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夺权的“五四”时代
徐志摩的名文《我所知道的康桥》，开头第一句话，就采取了一种历尽沧桑的感慨腔调：“我这一生的周折，大都寻得出感情的线索。”然而事实上，1926年此时的徐志摩，才刚满三十岁，光从年龄上看，没有多大的沧桑感慨的道理。
不过如果检视徐志摩的年表行历，我们倒也不能把这份沧桑感慨，完全看做是诗人单纯的浪漫想像投射。因为这短短三十年光阴中，徐志摩已尝过了旧式婚姻、新式精神恋爱、离婚、失恋、对抗社会强大批评压力的另一次爱情与婚姻。尤其是从1922年自英返国后的四年中，他在“五四”的气氛下，迅速地成为全最知名的作家之一，参与了“文学研究会”，在《努力周报》上撰文抗议北洋政府、创办了“新月社”、发表大量的散文与诗，陪同泰戈尔游历中国，还翻译了许多外国的作品。他甚至还远行到莫斯科、柏林、巴黎、伦敦，旅行回来后到北京大学担任英文系教授，同时成为全国性大报《晨报》副刊的主编……
当然从另外一个悲剧性预示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会记起来，1926年离徐志摩因飞机诗事而突然轰然走向生命终点的1931年，只剩下五年，难道是他感受到了这种时光迫促的追逼，以是不免沧桑与感慨？
徐志摩之所以为“五四时期”最重要的传奇，一个原因正是他在最后时间内放散出最灿烂的生命光芒，彻底燃烧完全发挥，然后在中年与老年踵步而至悄悄侵蚀之前，以最戏剧性最激烈的方式先行落幕消失。
这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青年世代淋漓尽致大演出，因为“五四”的精神，就是青年夺权、就是青年革命。在新思潮的武装、鼓舞下，一波又一波的运动力量，汇聚在推翻旧式年龄、世代权力划分结构的焦点上，制造了大骚动。在“五四”之前，在旧中国，生命历程被视为一条不断增长成熟度的单行道，活得愈老，生命的合法性、分配得到的权力就愈多。活得愈老，就有愈高的位置可以订规则、塑造真理。活得愈老，理所当然应该得到最多的肯定与尊严。
“五四”的冲击，除了中西文化的对峙之外，其实还有老少间的紧张。“五四”时期的重要健将-鲁迅，他的精神当然昂扬激越、他对西方的认识拥抱亦绝不下于其他人，可是终其一生，鲁迅一直和新文化圈无法坦然交心、无法水乳交融，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自觉到年龄的距离，他比一起搞文化革命的人都老一点，他又比一起搞文化革命的人都多清楚旧社会旧式人物一点，所以他一方面没办法像其他人那么天
真乐观，另一方面也焦虑顾忌自己没办法得到其他人的充分信任，这样造就了鲁迅悲观忧郁的独特气质。
“五四”时期的最高峰，台面上最耀眼的明星，几乎都是二十几岁的青年。不只是徐志摩如此，胡适也是三十岁之前就当上了北大文学院院长，顾颉刚、刘半农、傅斯年、钱玄同、朱湘、郭沫若、茅盾、郑振峰……，个个都是成名趁早，个个都踌躇滿志。
这是“五四”独特的历史意义。不过“五四”开拓出来的“世代夺权”气氛，就像他们喊出来的“德先生”、“赛先生”口号一样，没有真正在社会上生根，没有延续下来成为新中国的社会基调。更重要的，他们只在文化领域短暂夺得了权力，却无力亦无心进取政治和经济的权力。
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是再“五四”开创出的“青年合法性”基础上取得大权的。可是他们一旦夺权成功，就迅速而有效的封闭了比他们更年轻的后起之秀，向他们进攻。于是权力核心就一步步随着他们而老化。权力智慧的优先选择，也随着他们年岁增加而不断修正，当蒋介石四十岁时，没有人敢质疑四十岁的领导人物太老还是太年轻，到毛泽东七十岁时，也没有人劝他逼他把权力交出来给四十岁或三十岁的人。这种“世代夺权”的权力就此嘎然而止。
八十年后回顾“五四”，在今昔之间，让我们凛然警觉的，其实正是这种“世代夺权”气氛的卷土重来。不管在在香港在新加坡，二十几岁三十岁的人渐渐摆脱了被视为孩子被呵护被训诲教导的角色、地位，开始有了他们自己的独立生活空间、文化价值，甚至他们自己的英雄传奇。
不过八十年后的青年英雄，不再是留学欧美才感染敢爱敢离婚的浪漫诗人，而是一批批靠电子网路事业快速致富的高新贵。八十年后的青年取得的优势权力，也不是文学、思想、文化上的解释权，而是经济领域里的经营与管理权力。
和八十年前的“五四”相比较，青年权力高涨，威胁到前行世代的背景，都是新兴事务的冲激。八十年前，民主、科学的抽象概念，自我解放的浪漫情怀，个人意识的无限发展，冲垮了旧中国的旧典范，在探索新典范的混乱局面里，受到旧典范拘束最少的年轻人，就取得了特殊的有利位置。今天网路概念、多媒体形式与科技产业，也是在这时间内挑战了既有的建置，于是学新东西学得不够快的老人家们，一
时手足无措。
不过八十年前“五四”文化冲击的历史经验，却也提醒我们：网路所开放出来的世代夺权空间，究竟是一时的过渡，还是长久的新典范浮现的前奏？这样的世代权力混乱中，除了塑造了一批年轻新富之外，对于整体社会人际关系、政治安排、社会运作乃至文化艺术，会如何影响改变呢？
让我们一起来认真思索。
(转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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