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编者按：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造成三千万人饿死的大饥荒，河南信阳是受害最惨烈的地区，数百万人口饿死超过一百万人，中共至今仍在掩盖历史。本文以大量可信资料描述信阳事件惊人的始末，毛与中共各级干部的罪行昭然若揭。）

　　一九六○年大饥荒时“大批农民非正常死亡”的情况，今人已难以想像。据当年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张文才回忆：“有些地方甚至饿殍遍野，总理为此忧心如焚”。

　　在大跃进前一年的“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分子的作家白桦是信阳人。他当时正在上海郊区的一家工厂劳动改造，同居一室的同乡从信阳探亲回来，对他讲了如下一段话：

　　我刚从咱们家乡回来……俺家里的人都饿死光了……只剩下俺姑，她的儿子也死了……她咋活下来的呢？……有一天夜里，一只饿得只剩两张皮的猪冲进她的院子，她连忙关上门，一棒就把饿昏了的猪敲死了，连夜剥了那头猪，埋在地下，每天下半夜起来挖出一块烧烧吃。她不敢给她那个五岁的孩子吃，怕他说出去。一说出来，村子里还活着的人就会冲进来和她拼命，会打死她，要她把猪肉拿出来。她眼睁睁地看着儿子叫着“饿呀！妈妈！饿呀！妈妈！”一直到死……人变得那么狠心，可她有啥法子呢！只能这样。

　　当时，信阳地区“一个村落一个村落的人被饿死”（白桦语）。仅息县就有六百三十九个村子死绝。固始县“全县无人烟的村庄有四百多个。”“死绝的户数，光山县就有五千六百四十七户，息县五千一百三十三户，固始县三千四百二十四户。”

大跃进和高指标强征粮食

　　“信阳事件”是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和“反右倾”两个运动的直接产物。

　　一九五九年三月，中共中央无视农业生产历来丰、平、歉交替的事实，在上海会议上决定当年征购一千一百五十亿斤，这是五八年的标准，但实际上五九年全国粮食大幅减产，中共不思削减征购计划，反而比计划的征购数又多了二百亿斤，这一千三百五十亿斤的征购粮，就成为大饥荒的根源。全国农民人均留粮在五九、六零两年己急剧减少,从五七年的二百五十斤减少到一百七十四斤。

　　五九年粮食减产百分之十一，征购数却增加了百分之十四点七。按当时的农业生产力，农村粮食的商品率仅百分之二十几，不超过百分之三十。而五九年全国征购的粮食占量的百分之四十。其中相当一部分不是如中共说的农民自愿“交售”的“余粮”，而是各省、地区、县、公社各级党组织执行毛泽东的指示“反瞒产私分”，层层相逼，用专政的办法强行从农民那里搜刮走的口粮。

　　对搜刮农民口粮这一点，毛泽东十分清楚。他在五九年七月五日给征粮的干部指示说：“告诉农民，恢复糠菜半年粮”。他的逻辑是“苦一年、两年、三年，就翻过身来了。”这等于许可各级党组织强行从农民嘴里挖口粮。挖走一半，用糠、菜替代就是了。

　　结果，一九五九年全国农民的人均粮食占有量仅及五八年的百分之七十七。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起开始，各地人民公社的食堂相继缺粮。到一九六○年初，“非正常死亡”遍及全国农村，无可遏制。

河南省是大跃进的红旗

　　当时的中共中央委员范文澜曾说：“在大跃进中哪一省卫星放得最多，那一省的灾荒就最严重。”河南就是卫星放得最多的省份之一。据当时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罗荣桓元帅说：因为征调农民去“全民炼钢”、“大办工业”、“大办水利”，五八年秋季收获时全省有一半粮食毁弃在地里未收入仓！五九年减了产，全省实产九百七十五万吨，但省委的估产高出实产数一倍多，征购了三百七十五万吨，占实产数的百分之三十七。这是饿死人的主要原因。

