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这是唐朝诗人杜甫在一千多年以前对农民的写照，杜甫的伟大不仅在于用词形象，更因他那关切农民悲苦命运的深厚情感。一千多年以后的今天，面对农村人惨淡的生活现实、稍有侧隐之心的人，都会对农民阶层的命运产生同样的感受。

《南方周末》2000年4月21日24版有一段图文素写，饱含着记者的良心。

甘肃岷县，车换生一家有4口人，妻子包明珍和两个儿子，一个9岁，一个3岁。他家住在岷县寺沟乡纸房村六社，有一亩承包地，五分种马铃薯，五分种小麦。种马铃薯的五分地一年大概能收600斤，种小麦的五分地一年大概能收150斤（施化肥能收200斤，可他家买不起化肥）。150斤小麦留30斤作种，余下的还够全家人吃一个月；600斤马铃薯留100斤作种，余下的约够全家吃两个月。除了这些，车换生拉架子车每年还能收入300元左右。这就是西部一家农民的温饱状态

中共建政以来，曾一度将农民的“政治地位”捧上天，甚而摆到很高尚的位子上——城里人要下乡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虽然农民兄弟们历经了五十年代的资产充公，六十年代的饿殍遍野和七十年代的逃荒要饭，但还是发自内心感谢共产党给了他们种种高帽子。

尤其是邓小平把原来属于农民的土地归还给他们去耕种时，中国的数亿农民便虔诚地拜他为恩人了。虽然土地承包从凤阳小岗的农民冒生命危险签字画押而始。

善于玩弄权术的历代执政者们，千百年来实施着一以贯之的愚民政策，贯输着无尽的愚民意识。反过来，还要厚着脸皮，大言不惭地告诫世人——农民愚蒙，需要教育，需要开化。毛泽东年轻时搞农民运动，将农民吹成创造历史的英雄，利用无数农民的生命，夺取了政权，一俟入主红墙，又一刻不停地把农民抛入中国社会最低层的经济地位上。当然，他主观上有些让农民翻身的意思。客观上，却成了农民的天敌——专制者。

跨世纪之际，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先生说过一段话，中国如果不尽快缩小东西部差距。城乡的差距和贫富的差距，中国社会将后患无穷。

这三大差距中的“西部”“乡”“贫”三个概念的主要载体不出乎两个字——农民。

前边提到的甘肃农民车换生32岁，全家的财产有3间土房，一辆架子车，一头猪崽，一床棉被，30斤小麦种和一袋化肥袋装的洋芋。今天给雇主拉药材挣了两元钱，他说运气真好。

妻子包明珍没有镜子，想看自己的时候便瞅瞅墙上的镜框，那里面有她做姑娘时的照片。包明珍说现在自己与照片上的一点都不像了，她喜欢原先照片上的样子。包明珍会做一手绝好的面食，但她很少有显身手的机会，家里更多的是一天三顿的洋芋汤。已快是麦子扬花的时节了，高原上午的阳光很灿烂，有时甚至照得人睁不开眼睛。包明珍还不到30岁，没病的时候脸上会显出青春的气息，甚至还有几份妩媚，但更多的时候脸上总蒙着一层土灰色。西部那么落后，农民这样穷，是因为他们不够勤劳吗？是因为他们不愿动脑筋吗？亦或如千年之前的陈胜所愤不平“王候将相宁有种乎？”显然都不是，真正根源在于农民从来就没有过自己真正的社会权力和政治地位，从来就没有过自我教育的物质条件，更没有过说话算数的政治机会。

朱熔基总理想作点实事，搞粮食改革。试图盘活粮食流通体制，救救农民，到头来触动了庞大的“粮耗子”官僚体系，遭到千挠百阻，终以粮改政策失败告结束。这一折腾，又苦了农民。粮价不但未升反降。98年，99年两年，农民辛辛苦苦种粮食，有了好收成反要陪钱——真是苦不堪言，农民没有属于自己的经济地位和经营权力，进入市场里，粮价国家控制，种粮的生产资料也由国家控制价格，粮价很底，原料很贵，剪刀差一张，便要了农民命。举世无有的白条子，压满了农民的箱子底，几乎所有的部门都可以用白条子与农民交易，农民就象为渔民捕鱼的鹰隼，或者象自己养的老黄牛一样，只有为别人收获的权利。种地不挣钱，生活艰难，又何谈教育。

