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财政分配不合理，是导致农村教育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工商、税务、银行、邮电、铁道等垄断部门修建的学校里，大部 分学生是内部职工的子女，这些学生在毕业以后，又能轻而易举地进入这 些垄断性的行业就业，从而形成了一个靠垄断国有资源、垄断教育机会， 进而垄断就业的利益集团，使他们在获取社会地位与财富方面远远超过农 村孩子。”
一位曾在乡村中学任教的老师说：他在５年前就预感到乡村教育的发展，将会变得越来越艰难，有可能使很多农村少年儿童无法获得公平的受教育机会。事实上现在农村教育出现的巨大断裂与危机已使许多农村少年儿童“望学兴叹”，以至不得不离开学校。
首先，在学校的办公经费上存在严重不足，如我的家乡（湖北）一个镇里的一所中学有５００多个学生，每年收取各种学杂费共约４０多万元，当地教育主管部门就从中拿走一半，据说是“管理费”，剩下的就是学校的办公经费。但是学校的校舍维修与其它基础设施建设的开支等往往是巨大的，而且上级主管部门要求学校达到所谓国家规定的“普九标准”，如图书室、物理、化学等实验室。可是剩下的经费，是远远不足以维持这些开支的。但达不到上级要求的“普九标准”，学校领导就要受到批评，这样就给学校带来很大压力。为了应付上级的普九检查，在经费不足的情况下，学校只好违心向私人借高利贷来修建设施。等到债主找到学校索债，学校就从新学年收取的学杂费中，提取一部分支付债务。
这个镇有一个乡村的民办小学校舍本来可以继续使用，可当地的主管部门却说这些小学没有达到“普九标准”。迫于压力民办小学的校舍不得不拆掉重建，而村里农民的收入极其有限，在一时筹集不到资金的情况下，村里只好负债建校舍。等到校舍建起来后，十几万元的债务就背上了，承担这笔债务的自然是村里的农民。
还有一些地方主管教育的部门，竟不顾农村的贫困状况，要求一些小学、中学建成“花园式”学校，“园林式”学校，并说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普九标准”，此种做法无异是在加速乡村小学、中学背上更沉重的负债。另外，一些学校还要应付上级主管部门的各种检查，一所中学在接待上级检查一年所花的招待费，就得１万多元。
据悉，这个镇上的４所中学都负上了债务，最高的达到３０多万元，由于是向私人借的高利贷，每年利息就达４万多元。
如此沉重的债务，给乡村的小学、中学蒙上了一层阴影。一到开学时期，债主就找到学校索债，以至校长、教师都不得安宁，甚至不得不想办法外出避开债主。
一所乡村民办小学购买的桌椅，已过了３年还没有付钱。一旦债主把学校告上法庭，而法院按照法定程序判决执行的话，那么这所小学的处境将更加不堪设想。
我们不禁要问：中国还有多少个乡村小学、中学负上了沉重的债务，这些债务加起来共有多少个亿？这些负债的学校反映出一个什么样的社会问题呢？
他们难以承受高昂的学杂费
这些在乡村小学、中学默默地奉献了１０多年，甚至３０多年的教师万万没有想到，在中国进入２１世纪时，他们还要面对学校的沉重负债，这不能不说是中国乡村教育的一大悲哀，也是整个民族的悲剧。
本来新建的乡村小学、中学都是农民用血汗钱集资建起来的，按道理说，农民的孩子可以轻松地走进这宽敞、明亮的教室，可以无忧无虑地去读书，然而更为沉重的压力很快向贫困农民的孩子压来。
首先是学杂费一年比一年增多。许多村镇政府之所以要把学杂费制订得一年比一年多，是有他们的意图的。由于农村有的地方相当贫困，导致经济发展落后，在财政支出吃紧，教师工资难以发放的情况下，当地政府通过从收取的学杂费中提一部分来发放教师工资，以弥补财政亏空。
从１９８９～１９９９年１０年间，许多农民的收入处于停滞不前的状况，但各种摊派却逐年增加。一些地方官员为了爬上更高的位置，不顾农民在贫困中挣扎的现实，竟然虚报农民的年收入或工业产值。以一家５口人种３亩田计算，这家农户每年就得交１０００多元的摊派，即使这家农户把收获的粮食全部上交，也只能勉强完成摊派任务。