　　河南省各地饿死人的情况不一，并不一定信阳地区的每个县都比别的地方严重。譬如南阳地区淅川县，两年间人口就减少了五分之一，不亚于信阳地区。同属南阳地区的唐河县五八年曾创造全国第一颗小麦“高产卫星”，结果粮食被大量外调。当农民断粮，县委第一书记毕可旦醒悟过来，要求上级拨粮救急时，南阳地委无动于衷，反批评毕可旦“反瞒产私分”不积极。结果他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农民饿死。到了一九六一年，该县人口锐减了十一万四千。在淅川等邻县的三个县委书记、县长因饥荒死人被捕，上报中央等候批准枪决时，毕可旦风闻自己将被解押南阳，“很可能枪毙”，便领着全家六口人半夜跳了井。夫妇二人及三名女儿溺毙，仅年方十四岁的儿子毕剑增被母亲顶上水面逃生。

　　还有许昌地区。一九六○年底，毛泽东指定他身边的几位工作人员到信阳去调查。可当这一行人于一九六一年一月中旬到达河南时，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生怕他们看到真实情况，把他们安排到了许昌专区的鄢灵县。据他们回忆，虽没看到信阳地区饿殍遍野的惨况，还是看到了鄢灵县“农民大量挨饿、生病、死亡的凄凉后果”。

　　一九九八年诺贝尔奖得主旅美物理学家崔琦是许昌地区宝丰县人。中共上台时姐姐将年仅十六岁的崔琦接走，逃到香港，辗转到了美国，成为一名科学家。而留在家乡的父母都在一九六○年前后的大饥荒中饿死。在记者采访中被问到一生中有无后悔之事时，他这样说：“若自己不出国，或许父母亲就不会在大陆双双饿死了。”说着流下了眼泪。

“反瞒产”把农民逼上死路

　　信阳地区又是河南省卫星放得最多的地区，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就出在该地区的遂平县。五八年的收成“由于大炼钢铁等误了农时，没能及时收割，损失了百分之十左右的粮食。”五九年因天旱，大歉收，实产粮食二十多亿斤（一说三十二亿斤），仅及大丰收的五八年的一半。但地区各县都虚报产量，汇总到地区成了七十二亿斤，又是个“特大丰收年”。征购量当然就照此虚报数增加。这样留给农民的粮食就大幅度减少了。信阳县是个典型的例子（如表）。

　　这是新编《信阳县志》公布的数字。与全国农村的情况一样，产量减少，征购数却增加，结果全县人均留粮（含口粮、种子粮、牲畜饲料粮）比五八年减少了百分之三十。但《信阳县志》同时公布的非正常死亡数为五点一万人，占人口百分之九点一。很可能实际人均留粮数低于全国平均数一八五公斤。　
　
　　产量减少，征购数却增加。这是怎么做到的呢？那就是“反瞒产”的结果。根据毛泽东“反瞒产私分”的指示，信阳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动用民兵，指示指挥各县委挨门逐户搜查据说被农民和基层干部“隐瞒”、“私藏”了的粮食。

　　搜不出粮食，便刑讯拷打。潢川县涩港公社党委副书记韩得富打过三百多人。在潢川县委召开的万人大会上，县委第一书记梁德柱亲自动手打人。六千名到会代表都已饿得衰弱不堪，有个农民代表当场死亡，抬走，尸后接着开会。会议结束，又有十几人死在回家的路上。全县先后饿死了五万六千多人。

　　为了追逼粮食，许多干部成了人性灭绝的禽兽。息县防胡公社妇联主任黄秀莲割了四个社员的耳朵，其中一人死去。光山县用罚冻的刑罚逼迫农民交出粮食，槐树店公社有十三个孤儿活活被冻死在山上。罗山县彭新公社有十七名预备党员，十六名在反瞒产中打了人的都光荣地转了正，只剩一个不得转正，因为他没打人，“反瞒产”不积极。

　　在“反瞒产”过程中，信阳地区逮捕了一万多人，其中七百多人死在拘留所和监狱。劫掠了农民的口粮、种子粮、牲口饲料粮，征购任务圆满完成。譬如息县产粮五千万公斤，征购了二千七百五十六万公斤，占产量的百分之五十五。