《南方周末》写道：1988年的时候，车换生上过扫盲班，至今仍保存着那本扫盲课本，用一层硬硬的黄色塑料布包着。车换生几乎能认识里边所有的字，还能流利背诵出课本里的不少句子：
“阳光普照，富民政策好；芝麻开花，生活节节高”、
“发展生产，讲究吃穿用，告别贫穷，甩掉落后帽”等等。

邻居家的孩子车情兰5年级没毕业就因交不起学费而失学了，只好经常到车换生家让他教识字。每次车换生都教得异常认真，脸上还洋溢出少有的笑意。

可怜天下父母心，即使在农村。哪个父母不希望自己的子女考上大学？哪怕是高中毕业？可这愈来愈贵的学费从何而来呢？虽说是社会主义中国，但已没有了免费的学校。希望小学似乎搞得很热闹，可谁心里不明白。这又是统治者沽名钓誉的手腕罢了。脂抹粉也罢，杯水车薪也罢，从根本上不改变农民的经济地位，一切行为都是本末倒置，费尽善良人的钱财建起的希望教学搂终究要空荡下去。四十岁以上的农民自认倒霉，赶上了文化大革命，正如此，他们对后代子女的文化教育的殷切期望，是城里人远不能体味到的。

在今天，有多少身为农民的父母心里流着泪水望着失学的儿女却无可奈何呀！

再看农民的政治权力，村民自治，村民直选，在媒体上也热闹了一阵子，很快又悄无声息。农民的民主权力尤如逢年过节摆出点缀街头的鲜花盆景，过完节便收回，直选，一万个村里有几个能实施？村民自治，仅是一顶漂亮的高帽子而已。

的确，农民往往搞不清朱熔基，江泽民谁是主席，谁是总理。大多数农民并不知道自己的省长是谁，县长叫什么名字？村长、村支书、村干部，作为农民的直接上司，农民心里最明晰吧。但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这些土地爷们胡吃乱花，假公济私的行为，又能怎样呢？自古以来的官官相护定律谁人不知，这些村官背后官场之中，上下左右之间的利益纽带，谁能冲得破呢？

十个村九个告，但赢的真是凤毛麟角，民告官——难于上青天。

农民逃离土地，奔向城市，试图选择其他生存机会，命运又如何？在城市里，挖地沟的是农民，修马路的是农民，盖大楼的是农民，运粮卖菜的也是农民，扫马路搬拉圾的还是农民……，但城市依然强烈排斥农民，将其看作过街老鼠。

王秀芳是一个聪明美丽的农村姑娘，与十几个姐妹一起在中关村一家电子公司打工，她们的工作是完成电子线圈的缠绕，每个计费5分钱，加班加点的干，每天缠绕数以千计的线圈，一个月工资达一千三百多元，但发到手里的只有五六百元。一大半被公司扣下，做为工资发给那些北京的正式职工，而这些正式职工几乎是都不干活的，即所谓外地人养活着北京人。就是这样一个受尽剥削的工作，王秀芳也已经干了五年，刚二十岁出头的她已经驼背。她心里还在庆幸———许多打工的人有时还白干一年，一分钱拿不到。

城里的农民经济上受剥削，政治权利更无从谈起。除了政府的种种限制，农民的人权在城里受到肆臆剥夺，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进了城的农民好象都不是合法的中国公民，低人三等。
五十年国庆时，北京警察与联防队员一次查暂住证，不久，便抓了一车外地农民，这些没有暂住证的外地农民象一群绵羊一样，蹲在警车里发抖，这时，警察又拦住一个农民样的外地人，此人拿出了暂住证，一恍间，警察将其暂住证撕得粉碎，略带嘲笑地问：“你还有暂住证吗？”这个农民目瞪口呆，未醒悟之间，已被象狗一样拎上了警车。

此农民可怜乎？可悲乎？我身为农民的后代，每每亲历一次次农民遭难的事实，心底深处往往禁不住地生出种种悲怆。

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今天，中国农民都是最受剥削的阶层，不但是经济领域包括政治领域文化领域里，中国农民都是倍受歧视的群体不管是在贫瘠的土地上还是在繁华的城市里，中国农民都是没有选择生存权利的余地。

循环的历史总给人们一个明示：也许是天生的性格软弱，也许是力量积蓄中的沉默，中国农民只有走逼上梁山的路子。

－－原载《北京之春》，作者为中国大陆民主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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