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有“中国人民的朋友”之称的约翰‧谢伟思，在抗日战争期间，曾任延安美军观察组成员，后被麦卡锡之流视为“通共分子”而受到政治追究。1970年，他写了一本《美国对华政策》(《党史通讯》1983年摘登过，中文译本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1989年出版)，对谁应负美国在中国失败之责一事做出新的解释。这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书，特别是他记下了1944年8月23日同毛泽东长达六小时的谈话，读来饶有兴味。哎

当时美国为避“干涉中国内政”之嫌，对给中共军援举棋不定，毛泽东苦口婆心地开导美国人，叫他们不要“放松自己的目标”。下面引文都是毛氏的话，见该书中中文版218——233页。“如果美国坚持给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所有抗日军队提供武器，这不是干涉。如果美国只给国民党武器，实际上就是干涉，……能增进中国人民的真正利益的‘干涉’，就不是干涉。……我们不要求停止给国民党军队的一切援助。这样做的结果对战争不利。”“对待蒋介石，你们只有坚持自己的条件才能和他友好相处。一定要对他施加经常的、强有力的、一致的压力，使他屈服。不要放松你们的目标，要经常敲打他。美国现在的地位与珍珠港事件刚刚发生时完全不同了。再没有任何必要和理由去讨好、娇惯和安抚蒋介石。……美国可以在蒋介石顺从美国的要求时才援助他。运用美国影响的另一个方式是美国人多谈论美国的理想，每一个在中国或在美国与任何中国官员会晤的美国官员都可以谈谈民主。……每一个在华的美国士兵都应该是民主的活广告。他应该向他遇到的每一个中国人谈论民主。……说到底，我们中国人把你们美国人当做民主的典范。……美国人的存在从另一个消极意义上说也是好的，如果美国人分布得很广泛，他们将对国民党起到抑制作用。……因为国民党在如此众多的美国人注视下不敢逮捕学生并把他们投入集中营。”“美国报刊上批评国民党是有益的。它的效果也许不会立即表现出来。有时甚至可能暂时看起来有坏的反映。但如果它是公正的，就会使国民党犹豫和思考。”“如果美军不在中国登陆，这对中国来说将极为不幸，国民党将继续作为政府而存在，尽管它不具备作为政府的能力。”“我们还面临着官僚主义和腐化问题。……我们欢迎美国人、国民党或者其他任何人的监督和批评。”“中国人民懂得民主，并且需要民主。民主并不需要很长的经验(教育或‘训政’)。中国农民不是傻瓜，他们很精明，并像其他任何人一样关心自己的权力和利益。……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不过是主张民主和社会改革。……甚至最保守的美国企业家在我们的纲领中也找不到任何值得反对的东西。中国必须工业化。这只有通过自由经营和借助外国资本的帮助才能做到。”“在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之间存在着同情、理解和相互关心的强有力联系。两国人民基本上都是民主的和尊重个人的，是热爱和平、不搞侵略和不当帝国主义的。”哎

毛泽东处于在野党地位时对美国政府与中国政府之间的关系的建议和对本党政纲的简述，他认为美国支持中国合法政府是“干涉”，不支持这个合法政府才是“不干涉”。在当代民族主义者看来，也许就是“站在西方强势群体一边，对于自己的弱势同胞施行逆向种族主义”。毛泽东“打鬼借助钟魁”，也是“民族自虐”了。他们有意或无意地混淆了一个事实：在美国面前，中国是弱势；但在中国人面前，蒋介石却是“强势群体”。问题在于：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不代表“自己的弱势同胞”的利益，才发生那一场“民主革命”。

毛泽东在这里表达了“人权高于主权”的思想。蒋介石认为主权高于人权，就大骂美国“娘稀皮”，“干涉中国内政”。但当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要中共交出武装，支持国民政府武力统一时，原来要求美国干涉的毛泽东就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双方虽然都是以我划线，与我善者为善人；但若以中国人民利益本位为出发点，也可以说毛泽东没有违背人权高于主权的价值判断，因为他此时是站在“弱势同胞”一边，以暴力反抗暴政是人民的权利。哎

