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特稿】

一、政府和法轮功的对抗

　　老路越走越窄的典型，是政府和法轮功的对抗。1999年夏天中国政府决定取缔法轮功的时候，大概万万没有想到今天这个局面。经过一年多的努力，该做的都做了，能用的都用了，人大为此专门立了法，文的武的，闹得全世界妇孺皆知，没想到法轮功如此难以剿灭。当初的决策者一定是百思不得其解，怎么这法轮功就这么难剿呢？为了给全国百姓一个交代，只好说这里头有外国敌对势力的介入，只好说这李洪志组织严密。这种说法，找不出一星半点证据，说服自己都不够。

　　为什么会走到如今骑虎难下的地步，皆因走了一条老路也。

　　江泽民先生到底是怎样作出的决策，这大概是机密的机密。我宁可相信，江泽民先生并不是故意要残害那些法轮功信众，主观上确实是认定了科学对百姓好，邪教是害人的。要不然，江主席也不会不知趣到那种地步，把精印的血淋淋“法轮功害人证据”当什么外交礼物送给克林顿总统。这样的举动，水平固然是低得惨不忍睹，但正好可以说明江泽民先生那一时刻是“真诚”的。

　　在一开始围剿法轮功的时候，因特网上还在争论，说科学是不能全盘取代人们的信仰的，说信仰是个人自己的事情，是不能由政府来代劳的，说宗教应该自由，说政教应该分离，说信仰和人们的行为应该区别开，法律只可以约束人们的行为，不可以以信仰入罪。对于江泽民先生这一代中共领导人，这样的争论却是超出了他们理解能力。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局限。如今的这一代中共领导人，大致上是延安出生，五十年代留苏受的教育。对于其中的一个一个具体个人，我宁可相信他们不坏，不笨。但是整体来说，时代限定了他们的智慧、眼光和水平。他们只会走这一条老路。

　　不知江泽民先生是不是看出了，五十年代初的这条老路，现在已经窄得快走不通了。那时候，中共挟几十年战争胜利者之余威，想杀谁就杀谁，想杀多少就杀多少，一直杀得道路畅通为止。真所谓指哪打哪，说什么是什么。说你一贯道是“反动道会门”，三下两下就杀得销声匿迹。说你麻雀是四害，就能赶得天下小鸟无处藏身。

　　如今不行了。如果说，政府不能强迫别人信仰你的真理，这样的道理超出了当今中国领导人的理解能力，那么，这些领导人至少应该能看到，强迫那么多民众放弃“邪教”信仰“科学真理”，在现时代是做不到的。先不说你不能象五十年代初那样杀人了，一开杀戒吓跑了投资者，白猫黑猫都跑了，那就成了老路往回走，谁都知道走不通。即使可以杀人，杀得了国内的，杀不了国外的。只要国外的法轮功还在，法轮功是十恶不赦之邪教的说法总有一天连自己都不信了。

　　用对付一贯道和麻雀的办法，硬是对付不了法轮功。中国政府的决策者，倒不是错在他们对法轮功有恶意。错就错在，他们自己说过要搞法治，他们自己提议修宪，话音未落，他们决策的时候，却不知道走走起码的法律程序。虽然说，指望他们有现代社会公正的理念，这要求太高了，但是指望他们有一点程序观念，既然是自己一手立的法，自己要有点守法守程序的概念，这可一点不过分。如今的中国，不是他们占下地盘的黑社会。在现代社会政治运作中，有程序观念是一个领导人的起码素质。

　　事至如今，剿灭法轮功的运动怎么收场？最近的加大力度打击，证明最高层决策者决心在自己管辖的范围内彻底消灭法轮功。这样一种“不见棺材不掉泪”的决心，证明了他们将在这条越来越窄的老路上继续走下去。这是因为，在这代领导者的大限之内，他们看不到新路在何方，他们打算一条道走到黑，实在也是出于无奈。可悲的是，谁来陪葬呢？

二、权力构造的死结

　　明摆着老路狭窄而只好走到黑，明知错而改不得，错开了头就只能将错就错，错上加错，中国政府高层领导的这种困境，皆出自它的权力构造，这是一个死结。这是中国人几十年走不出这条狭窄老路的根本原因。

