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语“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和“一言九鼎”，都是形容一句话的巨大力量。古往今来的思想家，不是以一套体系扬名，就是以一部巨著传世；然而也有一位思想家，就靠着一句话而永垂不朽。十九世纪的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LordActon)就是这样一位一言传世的思想家。我们之所以知道阿克顿的大名，仅仅是凭着他讲过的一句话——“权力使人，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

说来也有趣，阿克顿这句名言原本竟不是写来为发表的!阿克顿这句话不是写在他的讲稿里或著作里，而是写在他给朋友克莱顿(MandellCreighton)的一封私人信件中。这位朋友生前也没有发表这封信件，死后其遗孀整理出版了他的来往书信集，这才使得广大读者第一次知道阿克顿的这句话。

正所谓“国家不幸诗人幸”，阿克顿的这句名言在二十世纪广为流传，实在是因为二十世纪多灾多难，自由主义屡受抨击嘲笑，一再被世人抛弃，各种各样的独裁者应运而生，红极一时，人们在饱尝了形形色色的绝对权力之害后，才不约而同地回想起阿克顿的这句至理名言。阿克顿生前的名气主要来自他主持编写的《剑桥现代史》，如今，这部多作者多卷本的煌煌巨著早已乏人问津，可是，阿克顿那句写在私人信件里的话却获得了不朽的生命。

阿克顿警告人们防止权力的腐败作用，他强调对于掌权者必须用普遍的、固有的道德标准去评判。在这一点上，他和鼓吹掌权者可以不择手段的马基雅维里针锋相对。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一向认为掌权者应该具有高出众人的道德品质，比阿克顿还更阿克顿，可惜的是，在现实生活中，许多人却往往连常人的道德标准都弃之不顾，对掌权者的种种败德劣行百般辩护。在我看来，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一向是专制社会。一方面是掌权者享有绝对权力，导致掌权者的绝对腐败；另一方面是人民的绝对无权，绝对的无权也会导致腐败，导致另一种腐败即导致犬儒。当变成民主社会后，人们对掌权者不是也提出至少是不低于普通人的道德标准了吗?那些为人处世违反普遍道德标准的人不是饱受抨击，坐不住了吗?

阿克顿还有一句名言。他说:“大人物都是大坏蛋。”这使人想起伏尔泰的一句话:“倘若伟大是指得天独厚、才智超群、明理诲人的话，象牛顿先生这样一个十个世纪以来杰出的人，才是真正的伟大人物；至于那些政治家和征服者，那个世纪也不短少，不过是些大名鼎鼎的坏蛋罢了。”

阿克顿的思想中还有一些值得今人重视的东西。作为一个历史学家，阿克顿不大喜欢国家史或民族史。长期以来，历史书主要是记载本国家或本民族的历史。人们总是对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最感兴趣，而对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历史则知之甚少或不感兴趣。问题是，这种基于本国本民族的历史书常常在鼓励人们好战，鼓励人们自我中心，以邻为壑。阿克顿偏爱思想史或曰观念史，因为思想或观念是无国界的。

阿克顿对民族主义深怀戒心。特里维廉(G‧M‧Trevelyan)回忆到，阿克顿曾经对他说，那些建立在单一民族统一体之上的国家，象当代的意大利和德国，很可能对自由是有害的。特里维廉说:“当时我不懂他这话是什么意思，现在我懂了。”阿克顿没有提到日本，日本也是一个建立在单一民族统一体之上的国家。如此说来，德、日、意三国后来成为法西斯，大概不是没缘由的。

中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照理说，在中国鼓吹民族主义，鼓吹排外仇外思想是不容易得逞的。确切地说，在中国鼓吹民族主义，鼓吹排外仇外思想，由于它势必会刺激起本国之内其他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和排斥汉人的思潮，因而会激化国内矛盾，未必有利于达到鼓吹者试图强化国家整合的目的。毕竟，所谓中华民族并不是一个种族概念而是一个政治概念。有些自称为民族主义者的人士也感觉到这层问题，于是便有意识地采取了双重标准，他们在面对西方民族时似乎是文化的相对主义者，而在面对本国的少数民族时又变成了文化的绝对主义者，他们激烈地反对所谓西方文化霸权，但从来不反省汉民族对别的少数民族的文化霸权。对于这种人的民族主义高调，我们恐怕还是不要太当真才好。

－－原载《动向》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