在上交了各种摊派费用以后，农民的生活就变得举步维艰。在２０００年的新学期开学，这个镇的镇政府规定村办小学每个学生交２５７元、中学４９０元，高中５５０元，如果家里有２个孩子上小学，一个孩子上中学，那么一年下来就得交２０００多元维持３个孩子的读书开支。
可想而知，在农民上交了各种摊派费用以后，很难拿出这么多钱让孩子上学。因此，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可悲的场面：一方面是农民用自己的血汗钱修建校舍，另一方面是学生害怕高昂的学杂费而不敢踏进学校。
在众多的收费中，还有一项防疫费，每个学生收５元，这是当地卫生部门对学生收的体检费，可有些学生反映从没见过卫生部门来学校搞体检。
对于教师来说，他们也搞不清楚为什么学杂费逐年增加，他们只是被动地按上级下达的文件办事。其实，既然民办小学是村民们自己集资修建的，那么村民们就有权决定本村小学的收费标准，他们可以按照最有利于自己孩子上得起学的标准来制订学费。
可是在决定民办小学的收费上，有决定权的却是当地政府，他们制订的收费标准远远超过了农民的承受能力，其目的是把增加学杂费当作是获取财政收入的一种手段，而学校也希望能多收学杂费来偿还债务。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不管是否有承受力，也得接受。虽然农民应该对收取的学杂费有知情权，可大多数农民根本不知道这些学杂费到底用在什么方面去了。
因此，在沉重的学杂费压力下，很多农村孩子在刚读完小学后，就再难以跨进中学，在一个几千人的村子里，已很难看到读到中学毕业的学生。
这些不得不放弃接受教育的乡村孩子，其年龄一般处在１０至１６岁，他们将成为２１世纪被耽误的一代。
虽然现在这些失学的孩子还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不能接受教育？为什么没有人真正为他们的教育负责？但终有一天，这个社会将因为他们不能接受教育，而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谁给乡村学生增加负担？
每当新的学期开始，学生拿到的教材就有十几种，有些是学生根本用不着的。在这些强行要学生购买而又无用的教材背后，可以发现一个巨大的利益交易，那就是一些出版部门与当地主管中、小学的教育部门，把学生当作是一个获取巨额利润的群体。
先是一些出版社出版一些辅导教材，然后由主管教育的部门把这些辅导教材送到各中、小学，在新学期开学时，连同正规教材一起卖给学生。据悉，一个小学生上交的课本费里，就有３０多元的非教材费。
相对于城市家庭的收入，这些杂费所带来的压力还能承受。但对于乡村学生来说，这种压力可能会让他们离开学校。而且，有些课文虽然小学生必须要学，但在乡村小学里已是形同虚设，如美术、音乐。由于美术、音乐老师在乡村小学极为缺少，这些课程往往形同摆设。
本来，当地的教育部门应该最大限度保证以最少的费用，让每个乡村孩子上得起学，以实现普九的目标，可是他们的做法与这一目标并不相符。
传播知识的沉重与悲哀
许多在乡村学校任教的老师，其本应获得的利益往往也很难实现。如一个乡村中学教师，其工资加各种补贴，一个月应得到７００多元。可是，由于地方财政支出有限，他只能拿到４００多元，但他的工资表上依然写着７００多元。这是为了应付上级检查时，表明他们已足额发放教师工资。
１９９９年中国政府实施增加公务员工资，可是一些在乡村任教并转正的老师，只拿了半年、甚至３个月增加的工资，后来地方政府就停止发放了。原因是地方财政吃紧、无力增发工资。很显然，这种做法直接损害了教师的利益。
不仅如此，一些在乡村学校任教的老师还要承担一些摊派，如修建公路、地方报纸的征订，这些摊派费用直接从教师工资中扣除。一个教师说他每年就要支付４００多元这样的摊派。这种摊派根本不同教师商量，如同强盗在拦路抢劫。而这些教师很难找到有效途径，去解决自己遇到的不公正。
