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特稿】 中共16大还有两年才会召开，但它早已成为海内外人士关注的一个焦点。这次大会是最高权力移交的大会，还是重走最高领导职务终身制的老路，对中共和中国前途的影响都是至关重要的。根据我对中共政权的研究，我对这次大会持谨慎乐观态度：它将是中共步上自己历史使命最后阶段的一个转折点。

一、毛泽东时代：全权政体＋独裁统治

这是中共统治的第一阶段。中共从1949年上台执政以后，前后用了10年时间（1949－－1959年所谓“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才完全奠定全权政体的基础；毛泽东花了20年时间（1949年－－1969年中共9大），才彻底建立起他对整个党整个国家的独裁统治。

所谓全权政体，是指这样一种政体，它完全剥夺了全社会所有个人的一切自由和一切财产；生活在这种政体下的个人，没有政治自由，没有经济自由，没有社会自由，也没有文化自由。人从生到死，从摇篮到坟墓的一切生产和生活细节，都由一个叫做“组织”的“全能者”计划和安排。不能说组织上没有批准的话，不能做组织上没有安排的事。在这个政体的全盛时期，你不能爱组织上不爱的人。也就是说，假如你爱上了什么人，先要向组织上汇报。假如组织上不批准，你最好忍痛割爱。否则，你和你的爱就将被列入“计划外”。“计划外”意味着丧失一切生存资源。

所谓独裁统治，是指一个人垄断一切权力的统治方式。不言而喻，最容易建立独裁统治的是全权政体。全权政体已经把所有个人的权力集中到政府或党的手里，把所有地方的权力集中到中央手里，并且粉碎了一切中间组织。独裁者要做的只是把整个统治集团的权力集中到自己手里。1969年中共9大以前，毛泽东没有做到这一点，他的副手刘少奇是国家主席，在党内也和他分庭抗礼。中共统治集团分为毛氏集团和刘氏集团。文化大革命是毛个人的集权运动，方法是先粉碎刘氏集团手中的权力，送给红卫兵等“革命群众”（通过造反），再从红卫兵手里把权力收集到自己囊中（通过对自己的神化，让红卫兵上山下乡，交给农民管教）。

全权政体基础上的独裁统治，可以被认为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极端最严密的独裁统治，虽然不能说是最残酷的独裁统治。独裁统治在遇到反抗时才表现其残酷性，如果独裁统治压倒一切，就没有必要残酷，甚至可以表现它的仁慈。虽然毛时代比邓时代和江时代要黑暗得多，但邓时代对学生运动的镇压和江时代对法轮功信徒的迫害，却显得比毛时代更残酷。

全权政体加独裁统治是不可能遇到反抗的，除了它自己以外，它没有敌人。

二、邓小平时代：半全权政体＋寡头统治

全权政体加独裁统治的敌人是独裁者的死亡和他的副手兼继承人。独裁是很难继承的。这不仅是因为独裁的愿望人人可能有，而独裁者的素质却十分罕见；更因为在全权政体下，独裁者的安全饥渴驱使他对所有接近他权威的人都不信任，他必须不停地更换第二把手，以便让在任的第二把手没有条件积累足够的威望来威胁他的独裁地位；他还要不断地让他挑选的接班人干一些违反接班人意愿的罪恶的事情，以考验他对自己的忠诚。他挑选的接班人还必须有一个最大的长处，那就是愚蠢，使他在以后的政治生涯中没有可能超过自己。这样，独裁者就可以确保自己在国家权力中的“始皇帝”之称号，以及在党内的教主地位。

这样的接班人很难在独裁者死后保住自己的地位。一方面，他自己过于无能；另一方面，被前任独裁者强力压制的大批前独裁者的同僚开始反弹。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华国锋被政变搞下台，邓小平开始他自己的时代。但这个时代不大可能重回全权与独裁的老路。完全扼杀自由的全权政体把它自己推到灭亡的边缘，要挽救统治，必须逐步开放经济自由；被众元老分享的政权还在对独裁统治的免疫期，任何排名靠前的元老对独裁地位的寻求，都会遇到其它元老的提前防范。

