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澳门威尼斯人赌场官网2月21日电】远华案主嫌赖昌星在温哥华狱中透露，他是国安部八局兼职特工，曾偷运香港入境处资料到大陆，也与台谍接触，但因军情人员为金钱内哄而被检举。他也首次澄清流言：远华案与贾庆林夫妇无关。

厦门远华集团涉嫌走私大案，自北京当局于一九九九年成立“四二零”专案组以来，有关调查工作已进行了近两年，但案情至今仍然扑朔迷离，而主嫌赖昌星与北京高层一些领导人的关系，则成了“四二零”专案组的一个烫手山芋，却也是外界关注的一个焦点。

在加拿大温哥华市中心的监狱里，赖昌星接受了亚洲周刊四个小时的独家专访，首次披露他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贾庆林及其妻子林幼芳的关系，也讲述了他与前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以及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人大副委员长王汉斌等中共高层官员认识交往的过程。赖也向亚洲周刊承认，他是北京国家安全部八局的兼职特工，从事情报搜集工作，曾偷运香港入境处资料到中国内地。

以赖昌星为董事长的厦门远华集团，被指在九十年代中期的数年间，走私二百四十多亿元人民币（折合约二十九亿美元）的货物，逃税一百多亿。在这段时间，贾庆林是福建省省长和省委书记，而贾的妻子林幼芳那时任福建外贸党委书记。赖昌星承认，他与贾庆林“当然认识”，与他吃过饭、照过相，而且，“当时贾庆林如出差到厦门来，都会到（远华）公司来看看”。

但是，认识归认识，赖昌星否认贾庆林跟他有任何经济上的往来，“也根本没请他帮我甚么忙”。他也否认与贾庆林的儿子有任何关系，“连见都没见过他”。赖说，贾庆林与他合照过不少照片，他也没挂出来，只是放在家里，但这些照片目前都在“四二零”专案组的人手里，“他们也一直要搞他，一直不放手”，一直感觉贾庆林跟他有金钱来往，“但不敢明显说出来，只是一直想闹这个事，因此有很多传言”。

与贾庆林有关的传言，是传贾妻林幼芳因为时任福建外贸负责人，因此与赖昌星的走私案有瓜田李下之嫌。但赖昌星似乎很义愤地说：“我根本连林幼芳都不认识，一点来往都没有，甚至连同台吃饭、单独与她谈话都没有，更不用说别的。”他一再表示，“是真的不认识她”，并怀疑造出这种说法的动机，“可能背后有人在搞，出自个人目的，想往上爬”。

被赖昌星指有个人目的、想往上爬的人，是“四二零”专案组的负责人、北京中央监察部部长何勇。赖说，何勇凭自己的感觉办案，实际情况比他预期的差得很远，但还是要查下去，因为查不出大事情来，就太没面子了。赖指责何勇，“写给中央领导的报告很夸张，罗干书记、朱总理、江总书记都受骗了”。他说何勇目前抓的人，官都比他小，但是“官比他大的，就没有动”。

与赖昌星有关系、很熟稔、官又比何勇大的北京高官，赖表示“起码有八个人以上”，而最大的、最有名的当算前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

目前过着囚徒生活的赖昌星承认与刘华清很熟悉。在他位于厦门湖里华光路的红楼七楼办公室里，即挂着他与刘华清、李岚清、王汉斌、阿沛阿旺晋美、李铁映等人的合影照片。这曾是赖昌星的政治资本，凭着与这些中共高层领导人的特殊关系，赖昌星也成了一个横跨政商两界的特殊人物，红极一时，上可通天听，是中南海和钓鱼台的常客，何勇提醒“四二零”的部下多加防范。

赖昌星自称与刘华清很早就认识，多次与刘合影留念，不但是集体的、多人的，还特别到大连棒槌岛与正在那里休息的刘会面；而与刘单独的两人合照，他说“从来没有挂起来”，都放在公司里。

与赖昌星的远华集团有过交往的军方高级将领，还有迟浩田及解放军总参谋部情报部前部长、中共元老姬鹏飞之子姬胜德。但根据赖昌星的交往标准，他认为与迟浩田“不算认识”，而与姬胜德的关系，则属老朋友了。他说，他与姬胜德在九二年就认识了，是通过工作关系认识的。事实上，这种关系为他和远华集团确实提供了一时的便利和好处，但也为他日后的东窗事发埋下了伏笔。

与王汉斌姬胜德稔熟

赖不但与中国军界的头面人物过从甚密，关系匪浅，而且与政界的不少高层官员包括国家领导人也关系密切。赖昌星告诉亚洲周刊，他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前候补委员、人大副委员长王汉斌很久前就认识了，“他来厦门就来看我，我到北京就去看他”。赖认为这种交往是很正常的，“没有为了占一点便宜”。