　　全信阳地区征收了十六亿斤，达当年产量的一半。结果农民的全年口粮平均只剩一百多斤，仅够食用四个月。潢山、光山等县，口粮甚至不足三个月。未到一九五九年底，大批公社食堂就已断粮停伙。五十年代担任过上海市财政局长等职、因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到信阳地区商城县劳动改造的顾淮在日记里写道：“严冬未届，路旁已见冻死之骨。”

　　路宪文怕真实情况传到外界，指令各县，“不准农民生火做饭，不准外出逃荒要饭，不准向上级反映情况。”各县派民兵封锁村庄，街头、交通要道都设了关卡。农民无处可逃，只剩下饿死一途。这就是后来中共确认的“信阳事件”。

　　对信阳事件，如今官方的正式说法是：

　　“信阳事件”是指一九五九年十月至一九六○年四月发生在信阳地区的大批农民群众饿死的事件。当时信阳地区所属十八个县（市），有十五个县（市）出现大批农民非正常死亡。

　　“非正常死亡”是“农民群众饿死”的代名词，是官方描述大饥荒的定型字眼。

　　信阳地区的非正常死亡数，按官修《信阳综览》和《信阳地区志》发表的数字统计，非正常死亡的人数为五十万人。但这个数字绝对不实！实际的非正常死亡远大于此数。

非正常死亡百万人以上

　　信阳地区辖信阳市和固始、光山、淮滨、潢川、罗山、确山、上蔡、平与、汝南、遂平、息县、新县、新蔡、西平、西峡、信阳、正阳十七个县。该地区部分县的非正常死亡数近年已被陆续披露，譬如新编《信阳县志》记载：非正常死亡五点一万人，占人口百分之九点一。《西平县志》记载饿死约四万人。截止一九六○年春，正阳县饿死八万多人，新蔡县死亡近十万，汉川县先后饿死五万六千多人，。《息县志》记载一九六○年内非正常死亡十万七千余人，占该县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五点七。

　　临靠淮河的淮滨县，平均每年正常死亡四千人，《淮滨县志》载：一九六○年死亡十点二万，九万八千人非正常死亡，为该县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五点九！每四个人就死了一个。当时的信阳行署专员张树藩的秘书余德鸿是淮滨县人，半个月内余的父亲、母亲、伯父、伯母先后死去。据张树藩说：余德鸿老家的村西头饿死了一半多，有不少户饿死都没有人抬。

　　上述七个县的非正常死亡为五十二点六万。其他十个县，新编罗山、西崃、新县的县志均载非正常死亡万人左右，可能属于官方说的情况不那么严重的县。此外七个县情况可能与上述七县类似，即死亡人数超过五十万。光山县死绝了的户数比息县多，非正常死亡数可能也大于息县。由此可以推断，全地区非正常死亡总数应在一百万左右。

　　张树藩在其遗作中说，一九六○年二月时他曾估计饿死的人数在二十万至三十万之间，但后来中共中央纪委书记董必武派了一个调查组到信阳，“最后结论是饿死的数字比我估计的要多好几倍。”

　　大概出于政治顾虑，对这个“多好几倍”，张树藩没有详说。但是这可以佐证笔者一百万的估算不会过高。而《信阳综览》、《信阳地区志》的数字毫不足信。

　　关于信阳地区的非正常死亡，据说中共内部还有一本账未公开：“第一次统计是八十三万人……第二次统计查出九十七万；上级估计在百万人以上。”当年董必武派的调查组回北京汇报后，副总理李先念和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率领工作组于一九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到达信阳。调查了五个月后，工作组组长陶铸在一次讲话中说：“我看死亡数字就不要再统计下去了，已经一百多万了。……”

　　信阳事件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一九六○年底毛泽东指定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去信阳调查时说：“那里开始好转，又有救济粮吃，对你们身体会要好些。”的确，一九六○年底时事件已基本结束。

