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日本而言，中日关系都是至关重要的双边关系。然而不幸的是，冷战结束后，如同中美关系一样，中日关系也是麻烦不断，但是，相对而言，中日关系更加难以处理，究其原因就在于中日之间不仅有显性摩擦，还有隐性摩擦，也就是有的学者所作的台上问题和台下问题之分。隐性问题大多是与情感有关的问题。这使得冷静在中日关系处理中显得尤为重要，否则，中日关系的走向可能会偏离国家利益这一主线。

我曾经在“中日不会发生第三次战争”一文中（见1月15日《联合早报‧天下事》提出中日不会再战。对于这一估计，主要依据是两国不能再承受现代战争之重这一客观事实，而非出于对中日两国善意的乐观臆测。地缘关系的特点和现代军事技术的成就决定中日不会贸然再起战事。但是，这样一种和平只是一种冷和平。如何实现中日之间的真正和平？这也是受关注的问题。

在文中，我提到中日可参照德法模式实现和解。但是，这一看法也多有局限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无奈之举，所以拙文指出在历史问题没有解决之前，它最多只能是一个中策。在历史问题遇到困难，我们倡导经济先行，期盼经济合作能够起到黏合剂的功效。因为归根到底，对历史问题的认识还需要日本的自身觉悟（朱噷基语）。

德法关系的特殊性

德法关系自身属性及其当时的外部环境与中日关系及其环境不尽相同，德法和解有其特殊性。一、德法互有侵略的历史，这样，两国和解时的心态可能比较平静和理性，不会有感情上的纠葛。两国相互施加的灾难没有中日那样悬殊。中国对日本的武力侵犯只有一次，而且并没有进入日本本土。相反，日本对中国有多次侵略，不仅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有大量无辜民众被杀害；二、具有共同的欧洲观念、传统；三、有共同的敌人，抵御苏联为主，摆脱美国控制次之。和解的过程也是对付共同敌人的过程；四、发展程度相近，能够互尊。德法两国在欧洲同属一个发展阶段的国家；五、德国的民族性与日本不同。德国能够主动为二战的罪孽作出真诚的道歉和赔偿，而日本不尽然，做得很不够。六、德法的发展态势不同。二战以后，德法的国际地位走势基本上一致，都从世界一流大国下降为二流国家，都处在一个下跌的过程中。而中日两国的情况有所区别，中国发展的过程大致是建国初期实力兴起，文革时发展延缓，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又成为世界瞩目的正在崛起的大国。日本先是快速重振经济，以创造经济奇迹的速度持续发展，但是，到了90年代，日本经济进入缓慢发展期。因此，中日两国和解过程中还多了一个心态调整问题，即如何对待两国实力对比改变的现实。

德法和解的特殊性隐含中日采取类似模式和解的艰巨性。这就需要中日两国领导人更大的政治决心，更远大的战略眼光来处理两国关系。

错过有利时机

中日之间已经错过了和解的一些有利时机，比如二战参与者的一代已经陆续辞世，弥合两国心灵裂痕的共同安全利益消失等等。所以，中日两国不应该再错过当前的机会。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提升。改革开放以来，这一变化尤为明显。但是，平心而论，中国在国际社会中仍多有不得意的时光，加上近代以降中国屈辱外交的记忆，中国民众在看待国际事务时，经常有一种抗争心态，认为中国受到欺侮，容易将感情因素过多的宣泄在外交事务的评判中去。这与中国的大国地位是不太相称的。外交是妥协的艺术，外交中必然有争执。对待国家间的纠纷要理性。日本在对华外交中有一些过分的作法，但将大多数中日国家间的正常的异议，全部归结为日本对华不尊也有些过激，也是自信心不足的表现。爱国激情是需要的，但是不该将其泛化。

不可否认，日本国民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仍持有错误史观。贵为首相的森喜朗都有数次“失言”，的确令人担忧。但是，看待这一问题也要全面。错误史观的形成原因众多：有些是不愿正视自己的亲人是侵略者这一事实；有些是被动的接受外来灌输；有些是试图美化日本阴暗的过去，为日本的扩张寻求理论依据。第三种人错误史观极大部分是自觉形成的。这一部分人可能成为日本再次发动对外战争的鼓吹者。然而，惨痛的历史教训使得前两类人可能并不赞同再起战事。而这些人是占多数的。

日本对于侵略历史的认识是让人不放心的。日本政治的右倾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对日本的右翼势力的动向保持警惕是应该的，不管是中国人，还是亚洲其他各国。不过，由此得出结论：中日会再起战祸，可能是过于杞人忧天了。对日本抱有太多的戒心并非明智之举。

有些读者看了我的文章后，将我归为对中日关系天真的乐观派。实际上，对于中日关系的前景的看法，我比较认同“不悲观，也不乐观”一说。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

(转自<<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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