他否认与这些领导人和中央高层官员的来往，有金钱和利益上的交换，他认为他认识的这些官员没有腐败，“除了（厦门市前副市长）蓝甫这种人作风不好一点”。蓝甫是与赖昌星有来往的中共官员中，唯一一个他讨厌的人，认为这个人爱吹牛，他“听了就不舒服”。

赖昌星有他的爱恨情仇，对法律对官员与金钱的关系，也有他自己的认识。他认为与有些官员即使有一点金钱的往来，“也是正常的，中国的法律也没有说当官的不可以向商人借钱，我只是知道不能交换（利益），至于有困难借来借去，是很正常的。如果我借给官员有罪，借给老百姓也有罪，也要抓来判，要平等，一样的嘛”。

赖昌星下意识里相信金钱万能、相信特权、相信关系，也相信特殊的部门可以给他的生意带来更多方便。赖向亚洲周刊承认，他早在九二年就与中共军方情报部门建立关系，就是在那个时候，通过为南京军区情报部门做些事，认识了时任总参情报部负责人的姬胜德。

当时赖昌星已拿了单程证到了香港。他说，他当时为中共军方情报部门“做了不少事情，不但出力，还出钱，在澳门和香港为他们花了几百万，我也没让他们一定要还这个钱，甚么回报都没有”。

但事实上，赖昌星得到了特殊的回报，他利用这张特殊的招牌，为他的生意获得不少方便，这张特殊的招牌使他结识了中共军方的权势人物刘华清、姬胜德等人。他也同时拓展了在福建和厦门的关系网，地方、军队、武警，无所不通。比如他的专车司机洪国潘就是海军厦门水警区副司令皮国勇介绍的，他作为大股东的厦门海?货柜堆场，五个股东就有两个有军方背景，包括海军的嵩海公司和武警的金盾公司。
海?堆场被“四二零”专案组指是远华集团走私活动的大本营。

除了有军方的招牌，赖昌星也向亚洲周刊承认，他是北京国家安全部八局的兼职特工。国安部八局专门从事情报搜集工作，赖的档案就入在八局，“当时有两个人来作笔录，说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正规的，但没有工资报酬，只有在生意上可以给我很大方便”。

给予方便，这就是赖昌星想要的。他说，国安部当时发给他工作证和一个“特通牌”，“放在车上，过桥过路都不用钱，不能进的地方你都可以进”。国安部的身份不但为赖昌星在道路上大开绿灯，而且使他在生意发展上有了另一张王牌，加上他在北京、福建和厦门经营的无所不包的关系网，赖昌星当时意气风发，从没想到会出事。

双重特殊身份和庞大的关系网络，使赖昌星的消息极为灵通，因此，当远华案于一九九九年三月刚露出一点苗头，他就获得消息。他说他很清楚：“海关总署（九九年）三月二十九日报告的内容，我都清楚。罗干是怎么签的，我都知道。”当时，赖昌星以为凭他的关系可以摆平这件事，没想到会变成这么大的案子。

介绍台谍给北京当局

他说他以为没事，最多几个月就可以过去，没有想到要跑。因为那几个月，他除了常在北京打探消息，并希望把事情压下去之外，还继续在为国安部牵线搭桥。几乎是在海关总署将有关报告上报中共高层的同时，赖介绍了台北方面的八个情报人员，包括军方退役的几个人员，于四月五日到厦门悦华酒店与北京国安部人员见面。但到了十日晚上，这些人却被广东省国家安全厅的人员拘捕。

赖昌星说，他第二天马上飞到北京，被接到国安部的别墅里，求见安全部的一个副部长未果，当时他“已经觉得不对头了”。果然不久，五六月间，赖昌星说他的安全部证件被收回，说是到期了，“要收回换新的，连给我的那张特通牌也收回”。于是，他在六月初即通知他的兄弟和几个亲信要暂时离开避一避。

赖昌星说他为北京安全部工作，做的事情“都是做得很成功很成功的”，包括在九七香港回归之前，他通过手段获取了北京方面非常希望获得的香港入境处资料。赖昌星告诉亚洲周刊，他将那些资料搞到手后，让他的司机运了两车送到大陆。赖昌星承认与中国大陆公安部出入境管理局前局长许甘露是好朋友，也是因为这层关系，他与香港入境处的一些官员成了朋友，包括他曾提到的梁锦光。

中国军方和国安部的招牌给赖昌星带来了方便，但他最后东窗事发，也是因为这层关系。赖昌星证实，远华案的爆发，确是源于原解放军三十一军副军长之子朱牛牛的举报，而朱牛牛的举报，却是他欠解放军总政联络部在福州的一位高级军官胡大曹一千四百万元，被追债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向赖昌星勒索一亿元未果而向中共高层举报。

八月十三日直飞温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