如果说乡村中学的教师还受过一定师范教育，那么乡村民办小学的教师，大部分是初中还没有毕业。这些教师对教育心理分析，儿童智力启蒙，教学管理等知识都很缺乏。这些低素质的教师又怎么能够给儿童以高质量的教育？
每年虽然有些师范学院的毕业生回到乡村学校任教，可当地政府却无力接受这些毕业生。原因是这些毕业生来乡村任教，其工资住房、福利待遇等要由当地政府支付，而当地政府往往以经济困难为由拒绝这些毕业生来乡村任教。
当优秀的教师因这种体制不能进入乡村学校时，它一方面导致教育资源被浪费，另一方面导致少年儿童接受知识的领域变得狭窄，使知识在乡村不能广泛地传播。一个学生在优秀教师的启导下，可以接受高质量的知识，可以领悟到自己在社会存在的价值，而在一个低素质的教师主导下，他获得的知识就十分有限。这是一个接受知识的效率的问题。正是这种低效率、低质量知识的传播，使农村人口的素质提高变得非常缓慢。
而另一方面，民办教师的处境却非常艰难，有的民办教师日复一日地教了３０多年，盼望着所谓的“转正”，因为“转正”意味着身份的改变，以及经济利益的实现。
可是由于对教育投资不够重视，以及对教育经费的挪用，使地方政府难以给这些民办教师以“转正”机会，这就意味着大部分民办教师的地位无法改变，经济利益也很难实现。
一个民办教师，辛辛苦苦教上一年，工资才１２００多元，当民办教师的工资不足以维持家庭生活时，民办教师还得种上几亩田，干起沉重的农活，这就使得民办教师背上了双重压力，既要搞好教育，又要种田养家糊口，与此同时，还要承担各种摊派杂税。
在农村，第一批民办教师是从建国后就在乡村任教，正是由于他们勤奋执教，才使知识在乡村得以极大传播。然而岁月流逝，他们如今已是６０多岁了，该退下来好好休息一下，但是由于他们没有转正，退休费，医疗费等福利都没有保障，使他们的晚年生活陷入危困中。为了这点退休费，许多民办教师一级级向上申诉，但有些民办教师连上访的路费也难以凑齐。他们奋力的抗争是希望社会给他们一个满意的回答，是在唤醒社会的良知、公正。
尽管这些民办教师没有转正，但事实上他们执教了３０多年。一个社会如果忽视他们付出的辛勤劳动，不给他们以合理的回报，那么这个社会谈何理性、正义、公平？事实上正是由于这批民办教师的退休费得不到保障，已使许多年轻的民办教师不敢再步他们的后尘，这就使得农村教育的发展充满了重重障碍。
教育一直在农村出现断裂
自５０年代以来，消除农村文盲的呼声就不断，但是让每个人都能接受九年制义务教育却依然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
在农村７０多岁的人，是属于绝对文盲的一代，他们的生命正从贫困的黄土地上走向消逝，他们根本没有感受过什么叫“知识就是力量”。
５０年代出生的人基本上过小学，可当他们进入中学，并有望成为新中国第一批有知识的劳动力时，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打破了他们继续求学的梦想，他们很快被卷入那个时代的潮流中……
６０年代出生的人，在１０年“文革”结束后，迎来了接受教育的春天。他们从小学读到高中，甚至有的考上大学。不过，那时学费才几元钱。但随着农村责任制的推行，这个短暂的教育春天很快消逝了。
７０年代末至８０年代初出生的人，其年龄平均在２０多岁，他们正赶上从商品经济向市场经济时代迈进，如果他们能接受良好的教育，极有可能成为推动农业现代化的一代。
但是急剧增加的学杂费以及为摆脱家庭的贫困而出外打工的想法，使他们在中学还没有毕业时，就急匆匆地走入了社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代人的父母有的过去还能读到高中毕业，相比之下，他们初中还没有读完，接受的教育还超不过他们的父母，这真是一个莫大的悲哀。
教育资源分配极不公平
