绛县的 “科技大跃进”

于振海 帅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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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科技搞调产,干部带头作示范,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帮助农民赚,风险共同担。”——这是山西省绛县提出的动听口号。在这个口号的光环下,去年以来,这个县不顾农民的实际承受能力,高标准、大规模建设科技示范园区,最终上演了一幕形式主义的“科技大跃进”。

十条限令作规定处处建起示范园

绛县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县。1999年11月,这个县被中国农业科学院确定为全国农业科技示范县。为充分发挥科技在全县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中的作用,去年2月,绛县县委、政府接连下发三个文件,动员县、乡、村三级干部参加科技综合示范园区建设,全县范围的“县级班子包项目,局级单位建园区,村级干部搞样板,人人投身搞示范”的科技示范大行动从此拉开了序幕。

县里提出:科技示范园区建设实行行政领导一把手负责制。凡没有建立示范园区的县管单位由组织部门建议单位一把手辞职或责令辞职,并扣除单位全部公用经费和单位班子成员的基本工资,所扣资金用于科技经费,年终单位不得评为先进;条管部门由县委向其主管部门提出类似建议。村级没有建立科技示范园区的,建议通过程序调整村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职务……

上述决定作出后,县委、县政府继而对全县干部作出10条“限令”,对不积极参与科技示范工作的干部,视其情况给予十方面的限制和惩处:不能继续担任领导职务,不能提拔重用,不能领取全额基本工资,不能享受各种福利待遇,不能拨付公用经费;不能参加评奖,不能吸收入党,不能转干,不能晋升职务,不能留薪留职搞其它,机构改革时优先精简。

在县委、县政府的“号召”和“10个不能”的要求下,全县90%的单位、80%的机关干部投入到了轰轰烈烈的兴建科技示范园区、创办科技示范点活动中。

为了落实“政治任务”,不被“开除公职”,县城建局120名职工在工资被断断续续拖欠5个月的情况下,每人被迫凑足1000元,集资创建了3个高水准芦哨大棚。驻绛县的几家国有商业银行被逼无奈,以建设一个高标准大棚投资2万元为价码,出资由别人代理“建起”了自己的科技示范园。全县100多个单位都以不同形式建立了各自的示范园区。

中央三令五申不准政法部门经商办企业,但为了落实政府的统一部署,绛县政法委牵头,公安局、检察院、法院联合加盟,在干警意见纷纷的情况下,筹资13万元,用股份制形式建起了“北方花卉示范园”。去年,公、检、法系统的干警们每人分到了3个地雷大小的无籽西瓜,算是示范园的“经济效益”,又算是筹资者的“分红”。但由于技术不过关,一个个无籽西瓜生得像一个个西葫芦,一刀切下去,找不到一口能吃的红瓤子。一位干部说:“办案子、抓小偷,保一方平安,我们是行家,可要种菜栽瓜,我们三个干警也抵不上一个农民。”为了凑数,某涉农部门看到一户养花的农民有一片花卉园,便与这位农民协商,花了近万元做了一个大牌子,插在这个农民的地里,“建起”了花卉示范园。横水镇建起了别墅式的肉牛示范园,但有园没牛,于是镇里便动员养牛大户李天明赶着自己饲养的40头牛入住示范园。40头牛进入高档牛棚后,李天明每年光租棚费就得花去2万元,每头牛的饲养成本因此平均提高500元。

一些干部对记者说,由涉农部门和经济主管部门去搞科技示范园区完全可以理解,但不分青红皂白地让每个部门都去搞,只能是赶着鸭子上架,摆摆花架子。为了建园区,绛县好多职能部门的干部荷 挑筐去整地干活,机关唱起了“空城记”。一些干部说他们是“种了农民的田,荒了自己的园”,更多的干部则感到他们被逼上了新一次“上山下乡”的科技梁山。

绛县要求干部人人建立科技示范点,每个示范点的规模必须在5亩以上,日光温室1亩以上,养殖鹿、牛5头以上,鸡300只以上,猪50头以上,盆栽果菜、花卉50盆以上。县检察院37名干部人人都要建立示范点,干部们既无资金,又无种养时间,无奈之中,家在农村的干警干脆把自家种养的土地充作示范点,家住城里的干警跑到农村,托亲寻友把别人的责任田算作自己的示范点,年底各系统验收检查时,干部与农民只好以假充真演双簧。

贪多求大重形式剥夺农民自主权

踏进绛县,记者的第一个感受是仿佛置身于一个科技大观园,名目繁多的农业科技成果都在这里有一个“家”。

据县里统计,全县目前已建立起142个科技示范园,2687个科技示范点。全县共有14个乡镇,200多个行政村,也就是说平均每个乡镇有10多个科技示范区,每个村有10多个科技示范点。全县范围内共有近200个种养种类在示范。这些戴着科技帽子的示范农业,令人禁不住想起“大跃进”时期大炼钢铁时的情景,其简单重复建设和盲目贪多求大,展现了一幅科技大跃进的情景。