　　中国的事情，大多是围绕着权力来进行的。所谓“路线斗争”，实乃权力争斗。中国的权力斗争传统只有两个法则，一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二是为了目标可以使用一切手段。这种规则下的传统权力斗争，导致劣币驱逐良币，使政治黑暗到极点，险恶到极点。

　　在这样的政治氛围里，决策者个人不管是什么人，行为模式不是自己可以决定的，他们必须服从政治斗争的法则。最近半个世纪的残酷黑暗政治，使得任何决策者失去了自我纠错的空间，连旧时代皇帝都可以做的“罪己诏”也做不得了，唯一的办法是使用政治暴力保住自己的地位。结果是，中国的事务，犯错易，纠错难。中共的时代，再也没有决策者当任自我纠错的事情发生了，一错必到底。只有换了人才可能纠前任的错。

　　在任的人也明白这个道理，毛泽东是个典型。选择接班人成了决策者最要紧的决策。中国政治交替必然地采用了列宁斯大林模式，其结果也一模一样。毛泽东废刘少奇立林彪，废林彪立王洪文，废王洪文立华国锋，既立又废的原因，无非是明白自己对国家犯下的过错，身后必然要纠错。

　　邓小平看到了中国最高领导者的这种可怜处境，意图打破这种局面，提前交班。可是他不可能逃脱中国政治的梦魇，他不可能放心得下，所以就有废胡耀邦立赵紫阳，废赵紫阳立江泽民的起落。他不敢面对在世的时候就给挖了祖坟的可能。所以就有了执政党中央秘密决议这样的怪事，就有了退而不休的垂帘听政。在这种政治模式下，权力家族化，私人化是必然的。

　　但是，必须看到，邓小平的交班模式比之毛泽东，是一大进步。如今轮到江泽民先生了。

　　江泽民先生有可能自我纠错吗？最近对法轮功镇压的加剧，证明他没有这种可能。对内镇压法轮功，对外支持米洛索维奇，他顺着老路走，已经到了越走越窄的地段。他的继承者如果要打开局面，改善国内外政治空间，势必需要纠错。而现在掌握接班人选择权的江泽民先生想选的，恰恰是保证以后不纠他的错的人。

　　问题是，不纠错，中国以后的路就走不下去了。纠错只是早晚的事。应该看到，如今中国社会的政治氛围比起五六十年代要好。但是，正如托克维尔指出的，坏制度开始改革的时候，是最危险的时候。旧制度拒绝改革拖得越长，一旦开始改革就越危险，法国大革命前的路易十六时代就是这样。路易十六其实比路易十五好，但是砍了头的是路易十六而不是路易十五。十年前的中国领导人就是顺着这个思路，堵住了八十年代政治改革的呼声。拖得越长，内部矛盾越尖锐，压力越大，就越不敢开政治改革的头。九十年代末无事生非地镇压法轮功，使中国政府的人权记录雪上加霜。外交是内政之延长。国内政治反映到外交上就是孤独地和国际主流唱反调，再反过来诉诸于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以维护政权的合法性，却使国内环境隐潜更大的危机。

　　这路，真是快走到头了。

三、法轮功的路

　　法轮功是什么？仅仅这个问题就可以争个不休。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法轮功信众之坚韧，在中国当代史上是一个孤例。如今中国社会没有一个政党、没有一个组织、没有一个宗教团体，有法轮功这般号召力。至今没有看到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法轮功的能量来自于其严密的组织，或者“境外敌对势力”的策动。

　　唯一可以作出大致推测的是，法轮功的信条、法轮功的功法，以及法轮功的社会交往功能，回应了当今中国社会底层民众的需要。这种需要非常强烈，大到信仰的失落，对前途的迷茫，动荡社会的不安全感，小到保健医疗条件的不足，民间交往渠道的不畅等等。此外，社会其他团体，从执政党和政府，到其他宗教团体，都没有主观能力或客观的条件来回应这种需要，留出了这样一种真空地带，使得以气功健身为主要内容，又有抽象信仰成分，松散却给人以归属感的法轮功，大有了一番作为。

　　然而，法轮功面前的路并不宽。在中国境内，法轮功不可能长期和全面的专政机器对抗。同时，政府动用垄断的舆论工具来消除民众对法轮功的同情，经过一年半，已经出现效果。如果中国不是处于开放状态，法轮功最终象一贯道一样被剿灭，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结局。正是开放的既有局面，捆住了政府放手镇压法轮功的手脚。于是，对法轮功的进一步镇压，有赖于全民认为法轮功是危险的邪教这样一种共识。可以预料，中国政府将为此作出巨大努力。