主权和人权不能等同看待，主权是立场，不是价值观。人权是目的，主权是手段。立场随利益转动，站在不同立场，就有不同的价值取向。站在强势群体一边，强权即公理；站在弱势群体一边，就要求申张正义。毛蒋角色易位，也是“一阔脸就变”，立即把普遍承认的公理变为权宜之计。把学生、知识分子打成右派、反革命，批判斗争，逮捕监禁，流放劳改，直至杀害，就是主权份内之事了。美国同样不“讨好、娇惯和安抚”他，也就不再是“民主的典范”。其实，不干涉的说法是不真实的，没有苏俄的直接干涉，中国共产党还不知何日出生。我们也出钱出兵，干涉过别人，还说这是国际主义义务。问题不在于干涉，只看干涉对谁有利。不干涉的说法也是不能成立的，每个国家对发生在这个星球上的事情，都不能不表示态度。支持就尊之为“友好国家”，反对就贬之为“干涉内政”，绝不是由主权者说了就算数的。支持和反对都是干涉。这是人和人之间的“同情、理解和相互关心”，不是主和主之间的利益交换，中国支持曼德拉反种族隔离(同“阶级隔离”性质相同)，支持美国黑人的民权运动，也是对南非和美国内政的干涉；对南联盟的干涉，还动了武。(这种干涉必须遵守国际法，要得到国际组织的授权。)如果一个国家朝野协调一致，外国同他们打交道问题要少得多；如果政府和民众处于对立状态，问题就复杂了，你支持一方，就要得罪另一方。在涉及人类普遍价值的问题上，任何人都不能老投弃权票，弃权往往意味着不负责任。拿“反对干涉内政”做挡箭牌，是做贼心虚的表现，它再拿不出像样的理由来为自己辩护了。哎

毛泽东是一个不完全的思想家，还有一半是政治家，因此奉行双重道德标准，不能“吾道一以贯之”。思想家是以价值观决定立场，政治家则是以立场决定价值观。所以就犯了“时代错乱”，“违反普遍承认的公理”，马克思说过：“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10页)他自称是马克思+秦始皇的马秦主义者，但马克思和秦始皇是不可能握手言欢的。马克思争取的目标是人的解放，自由发展，自由联合；秦始皇却要焚书坑儒，偶语弃市，不“坑”他才怪。毛泽东的分裂导致悲剧性的异化，作为主权代表的毛泽东要“坑”的第一个人，却是“主张民主”、“尊重个人”的毛泽东。从此几亿人口只能用一个头脑思考，一个嘴巴说话了。只知地厚不知天高的刘少奇不满于毛的言行不一，要求他“学习毛泽东思想”，“按毛泽东思想办事”，毛竟恼羞成怒，警告刘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他果然做到了。然而谁能说这是他的胜利呢?哎

今天重温毛泽东对美国人的谈话，令人感慨系之。让美国人替我们争民主、自由、人权，当然不怎么光彩，王小东有句话说对了：“自由并非恩赐得来”。但中国只出蛇头，不出马丁‧路得‧金，因而只有偷渡客，没有民权运动。中国也有人权研究机构，但研究得出的结论却是“主权高于人权”，认主不认人，连人是什么也弄不清，不如改称主权研究会。新左派推崇毛式“大民主”，也行不得，因为“大民主”不是什么“广大劳动人民的经济民主与政治民主”，而是用来反对阶级敌人的手段。用于对付官僚主义，就是造反夺权；用于社会整合就是牛鬼蛇神横扫一切，或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天下大乱。所以还得靠天上掉馅饼。这个馅饼早就做好了，就是宪法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不过都被主权偷吃了，他们不许别人说话，自己却到处发表“重要讲话”，不下雨，叫人家抗旱；发大水，叫人家防洪；烧死人，炸死人，淹死人，叫人家“善后”。好像不打几句官腔，人家就渴死不打井，淹死不上船，死人不收尸。也常见到官员表态，某某首长讲话“给我们指明了方向”，好像不指“方向”，他碰上强盗抢人也不去捉，假冒伪劣、黄毒赌黑也不去查。靠说一通废话，互相推诿逃避责任。新闻节目就成了这些超级明星竞逐奥斯卡金像奖的场所。法国内政部长舍维内芒说：“当部长，就应该紧闭嘴巴；一旦张嘴说话，就该辞职。”因为当官是干实事，不是念三字经。该做的事不做，还要等“指示”，就是失职，这样的官要他何用?自由馅饼就那么大，你的自由多了，我就没有自由了。所以，我们现在所要做的事情，就是讨回馅饼，那本来 属于我们的东西。孔子有言：多言多败，多事多患。信口开河，就是多言；防民之口，就是多事。救治之法，就是叫他闭嘴。像毛泽东说的那样：经常敲打他。

——原载文化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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