记者来到横水镇柳泉村的绛县县长李景发直接指导的科技示范区。一片空旷的田野里,只见两栋看似海关构架的别墅式大楼高高耸立,而挂着“绛县绿源公司”牌子的大门却紧锁着。一位农民告诉记者,这里是农科中心示范园的培训中心,一天到头都没有人。“花上公家的钱,占了农民的地,就挂块牌子。”

更多的示范园在投资上本末倒置。投资30多万元建设的芦哨园,瓷砖贴面,五颜六色,不锈钢护栏熠熠闪光,而棚内种植的芦哨只花了7万多元;投资40多万元建设的种牛羊繁殖场,欧式建筑,粉墙红瓦,种牛种羊只花了10万元。在许多看似很阔气、排场、风光的大棚里,培育的并不是高、精、尖农产品,只是黄瓜、西葫芦、西红柿一类的普通反季节蔬菜。

与这种冷冷清清的官办现代设施农业相比,由农民们自己投资兴办的一道道塑料保暖大棚,从外观看上去并不起眼,但当你钻进这些棚子时,扑面而来的腾腾热气迷住视线,定睛一看便是一方碧绿的世界。

凛冽的寒风中,记者来到城关镇西吴村,只见不少村民正在自己的大棚里割韭菜。这个4年前领唱全县大棚蔬菜的小山村,如今70%的农户都建起了自己的大棚,成了远近闻名的“韭菜村”。在农民高王旗的韭菜大棚里,10多个农民正在帮他割韭菜,高王旗的大棚虽然低矮、简易,但棚中的韭菜绿油油的。正在帮弟弟割韭菜的高王斗老汉喜滋滋地告诉记者,大棚是1999年投资4500元建起来的,当年就赚回了本钱。说到县里的示范园,老汉说:“县里有钱,大棚建得像个宫殿,我们要是都按那样修建,家家户户就会变成穷光蛋!”一位为县里承建示范园的包工头掐着指头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建一个2万多元的高档大棚,以2000多元的价格承包出去,需要10年才能赚回投资。用那样高档的棚子种反季节蔬菜,简直是金銮殿里养毛驴--不值!

如果说高标准的示范园吓跑了农民,其危害还是可以估量的,但政府高估农民的科技水平,不顾农民的科技承受力,采用急功近利的办法,想让农民种一茬科技田便成科技种植大户的做法,更贻害无穷。在南樊镇北柳村,提起无籽西瓜,村民们泪流满面,长吁短叹。去年春天,这个村在县和镇政府强行要求下,毁掉500亩快要吐穗的小麦,没有试验就改种上了无籽西瓜。由于气候不适应,下种较晚,结果无籽西瓜一个个只有拳头大小。

喂一口科技饭,想养起一个科技胖子的做法,去年在绛县几乎噎死数百个“科技示范户”。更有甚者,在政府指标的高压下,绛县一些乡镇为了瞒哄上级,以科技示范为名,竟用行政手段强行剥夺了不少农民的经营自主权,使他们调产无路、增收无门,让农民戳够了脊梁骨。去年4月,南樊镇史村为了建示范园,看中了村里被承包出去的山楂园,于是把原承包人靳维新从山楂园里强行赶出去,然后把临马路的土墙推倒换成红砖墙,并挂上了“史村百亩山楂示范园区”的牌子。记者问为啥把四面墙中的一面换成砖墙,村干部说:“好看,能提高知名度!”顶着隆冬漫天飘落的雪花,记者刨开厚厚积雪,一堆堆红灿灿的山楂果依然堆存树下,积压待销。睹此情景,老实巴交的靳老汉潸然泪下。

去年夏天,么里镇在东官庄村要修建种牛羊繁育示范场。镇政府在既没经过村委会,又没有赔偿承包人经济损失的情况下,毁掉公路边一片绿油油的麦田,建起一座欧式建筑的“牛宾馆”。而失去土地的6户农民想讨回合法权益,至今讨不到个“说法”。绛县的科技示范园中建有固定建筑的20多个,最大的一处占耕地3000多亩。全县的示范园究竟共占了多少耕地,牺牲了农民多少切身利益?面对记者的提问,县长李景发摇头不知。

“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当记者问一些农民对这种口号有何看法时,他们说,当农民的一辈子以田为本,种什么,怎么种,干部应该引导,但不能认为农民是二百五,种田全得靠干部。

示范示出“恐科症”虚假浮夸露马脚

1999年12月,当绛县被列入科技示范县的消息传出后,当地农民喜不自禁,奔走相告。农民懂得科技的力量,他们相信请来科技“财神”,能给他们带来金山银山。但令农民万万想不到的是,政府用科技示范园方式在科技与农民之间架设的“金桥”,着实把乡亲们折腾了一番,农民很快就患上了“恐科症”。

