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政权的暴力和谎言是制度性的，行贿也是制度性的，现在的腐败之所以成为一种利益再分配的体制性安排，是由一党独裁的本性决定的。一个不允许任何人与之分享政治权力的执政党，在骨子里是不相信不尊重任何人的，它要把一切权力和所有资源完全据为己有才能放心。它的分配原则不是建立在权利平等和自由竞争之上的，而是建立在等级特权之上的，其核心原则是必须有利于其绝对权力的维持和巩固。它要求无条件的效忠，却进行条件苛刻的赏罚，稍不合意就可能导致一个人从财产、社会地位到人身自由乃至生命的全部丧失。

而它进行利益收买的最大王牌就是垄断的权力。行贿的权力和收回贿赂的权力必须牢牢掌控在它的手中，恩赐和惩罚全视对其独裁权力的利弊而取舍。在阶级斗争如火如荼的年代，政治身份收买最见成效，因为有了中共认同的政治身份，也就相应地拥有了与之相配的其他利益。在人们普遍厌恶斗争哲学的年代，物质利益收买成就斐然。

中共在1949年执政后，不到十年就强行占有了社会的所有资源，可谓肆无忌惮。然后就是大肆行贿——按照其绝对权力的政治需要进行恩赐性分配，收买民众和精英的忠诚、支持。为了新生政权的巩固，中共当时的出手显得很大方，对大众，用土地收买农民，用铁饭碗和全包的福利待遇以及虚幻的主人地位收买城市职工；对各类精英则许以高官厚禄，给党内精英以全方位的特权以及优厚待遇，给党外精英以帝王的诤友、象征性名誉地位和特权式的福利，政协和人大已经成为专职的收买机构。国家副主席、政务院副总理、政府部长、文化机构和大学的负责人、大报和重要刊物的主编等要职都可以拿出来，但是民主人士很快知道了这种安排仅仅是临时收买，他们只是为中共做门面。而后才有1957年借大鸣大放来宣泄对中共的不满。反右大清洗，毛泽东为了达到深入骨髓的恐怖统治，公开声称他玩的不是阴谋而是“阳谋”。从此，识时务的社会名流只能安于被恩赐的地位，在人大和政协里做做花瓶。现在，这种收买已经扩大到比较成功私营业主，美国《福布斯》杂志评出的大陆富豪五十名中，就有十二人为全国人大代表。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六四大屠杀之后，丧失了意识形态合法性的中共，修补政权合法性只能靠利益收买，即向被统治者许以一定的让步和好处，来换取被统治者放弃对中共执政后的累累罪恶的彻底追究。这样，中共执政集团事实上已经将其合法性来源置于公开的政府性行贿机制上。八十年代民间对政权合法性的追问，在邓小平南巡之后，恐怖政治的威胁和利益收买的诱惑之下，实际上已经被终止。经济高速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使民众接受了这一秩序。而放纵腐败，成为权贵们效忠政权的基础。这种行贿也在对外开放中大有作为，用商业利益换取外国政府在政治上的让步，谁不给中共政权找麻烦进而有利于其统治，谁就能以极低的成本进入大陆的巨大市场，拿到回报率极高的大宗订单。

这种政府性行贿制度没有任何社会公正可言，所有的分配在根本上都是由垄断权力来完成的，而接受者却没有任何置疑这种分配的应得权利。虽然利益收买可以暂时让人们在“奔小康”的疯狂忘记专制罪恶。但是，一个政权不能长期依靠策略性、政绩性的权宜之计来维持，它合法性早晚要面对道义上是否正当的彻底追问。

2001年2月7日于北京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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