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共执政50年的历史来看，凡是它发起大规模群众运动，利用大众的声势来声讨政敌或是一部分人民之时，都是它对其统治的合法性遭到挑战或质疑的反应。一个合法的政权对于这种挑战或质疑应该采取宽容甚至欢迎的姿态。而一个以暴力，欺骗，和宣传维持其合法性的政权，却总是以歇斯底里的极端手段对付任何现存的或是想象的挑战。

57年反右运动是中共第一次深感其统治方法和自身素质的低劣无法使知识阶层和所谓民主人士心悦诚服。它本应检讨自己，提高执政水准。但毛泽东和他的同僚们却选择了以”引蛇出洞”和“群众运动”的战争方式解决“右派”问题，利用大多数人的盲从和不知真相，轻易地将“右派”打倒。这是中共执政后第一次遇到合法性问题。

“反右运动”是它对其执政的合法性的回应，虽然使大多数人不再(也不敢)提这个问题了，但却也是第一次创了中共在和平条件下，用阴谋和极端手段把持政权的先例。“文化大革命”的发起，是连中共党内也无法取得“合法”支持的。虽然看起来好象是毛泽东本人作为中共领袖的合法性受到潜在的威胁，但从中共党内对毛的认同和追随来看，文化大文命是中共为了“反修防修“，在中国发起的对共产党在世界范围内合法性危机的一次大回应。许多人认为“文革”几乎毁灭了中共，但却很少有人认识到”文革”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又奇妙地成为中共为保持其独裁统治造就的一系列法宝中最重要的东西。中共利用“群众斗群众”的方式，自己坐收渔人之利，已成为其行之有效的“秘密武器”。

“文革”创造的一系列政治术语已经渗入中国人的灵魂，彻底污染了中华文明。中共虽扬言彻底否定“文革”，但其要否定的不是”文革”的思想和政治基础，而是要否定“文革”中一些“群众运动”的异端思潮和民间的独立倾向。否定“文革”只是邓小平借故打击政敌的手法。“文革”的否定没有成为中国人民的胜利，倒是让中共加强了其独裁统治，人民的民主权力反而受到削弱。

“文革”结束后，中共为了让人们忘记它统治的残酷性和非法性，又以“安定团结”为借口，一次次地发动小规模的“群众运动”，比如“反精神污染”运动，“反自由化”运动，等等。这些运动虽然比不上“文革”的浩荡，但打击一部分人民，以维护其“合法性”的目的是一致的。江泽民自以为是中流砥柱之士，想再把失去的政治热情鼓动起来，搞出一个又一个不伦不类的“江理论”，但效果甚微。中共已基本上“背叛”了“代表”的工农大众，完全溃变成一个由少数技术官僚，政客，和黑帮组成的独裁统治。“六四”运动是反对中共独裁统治的“群众运动”，中共“发动工人斗学生”的企图没有实现，于是公然动用坦克镇压学生和市民。这次政权虽保住了，但其“人民政府”的合法性完全被戳穿。这大概是“六四”的牺牲者以高昂的生命代价所达成的唯一历史使命。

“六四”以后，中共采取了一些政治上的低姿态，和经济上的宽松，想要平和人民的绝望和愤怒。中共党员们也深感来日无多，以疯狂的贪污腐化取代了无聊的政治游戏。到了二十世纪今天，中共又有了新的打击对象。这次是对着几百万法轮功信徒。然而这次”运动”的时机是最重要的。中共政权合的法性已出现空前绝后的危机。江泽民自身的合法性也无法得到党内外和国际上的认同。中共自称是无产阶级政党，这个党却在工人农民中完全失去了信誉和道义。在这个时候发起“揭批法轮功的”群众运动”，目的应该不难看出。难理解的到是一些在“反右”和“文革”遭受过苦难的“知识分子”，却在这时似乎是急不可待跳出来当打手。大概他们以为打压这些以“真善忍”为信条的善男信女们，是安全可靠的。但历史告诉我们，为一个穷途末路的独裁统治当打手，其命运是会比统治者们更可悲的。

(摘编自<<大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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