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问题历来都是中国的根本问题。几千年间从“为民请命”的“父母官”到“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浩荡的官员队伍滚滚而过，或青史留名或政绩显赫或福萌万世，然而，贫困、落后、愚昧的农民问题仍是中国的根本问题！

1991年春天，我去甘肃炳灵寺看石窟，恰与联合国粮农组织的荷兰籍女考察员同车同舟。看到那些衣不遮体满脸尘垢吃着酸汤住着地窝子无神地握一根牧鞭麻木地在干旱山坡上放羊的西部农民，这位女考察员十分感慨地说：真想不到，在地球上竟还有这样贫困的人类！然而对这样景况，我们已熟视无睹。正如中央电视台播放的那个“经典”采访：昏日下的牧羊人，“放羊干什么？”“卖钱！”“卖钱做什么？”“娶媳妇！”“娶媳妇干什么？”“生娃！”“生娃干什么?”“放羊！”我们已经不再为此感慨，就让他好笑吧！这就是中国农民，“农转非”“进城转干”和“出国签证”，早已是中国最时髦的 人生“三级跳”。“跳龙（农）门”是农民们祖祖辈辈的最大心愿，他们教育子女最诚挚的话是“好好读书，考大学，千万别作农民！”即便在大学的校园里，农民的孩子总是低人一头；城市的街上，躲躲闪闪，自卑萎缩，被骂作“乡巴佬”的就是攒了多长时间钱来上城的农民！他们想都不敢想，这都市的高楼大厦、繁华设施原就有他们的一份贡献， 那些大腹便便趾高气扬的官员们的薪水中就有他们的血汗；他们被城里人作为嘲笑谩骂的材料。“你跟农民一样”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成为城市最恶毒的骂人话；他们交公粮，拿回的是白条，还要遭粮店工作人员的白眼恶语；他们基本上谈不上什么消费，更没有什么享受，中国的经济学消费统计一般不包括他们，他们辛辛苦苦从口中省几个钱是为了孩子上学为了给老人送终。城里人有保险，还有单位公款报销医药费，更不要说那些官员们有病没病喜欢住医院，既可公费疗养又可等候部下礼品侍候。他们不能生病，生病就可能会倾家荡产；他们每天把太阳从东面 送到西面，面朝黄土背朝天，换来的只有一个自嘲的黑色幽默：“修理地球”。

农民问题是一个中国的良心问题。且不说上数三辈哪个城里人祖先不是农民，单就说这几十年来，“剪刀差”让农民为城市和工业化作出巨大的奉献，工人还有“买断工龄”一说，那农民有什么呢！时下的中国知识界和文化界已将讽刺农民作为一种时髦，农民出了个企业家，先让他四处赞助，等他破产了，便盖棺一句：“终究还是个农民，摆脱不了臭毛病。”借纪念义和团运动一百年之机，好多著名文人写文章称那是农民劣根性的表现，似乎八国联军进京是由农民劣根性引起来的，他们似乎从没想到清政府的腐败以及他们所说的那些劣根性原本就是中国 人的劣根性，难道那些达官贵人以及写此类文章的文人就没有这劣根性吗！农民缺少政治代言人缺少价值掘显者，他们只能受文人的欺负！鲁迅是中国文人中少有的有良心者之一，他通过《闰土》的形象，告诉我们：农民最善良，他们的苦是由官匪绅造成的！这是一个多么高度的概括！比之时下那些用自己杜撰的“清官”一句“多好的老百姓”来显示 虚伪同情的中国文人简直是天地之差。挥霍农民血汗作威作福的干部、 敲榨勒索明抢仗火的地痞恶霸，圈占耕地暴发暴富的老板便是当代“官、 匪、绅”。“愚昧”问题确实仍是农民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但这能怪他们？这是由于几千年来统治者愚民政策造成的。我们的文化界人士应该痛斥的是统治政策而不是我们的农民兄弟！当他们一接触先进思想， 也便勇敢地站在了进步的一面，去牺牲去奉献，几十年前的壮烈就是证明！

据报载：湘西某县新上任的县委书记去山里看望老革命，老革命一见他突然问：是不是要打仗？县委书记听了很奇怪，老革命感慨地说： 不打仗你们还来找我们农民干什么！我们老三届知青中出了许多作家， 他们写书说自己当年上山下乡多么艰苦，不幸的岁月他们怎样奉献青春， 他们在呼喊“青春无悔”，诅咒那个年代。然而他们不知想过没有，那样艰苦的生活可一直是中国农民的日子，这些农民谈过后悔什么，他们该诅咒谁啊！“干校”出来的老文人说“干校”生活简直不是人过的日子，可他们谁都清楚，那“干校”生活比之当时农民生活不知强多少！ 难道农民就不是人吗？中国至多能出几个陶渊明，官场上混不下去了， 就种地解脱一下！中国出不了托尔斯泰，八十多岁的公爵老爷还同农民一道耕种！中国的官人文人去农村干点活，也许只作一个样子几分钟时 间，那叫“体验生活”要拍成电视照片，要广泛宣传！回去后一句“多 好的老百姓”就一切都忘了。

农民问题，是中国的一个长远而又艰巨的问题！绝不是几个文件几个政策或者几个希望小学几个“良心发现”的官员批示或几个落魄文人的呼喊就能解决了的！它需要全社会共同的真诚努力，特别是知识界和文化界的无私奉献。多出几个袁隆平，多几个托尔斯泰式的文人，多一些有良知的改革家，多一些为农民利益切实抗争的法律工作者社会学家， 更多一些敢深入农村启迪民智的教育工作者……等等这些，农民问题才能切实解决，中国的未来才会更加美好！

(转自青年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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