总之，集权和独裁达到极限时，一个社会的自由化动力便会启动，如果它不灭亡的话。全权政体软化成半全权政体，所谓“半”，是指经济和社会双轨制的实行。经济存量虽然还是国家所有制，但经济增量已经私有化和社会化了。独裁政体蜕变为寡头政体。所谓寡头政体，是若干寡头分享最高政治权力的体制。在邓小平时代早期，至少是邓小平、陈云、李先念和叶剑英四大元老分享最高权力；在这个核心的外围，是邓　超、彭真、薄一波、王震参与分享。

寡头政体是无规则的政治分权。因为它无规则，所以混乱；因为它是一种分权，所以增加了政治自由和政治活力。邓小平时代就是充满活力的混乱时代。由于这种政体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权力来源问题，所有寡头和全体统治者仍然没有安全感，他们对手中权力的感觉，比在路上捡到一个钱袋的人对这笔不正当钱财的感觉好不了多少。而退居二线的元老们则更加没有安全感。他们不仅要防范人民（“钱袋”的真正主人）来要回自己的权力（“钱袋”），还要防范在第一线行使权力的最高领导人背叛他们。1989年六四事件，就是元老们这双重忧虑症发作的结果。人民在要钱包，而受托保管“钱袋”的赵紫阳似乎想把“钱袋”还给原来的主人。

结果呢，人民没有得到“钱袋”，赵紫阳失去了“钱袋”，元老们是把“钱袋”拿回来了，但太老了，手抖得厉害，拿不动，掉在地上，被江泽民捡走了。

三、江泽民时代：威权化政体＋新独裁统治

随着元老们在最高权力的保卫战中同归于尽，寡头政体结束了，开始进入新独裁统治时期。有人可能要问，怎么会是新独裁呢，其他中共中央常委不是也在分享江泽民的权力吗？问得有道理，但我想说的是另一番道理。

邓小平时代的一个显着特征是最高统治权的分离：“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元老们握有最高权力的“所有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总公司的控股股东和董事，胡耀邦和后来的赵紫阳以及在一线工作的中央常委是总经理和副总经理。我在“所有权”上加了引号，意思是说，元老们手中的所有权不是真正的所有权，中国主权的真正所有者是全体公民。正因为如此，元老们掌握的国家“控股权”在法律上没有任何根据，也没有与之相称的名义。在名义上，六四前的赵紫阳是中国的最高决策者，实际上他只是个“总经理”，或者说是个“儿皇帝”；真正的最高决策者是以邓小平为首的八大元老。

这就导致了中国最高名义决策权和最高实际决策权的分离。这种分离的好处是，无论名义最高决策者赵紫阳，还是实际最高决策者邓小平都不可能奢望寻求毛泽东那样的独裁权。坏处是两个。鼓励野心家通过阴谋活动和挑拨离间的手段在实际最高决策者和名义最高决策者之间制造矛盾和冲突，以便取后者而代之，这是一个坏处。另一个坏处是，出现重大问题，无人裁决。名义首脑有名无实，裁决了，野心家会向实际首脑申诉，还不如不裁决主动些；实际首脑有实无名，不能频繁裁决，以免垂帘听政之讥，只有等到小事变大，大事变危，在众“大臣”的强烈要求下出来挽救危局。邓小平这样挽救了中共，慈禧这样挽救了清朝。当然，都是暂时的。

江泽民上台后，在六四事件中用力过猛的元老们相继去世，剩下来的彭真和薄一波已不成气候。死神解散了这个“董事会”。名义最高权力和实际最高权力渐渐统一到江泽民身上。中共15大前，在“经理层”还有乔石闹点事。在15大上，江泽民基本完成了组织上一统江湖的工作，随后从思想上开始独裁进程：用“三讲”让全党宣誓效忠；用打击“邪教”让全民接受他这个唯一精神领袖；用“三个代表理论”搞出江泽民“思想”，要在思想上和老毛和老邓分庭抗礼，做共产党的新任教主。

