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何种原因，在阖家团圆的大年三十有5个血肉之躯把自己交给烈焰，都是一个悲剧。更悲惨的是，当局展示他们，作为它所指责的所谓法轮功“邪教”“反人类”的铁证；法轮功拒绝他们，怕受他们的连累，不承认他们是法轮功信徒。于是，捐躯者成了冤鬼；火余者成了弃儿。

自焚事件标志着中共当局与法轮功之间的冲突，从相持阶段进入新一轮白热化阶段。为什么会有这场冲突，它将有怎样的结局，这可能是人们关心的问题。但要分析这个问题，首先要了解中共统治的性质。

政教合一

中共统治作为共产主义政权的一个变种，它的合法性主要来源于它的共产主义信仰，也称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这种信仰或意识形态，是某种宗教替代品，不同的是，它的合法性源泉从“神意”变成了“民意”。可以通过选票和舆论测度的民意是政治学上的概念，不可测度、只能被当局宣布的民意是宗教或神学上的概念。民意在共产主义政权下是一个具有神学意义的概念。当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中共当局谴责西方国家制裁中国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时,它绝不是在政治学或统计学意义上使用“中国人民”一词的，因为这个意义上的“中国人民”已经通过当时失控的媒体表达了他们的感情；它是在共产主义神学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

既然中共政权的合法性来源于共产主义信仰，信仰共产主义的人越多，信仰越坚定，中共的统治就越稳固。这种靠信仰统治的政体，是政教合一的政体。欧洲历史上的加尔文政权，传统的西藏政体和某些伊斯兰政体，都属于政教合一政体。这种政体的好处是能最大限度地集中权力，最大限度地调动人民的热情去对付外部强敌，或干几个巨大工程。它的短处是容易衰败，其中一个衰败，必然传染给另一个。权力和信仰在政教合一条件下是一对连体婴儿，死掉一个，另一个也活不了。人们丧失信仰，政权就成了空中楼阁；权力发生腐败，也会导致人们丧失
信仰。

政教合一的政体一旦衰败，社会容易完全失范：人心没有信仰约束，社会没有合法权力来规范。原先的合法统治，变成了非法独裁。这就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的状况。

没有信仰的权力敌视没有权力的信仰

共产主义信仰衰落以后，中共统治就成了没有信仰的权力。中共因信仰而获得权力，但又因权力而失去信仰。因此，它对共产主义以外的所有其它信仰都很戒惧，担心它和中共争夺权力基础，害怕它因信仰而获得权力。

法轮功最让中共当局恐惧的，就是它的信徒表现出来的令人生畏的信仰能力。1万多人聚集在中南海周围，突然出现，倏然消失；来无踪，去无影；来时不起尘土，去后不留片纸，这种来自信仰的高度组织化似乎是对腐化变质的中共的一个莫大嘲讽。法轮功信徒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军队和中共高级机关中，以及法轮功无影无踪，似乎又无处不在的生存方式，还有它不依不饶地要求合法性的意志，都让中共教主江泽民坐卧不安。终于爆发了一场中共对法轮功的“圣战”。

一场没有结局的战争

遗憾的是，对中共来说，这是一场不对称的战争。自己有权力，没信仰；对手有信仰，只是没权力。这仿佛是在与空气作战，一巴掌下去，拍在了棉花上，没有着力处。有信仰的人不知疲倦。当年中共军队对付国民党军队的16字真经：“敌进我退，敌住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被法轮功信徒照搬照抄用来对付中共。中共无法宣布对法轮功斗争的胜利，在任何一次宣布后面，都会有法轮功信徒发动的一轮新攻势。这几乎是罗马与基督冲突的现代版。

这是权力的性质所决定的。权力不能改变人的灵魂，它只能改变人们的肉体。如果权力是狂风，信仰就是烈火，权力越狂暴，火焰便越猛烈。在天安门广场自焚，便是权力狂风刮出来的最新火苗。

这狂风还要吹下去吗？

何如政教分离

况且，在与法轮功的战斗中，在中共的资产平衡表里，没有收益，只有支出。反法轮功，没有增强人们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反而让对手因受难而增加了光环。一个边陲小镇的号手，如今成了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而自己却在国际上倍受谴责。而江泽民本人，还要担心法轮功信徒未来的报复。

其实，信仰问题只有用信仰来解决。共产主义信仰不行了，还有别的信仰。让信仰自由竞争，所谓邪教就永远不可能成气候。中国这些年来迷信沉滓泛起，就是因为当局一直控制基督教、佛教、道教的发展，反而给迷信留下了滋长的空间。

既然共产主义信仰已经就木，中共就应当改变自己的合法性基础，把神学意义上的民意还原为政治学意义上的民意，用民主政治取代意识形态政治，实行政教分离，这样就可以根本摆脱对多元信仰的恐惧。如果中共真象它说的要实现“三个代表”，有什么理由害怕自己会下台呢，即使今天下台，难道明天不会象改名后的蒙古共产党那样，重新上台执政吗？

2001年2月5日于美国麻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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