中国农村教育的危机实际上是教育资源分配极不公平造成的，而背后又是公共财政分配不合理带来的。我们可以看到各部委、各级政府、银行、电力、交通、税务、工商以及大企业的办公楼、宾馆、饭店都装修得比较豪华，因为这些机构拥有支配资源的权力，并利用部门掌握的权力，最大限度地实现部门利益，或者能够从财政分配计划中，优先得到所需的资金。
所有占有资源权利的机构，可以凭借这种占有优势进行资金调用，如修建内部职工住房、子弟学校、医院、宾馆等，以供自己部门人员占用。
一些垄断行业通过修建学校，使自己的子女能获得更好的教育机会。如在工商、税务、银行、邮电、铁道等垄断部门修建的学校里，大部分学生是内部职工的子女，这些学生在毕业以后，又能轻而易举地进入这些垄断性的行业就业，从而形成了一个靠垄断国有资源、垄断教育机会，进而垄断就业的利益集团，使他们在获取社会地位与财富方面远远超过农村孩子。但是，广大农民不具有占有国有资源的机会，也无力争取这种垄断资源，在教育资源的分配上，城市人口的教育需要被优先满足，而农村人口得到的教育资源非常有限，远远无法满足９亿农村人口接受教育的需要。
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公平，使千百万农村少年儿童处在教育资源非常短缺的环境中，而无法接受良好的教育，这不仅严重阻碍了农村少年儿童智力的提高，而且使农村青年在获取个人发展机会方面变得很困难。
由此可见，公共财政分配不合理，是导致农村教育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这就要求公共财政分配决策者应高度地认识到９亿农民接受教育的重大问题，并且要改革财政分配体系，最大限度地改变农村教育资源不足的状况。
改变教育危机的战略
毫无疑问，靠当地政府拿出有限的资金来办乡村教育，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满足广大农村青少年对教育的需求的。而且当一些穷困的县、市、乡镇在财政支出面临吃紧的情况下，还会首先把教育经费挪用或减少对教育的投资，从而使农村青年想获得教育的愿望一下子破灭。从为普九达标而使乡村小学、中学负债累累的事实中我们可以看出，地方政府对教育的支持显得很苍白，而中央财政为乡村学校的建设也难以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结果承受这个负债的是贫困的农民。
为了提高国民素质，政府有必要把改变农村教育危机当作是一个最紧要的问题来解决，并参照国际上的先进教育体系的经验，迅速制定一个改变农村教育危机的战略，这个战略包括：
——迅速成立一个“农村教育调查委员会”，其目的是查清乡村小学、中学的负债状况以及拖欠教师工资的问题，对于因校舍建设而负债的学校，由中央财政统一拨款支付，以确保乡村学校正常运转。
——迅速建立投资办教育的开放机制，鼓励私人投资办学校，这是补充政府投资教育不足的一项重要措施，包括非政府组织、私人企业、社会团体等。
——教育管理权下放，增加学校在教育方面的决策权，鼓励公办学校和私办学校竞争。向办学机构提供低息融资（政府给予部分补贴），并无偿提供土地。
——在中国贫困的农村地区，迅速实施九年制义务免费教育，政府可以负债的形式投资修建农村学校，如发行教育债券，从国际机构寻求贷款。义务免费教育的学校，其办公经费由中央统一预算、统一拨付。
——中国农村目前未转正的民办教师的月工资不低于３００元，已退休但未转正的民办教师退休费每月３００元，由中央财政统一拨付，以确保他们的经济利益。
——迅速改变农村民办教师素质问题，由获大专学历的毕业生来乡村小学任教，替换不合格的民办教师，在乡村小学、中学，实行校长竞选制，由学生、教师、村民共同参与选举，使其产生对教育真正负责的校长。
－－原载《南风窗》，《隧道》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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