但另一方面，中共推行的市场化改革和双轨制因为其惯性还在推进，从经济双轨制向其它双轨制延伸，引人注目的是新闻双轨制。大报下蛋成为普遍现象。正报仍然是党的喉舌，副刊和小报开始适应市场和市民的需要。由于经济增量不断增大，经济双轨制也正在向市场和民营化并轨。所有这一切表明，邓小平时代的半全权政体正在向威权政体演变。加入WTO后，其演变速度还会加快。

尽管江泽民手里集中的权力比毛泽东还多，但他已不能集中人们的思想，更不能集中所有的社会资源，反抗其独裁的成本比毛泽东时代大大下降了。拿法轮功信徒的反抗运动来说，这在毛泽东时代是不可能的。撇开思想上的恐惧不说，单说到北京抗议，第一要路费和住宿费，第二要旅行自由。对农民信徒来说，这两样东西，在毛泽东时代都不可能有。那时，农民出一趟远门，要花掉终身积蓄；到省外旅行，要持有县级以上政府部门介绍信，否则，你住不到旅馆。江泽民大概不可能只是为了对付法轮功而让所有人再次失去货币，让所有的旅店宾馆见到县级单位介绍信才给客人开房。

政体进一步威权化是进步，恢复独裁统治是反动。进步是惯性运动，反动是独裁者的意志。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江泽民时代的矛盾现象。从威权化受益的资本化官僚和官僚化资本，忍不住颂扬这个时代，甚至称赞江本人；被新独裁统治限制了自由的人们，特别是希望享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和政治自由的人们，被官僚资本剥夺了生活来源的人，自然愤怒地谴责这个时代，甚至诅咒江本人。

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年代，这是一个让人绝望的年代；这是一个生机勃发的年代，这是一个衰败腐朽的年代；这年代，春风浩荡，一天诞生一座新城，这年代，道德沦丧，每日下一层地狱；这年代寒冷彻骨，这年代微风和煦……这一切都是真的，但哪种感受对你是真的，要看的你处境。

四、后江泽民时代：威权政体＋寡头统治

2002年中共将召开第16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很重要，在这次大会上，中共将面临一次新的最高权力继承。不论江泽民在这次大会上是否完全交出他手中的权力，他的新独裁统治都会结束，中共将迎来一个新寡头时代。

中国将再一次出现最高统治权的分离，以江泽民为首的退休中央常委们将组成新一届“中华人民共和国总公司”“董事会”，新一届中央常委们将是经理班子，新任总书记是总经理。这种董事会领导下的国家政权体制，被香港信报的专栏作家鲁儒略先生称为“太上皇”体制，或者也可以称为太上皇领导下的“儿皇帝”体制。

这是中国国家主权的所有权悬空必然带来的后果。中国的国家主权就象所谓“全民所有制企业”的产权一样，名义上归全民所有，其实全民没有任何程序和途径行使这种所有权。财产落到谁的手里就归谁支配，国家主权也是这样。他们可以（1）在所有权的层次上支配它（代表人民行使主权，“三个代表理论”想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也可以（2）在使用权的层次上支配它，还可以（3）在所有权和使用权合一的层次上支配它。独裁统治是在第三层意义上支配国家主权的。

作为独裁者支配过国家主权的人通常不会活着向别人移交国家主权，如果非移交不可，他也只会移交主权的使用权，而利用自己在执政时期积累起来的威望和帮派继续控制主权的所有权，象“人民的儿子”邓小平所做的那样。这在主权“公有制”条件下才会发生这种事，因为主权落不到人民手里，被他的“儿子”截留了。