采访中,一些农民谈科技色变。在南樊镇北柳村,吃尽了种无籽西瓜苦头的农民们气愤地说,谁再喊叫无籽西瓜,他们就打谁。在这个镇的吉峪村,村长李根喜向记者倒出一肚子苦水:去年春天,在县、乡两级政府的要求下,村里被迫拔掉麦子,以李根喜个人的名义贷款4万元,李根喜又拿出了2万元,从附近村里拉来砖、水泥,在地里建起50亩“高效农业先导区”。他按县里的要求,种了20亩黑谷子,14亩无籽西瓜,还种了些秋葵、旱稻、牛蒡、飞蝶南瓜、樱桃萝卜。秋天下来,黑谷让麻雀吃光了,无籽西瓜全死了,樱桃萝卜让参观团踩死了,秋葵、旱稻压根就没发芽,飞蝶南瓜只结下烧饼大小的几个,也让乡镇干部抱走邀功去了,以后的事就再也没人操理了。眼看没希望了,他自己偷偷擅作主张,补种了些大豆、白菜,50亩地一年下来只收获了1000公斤大豆和5000公斤大白菜。

投入6万多元的李根喜最后只落得4间产权不明的水泥房。为了建在先导区里的这4间平房不被要账的村民抢占,伴着飞舞的雪花,李根喜带着全家,牵着一条黄狗,搬进了一片荒凉的先导区。满脸苦笑的李根喜对记者说:“什么先导区,是先倒霉,科技让人耍成了鬼把戏”。么里镇东官庄村农民席随鹿,牵着自己的牛到附近设施一新的种牛场配种,结果配了8次也没配上。为此,老汉与种牛场管理员吵了两次。这个种牛场虽然有一头花6万元引进的皮埃蒙特优种牛,但因种牛未到采精年龄,只好从北京长途调运精子。对精子质量嘀咕怀疑的席老汉,一气之下把牛牵到了一家个体配种场,一次便配上了种。“俺不知道那里是不是新科技,俺只知道全村的牛多数在种牛场没配上,这让俺咋相信?”

尽管如此,在科技示范的高歌声中,绛县很快成了运城地区依靠科技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的典型和样板,现场会频频召开,参观团络绎不绝。形式主义在捉弄了善良憨厚的农民之后,又污损了党和政府的形象。为了遮掩马脚,保住面子,留住形象,县政府有关领导在虚假、浮夸的旋律中又上演了一出出形式主义闹剧。

--2000年夏天,为了迎接运城地区检查团,绛县县委、县政府组织近千名机关干部到中杨乡北杨村的公路边劳动3天,第三天终于等来了检查团。“劳动”热热闹闹进行着,检查团车队一过,而随着一位县领导的摆手示意,正在“联手建设科技示范园”的干部们一轰而散,有的单位组织干部进了城里的饭馆,吃了一顿形式主义的公费餐。

--去年12月,运城地区科技调产现场会定在绛县。县领导发现优质牛饲养缺少“声势”,立刻安排一名镇党委书记到有关乡镇“借牛开会”。这名镇党委书记东凑西借,借回了20头黄牛,期间由于被一名记者曝光了绛县的形式主义内幕,现场会才宣告流产。

么里镇一名养牛户饲养着40头黄牛。记者来到他的牛棚,只看到20头牛,当问及其它的牛在哪里时,主人悄悄告诉记者,山下养着10头,另外的10头放在牛羊繁育示范场里。他一脸无奈地说:“是镇里让放的,说现在检查的、参观的人多,示范场里没几个牛,让放在那里充充数,过段时间说啥也要拉回来。”

--某镇“高效农业先导区”里,有一个“牌子仓库”,大大小小的牌子有100多个,这些牌子上标写着清一色的高科技农作物名称,有“微型西瓜”、“200旱稻”、“地兰王(美国)”、“黑珍珠”、“伊丽沙白”、“灵芝”、“天麻”、“人参”等等,琳琅满目,应有尽有。园主笑着对记者说:“参观团一来,我和老婆就从库房里把所有的牌子都抱出来,在空地里把牌子随便一插,介绍人一看牌子就给参观团介绍一通,有几个飞蝶南瓜在那里摆上,人们就问这问那,信以为真了。”

--为了建设绿色食品基地,绛县县城主要街道大大小小的商业招牌大多涂制成单一的绿色,置身绛县县城,好像走进了一个“绿色王国”。一位个体户告诉记者,这是县工商局统一要求的,如果不是绿色,罚款100——500元。

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是一对连体畸形儿。当绛县科技调产中的形式主义现象升级、泛滥的时候,有的领导却对绛县的经验大加肯定,甚至形成了多个文件,准备推广绛县高标准示范园建设的经验。这一做法,已引起了人们的焦虑和忧思……

摘自<<新华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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