　　未来法轮功的处境，同样取决于在中国民众中的形象。由于法轮功在中国境内失去了一切合法空间，随着中国政府和法轮功对抗的升级，法轮功在国内的活动将越来越困难，会成为任人抹黑的对象，从而人数越来越少。

　　然而，法轮功的路走不宽的主要原因，很可能还是它自己走上传统宗教的老路。法轮功之所以有号召力，和它的气功健身实用性有关，更得益于它的“真善忍”，特别是“忍”中包含的现代多元化社会的宽容精神。宗教信仰本身具有排他性。世界上所有宗教流派都曾经自认唯一正宗，视它者为异端。但是现代社会的宽容精神却使得不同宗教的宽容共存成为可能。世界宗教领袖在一起开大会，这在历史上宗教排斥异己的时代是不可想象的。教皇公开对天主教在几千年历史上迫害异端的所有行为忏悔道歉。达赖喇嘛在纽约中央公园，呼吁几万听众各自在心里念想着自己的偶像，共同祈祷人类的福祉。这样的宗教形象是当代宗教的光明形象。法轮功的“忍”，在一定的程度上符合现代宗教的光明面。如果放弃宗教宽容的精神，在中国政府的全面镇压和诋毁下，法轮功的路就会越走越窄。

四、中国民主知识分子的羊肠路

　　和法轮功的号召力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近十年来中国民主知识分子的日益边缘化。天安门事件以后大批知识人流亡海外，或者在重新回国以后失去原有的思想活动空间。中国民主知识分子和政府事实上处于互相离弃的状态。民主知识分子由于自身的缺陷，行为情绪化，总体水平下降，不再有能力对改革开放过程中民众的需要和诉求作出回应。这是一个十分可悲的事实。

　　中国民主知识分子如果继续把自己的眼光局限在政权问题上，无论是主张改良还是提倡革命，只注重权力的改变和演进，这条老路也会越走越窄。

五、新路在何方？

　　从建设法治着手，建设性地逐步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是可能的新路。

　　即使面对的是恶的政治制度，也必须在这一现有政治制度的框架内，逐步改革。其原则是，不诉诸暴力，不使用非法手段，不追求巨大的突变性的权力转移。强调民众各阶层和政府各集团之间利益一致的一面，争取在一致利益的基础上整合改革的诉求。以小步开始，积少成多，在改革中建立规则，训练所有人尊重契约、尊重规则的习惯和观念。

　　中国人从西方介绍引进宪政法制思想，已经有一百年的历史了。历史已经证明，如果不逐渐改变劣币驱逐良币的社会环境，操之过急，则民主和法治的政治必败于黑暗险恶的传统东方政治。但是，日本、台湾、香港、新加坡证明，东方人不是不可能搞宪政。难的是怎样在改革的起端，引出分散利益分子的同步共振。

　　我宁愿相信，中共15大提出要搞法治，是真诚的。我还认为，中共曾经提出的修宪，并不是可以忽略的改革诚意和机会。可惜的是，这一本来就十分有限的诚意和机会，没有得到民主知识分子的响应和放大。尽管现在中国人的政治处境已经恶劣到了极点，透过长长的黑暗隧道，我仍然看到隧道尽头的一点光亮：从建设法治开始改革政治制度。

　　具体而言，要继续实行党政分家，强化人大立法权威，使司法逐渐独立出来，逐渐削弱党和政府系统中的“警察性”的操控机构，逐渐从以党治国，以意识形态治国，以战争时期的组织手段治国的老路里走出来，转向以法治国，以法律治国，以和平时期的公平程序和规则治国的路上来。

　　最重要的目标，最艰巨的任务，是建设独立的、具备社会公正能力的、有足够权威的司法。这需要培养出一大批有现代法治水平的法官、检察官、律师和政府公务员，还需要提高全体民众的法律基础水平。

　　显然，这需要现在的执政者和那些倡导民主的知识分子的建设性合作。尽管这种合作的可能性至今还没有露头，但是，照一个简单的逻辑，老路总有窄到走不通的一天，在那尽头，除了从法治着手的政治改革，别无其他的路可走。但愿中国的当权者在拒绝改革的老路上不要走到暴力革命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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