嫁祸于“敌人”大小祸首免惩罚

　　一九五八年秋大跃进高潮中，毛泽东曾在武昌会议上谈到一九五六年广西饿死数百人、第一书记陈漫远被撤职之事：“广西死了人，陈漫远不是撤了吗？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结果还不到一年半就真的死了人，虽然不到五千万人，却也有三千万。毛泽东当然不再提撤职、砍头的事。既然毛泽东不必对他一手制造的灾难承担责任，本应对各省的“非正常死亡”承担责任的省委书记们也就都轻易地逃脱了惩罚。

　　“信阳事件”刚暴露时，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为保自己，逮捕了路宪文和信阳地区的八个县委第一书记。按一九八四年时的河南驻马店地委书记王德政说：“从地委书记一直抓到生产队长”。但不久，全河南省的问题的严重性被揭发，他也被撤了职。

　　不过，毛泽东明白，吴芝圃和路宪文虽应承担具体罪责，但若仔细追究，势必牵涉到祸源：大跃进、反右倾。尤其吴芝圃一贯积极追随毛泽东，是毛麾下的大跃进积极份子。所以毛泽东能保则保，无意严惩。一九六一年三月中央在广州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吴坐在后边低头不语，毛泽东高声与他打招呼：“芝圃同志，犯了错误，还是要抬起头来。坐到前边来嘛！要看到光明啊！”这样，吴芝圃不仅中央委员的头衔都没丢，而且不久就又调任中南局书记处书记，只比原职低了半级。

　　像吴芝圃这样的饿死数百万子民的一方大员，还有四川的李井泉、甘肃的张仲良、山东的舒同、安徽的曾希圣等等。他们都是大跃进和反右倾的积极份子，所以都轻易地逃脱了惩罚，一个也没有受到法律制裁。

　　“信阳事件”本是共产党干部的“业绩”，可是中共信阳地委却说是敌人搞破坏造成的。一九六○年十二月，信阳地委写了个报告送河南省委并报中共中央，嫁祸于十年前就在“土改”中被消灭了的地主、富农：由于地主、富农在土改时“漏了网”，“大批地混进了革命阵营内部”，“实行反革命阶级复辟”，“封建势力大大作怪”，造成“群众生活异常困难”……。言外之意，坏事都是混进共产党的“漏网地主”、“漏网富农”干的。因此必须“进行彻底的民主革命补课，像土改一样……把领导权夺过来。”

　　一九六一年元旦那天，毛泽东把该报告批发全国，说那“是一个很好的文件”，全国“都应照此执行。”这样，千百万人饿死的人祸被悄悄拨到一边，全国都大搞起“民主革命补课”运动。

　　全国农村补划了大批“漏网地主”、“漏网富农”、“反革命”、“坏份子”，平白增加了许多敌人。譬如四川大邑安仁公社金光大队仅一百二十多户人家，新补划的“地主”就多达十五户，其中九户被“扫地出门”，房屋没收。另外又有八户农民被补成了“漏划富农”。陕西长安县一九四九年土地改革时划定二千七百余户地富，运动中又补划了三千二百七十一户。

　　邓小平老家所在的广安县协兴区，二十多人因重新划分阶级成分而自杀。死者之一邓绍华是与邓小平的父亲邓绍昌同辈，算是邓小平的叔叔。他本是个自耕农，有部分多余土地出租。被定为“戴帽富农份子”，没收房屋，扫地出门后，跳水库寻了死。

　　路宪文把持的中共信阳地委制造了信阳事件，路宪文垮台后，新的中共信阳地委又制造出地主富农“实行反革命阶级复辟”的神话。既保护了大批极左残民的干部，也保护了毛这个造成大饥荒的最大祸首。

　　“民主革命补课”还没搞完，“四清”运动就开始了。“四清”尚未结束，文革之火已经燃起，又有数百万人成了新的阶级敌人，又有数百万人成了毛泽东的革命的牺牲品。

信阳县人均留粮表（含口粮、种子粮、牲畜饲料粮）
1958年1959年增减数
粮食产量（万公斤）1812814373减少3755
征购与外调（万公斤）34174029增加618
全县留粮（万公斤）1471110344减少4367
农村人均留粮（公斤）263185减少78

（作者为旅美学者，著有《阳谋》、《人祸》等，本文原载三月号《开放》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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