裁“事实”，从而歪曲真相；没有它，我们甚至无法发现“社会事实”。为了解决社会调查过程中必然遇到的这个“两难问题”，我所采取的方法是：暂时把预设的理论框架“悬置”起来。所谓“悬置”，既非“抛弃”，又非用以套裁社会事实，而是让一切可供借用、参考的理论、概念处于一种“待命”状态，调查者本人则时时处于一种“无知”与“好奇”状态，直接感受社会生活本身。“无知”是相对于“熟悉’而言的，而“熟悉”，或“习以为常”恰恰是理解的最大敌人。只有“无知”、“陌生”而引起的“好奇”，才能让开放的心灵去直接感受来自生活本身的声音，然后去寻找各种表达的概念。调查过程，其实是“理论”与“经验”两个层面往返交流，相互修正、补充的过程。只有通过这条艰辛之路，才能指望找到能够理解社会生活的真正理论。
然而，我并没有找到能够有效地解释农村社会并指明现代化出路的理论。我期待于这部“记实’”的，只是替中原乡村社会保留一段信史，恰如摄制若干照片。在所看、所谈之中，夹杂着一些思考，这些思考远未形成理论，更多的是一些关切与忧虑。在中原大地沿路凡一切有墙的地方，差不多都写着诸如“大跨度，超常规，争一流”，“谁发财，谁光荣；谁贫穷，谁无用”之类的口号，一向“知足常乐”的村舍与村落也概无例外地卷入竞逐财富的攀比之中。各级政府官员都在制定雄心勃勃的追赶计划，然而，实际状况是日益庞大、逐渐凌驾社会之上的地方政府到处在与农民争食那块很难做大的老蛋糕，地方财政用于“吃饭”、“办公”尚且拮据，逞论“办事”。恰如陷入泥潭而高速运行的车轮，无法推动车身前进，徒耗能源而已。看来，单纯的超赶战略，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我们应该把注意的重心从“应该”如何转到“是怎样的”及“可能如何”方面来，并重新确立我们的“应该”──确定我们民族的主体意识与主体目标。这是一个关涉到我们民族前途与命运的大问题。的确，穷有穷病，富有富病，与穷病、富病相比，穷而急富之病更为可怕，因为此病可能使自我迷失，结果便是“邯郸学步”或“东施效颦”。
该项调查得到上海市现代管理中心宴小宝先生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真诚的谢意，在确切的意义上说这部著作乃是一项集体写作。河南大学的孟庆琦处长，徐义明博士；开封市委党校的程子良副校长，李永成老师，汤小平老师；驻马店地委党校的杨安民老师、吕老先生；信阳市委党校的马聪教授等等，正是在他们的陪同下带我“入场”，他们的学识给我以启发。至于此次调查所及的十数县，廿来个乡镇，数十行政村的无数官员，干部所给予我的信任与支持，实非“感谢”一词所能表达我的感谢之情。我曾借宿蹲点的农户与村民们所提供的材料，更是构成本调查的主要内容。我只不过是这部“集体创作”的执笔者而已。倘若“实录”有误，其责在我。可惜的是，在一个依然充满忌讳的文化中，我不能一一实录其地与其名。
按原来的计划，全书分成三大部分：一、总报告与若干分报告。二、逐日访谈记要。三、历史与理论。结果取消第一、第三部分，只保存第二部分。出版界的朋友们建议：第一部分的内容全都包括在第二部分之内，似无必要归类论述；第三部分似乎要在第二部分的基础上“拔高”到历史与理论高度来论述，大有替代读者思考之意，似也不必。逐日访谈记要，引领读者进入调查者的所观、所闻、所谈、所思、所虑，或有一种身临其境的真实感。他们建议：给每日所记增加内容简要作为标题，便于读者翻阅；删除一些忌讳语，以便出版。我接受行家们的上述建议，并在此一并感谢。
曹锦清
1998年12月1日
（曹锦清着《黄河边的中国－－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 《中国与世界》 二○○一年一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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