江泽民和所谓第三代中共领导也会这样干。只要这样干，新任中共接班人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领导核心，每一个新常委后面都有一个卸任的老常委在支持，高层权力分配将会出现十分复杂的新格局。每个新常委分享的权力大小直接受三个方面因素影响：一是自己在权力格局中的排序，也就是名义权力；二是支持他的老常委在影子“董事会”里的地位以及老常委过去组织的帮派势力；三是他本人行使和谋求权力的能量。即使是新任总书记，如果支持他的老常委不是最有力的，或者他本人的权力意志不强，谋权的能力有限，他就掌控不住局面，更不用说建立新的独裁统治。

在中共统治再一次寡头化的同时，中共政权将进一步威权化。被判了死缓的国有经济将被执行死刑，私有经济将继续成长。特别是加入WTO以后，国有企业倒闭得更快，现在靠国家输血生存的国有企业是无法与外国资本竞争的。可以预期，外国资本进入哪个经济领域，哪个经济领域的国有企业就会失去市场。国有企业退出经济领域，社会组织的发育就会有更大空间。当政府和国有企业穿一条裤子时，自由工会是对国家的挑战；而当私有经济和外国资本成为经济主体时，独立工会就不再被当作政府的敌人，而被当作平衡资本的一种力量。这时候反对独立工会，政府将付出更大代价。

总之，后江泽民时代，政治上将进一步无规则分权，而政权对经济和社会的控制力将继续减弱。

五、抢旗帜的竞赛：第二次改革

不论是胡锦涛或别的人当上接班人，他的工作环境都将更具竞争性。中国的政治环境将是一个寡头竞争环境。邓小平时代曾经面临过这种环境。那时众寡头分为两个半派别，以邓小平为首的改革派和以陈云为首的保守派，还有以薄一波为首的半个骑墙派。

权力竞争往往表现为旗帜竞争。在政治上占据最大权力份额的派别，一般有挑选政治旗帜的优先权。邓小平和他的接班人胡耀邦、赵紫阳挑选了改革与开放的旗帜，这就至少逼得想做接班人的邓力群去扛“清除精神污染”和“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旗帜。如果改革失败，邓力群就会成功。经济改革的成功，最终让邓力群在中共13大时退出了政治舞台。

寡头竞争是旗帜竞争的基础。中共16大后，新一轮寡头竞争将引发新的旗帜竞赛。如果新任总书记不能有足够的洞察力先抢到改革的旗帜，他的竞争者就必定要抢。谁先抢到改革旗帜，谁就先抢到了权力的杠杆和制高点。改革是当今中共统治合法性的唯一基础。它内顺民心，外应大势。

所以，中共16大后中国将会开始第二次改革。第一次改革是在全权环境下展开的，主题是经济改革；第二次改革在威权环境下展开，主题自然是政治改革。用政治改革来遏制腐败，是当前可做的最能得民心的事情之一。政治改革首先可以被看作是邓小平的继承人对社会欠账的还账。邓小平在1986年发动政治改革，但先后两次学潮所打断。86学潮导致胡耀邦下台，中断了他领导的政治改革；89学潮使赵紫阳遭到软禁，使他以更大力度推进的政治改革夭折。

江泽民对政治改革的冷漠让人难以理解。最近公布的关于六四的天安门文件如果真实，则可以提供一个解释：江泽民并不是邓小平的继承人，而是陈云和李先念的继承人，他继承的是反改革派别的意志。他只是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强大压力下才被迫假装成改革派。这将为抢到改革旗帜的中共改革派增加新的“合法性”：他是邓小平和改革派的正统继承人。

听说国家体改办已经受命为中共16大研讨政治改革方案，有一些持不同政见者被邀参与研讨。这并不表明政治改革已经开始，但却可能是抢政治改革旗帜的竞赛已经开始的一个信号。

2001年1月23日于美国麻省。

原载《北京之春》2001年3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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