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的一年以来，北京当局不断有新措施出台，其中之一便是大幅度提高公务员薪水。中国新年前夕，中国政府决定在一九九九年为公务员提高薪金三成的基础上，今年将再对五百三十万公务员加薪百分之三十，预计今年的加薪将令财政支出增加一千五百亿元人民币。这其实也是在兑现国务院总理朱熔基去年的诺言。朱熔基在去年底访问新加坡期间对外宣布，中国公务员要连续三年加薪。至于目的，一是为了
所谓“高薪养廉”；二是为了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的效果，可谓“一箭双雕”。第一点似乎更为当局所重视，因为反大张旗鼓反了多年，非但未见好转反而愈演愈烈。“养廉”不是现代语言，其起源较早。《金史》有伯德特离补传。伯德特离补，并非外国人名的译音，而是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姓名的汉语译写。他是东胡分支的奚族人曾在辽国做官，后来到金国，官至京兆尹（首都市长）。其传云：特离
补为人孝谨，为政简静不积财，凡调官，行李止车一乘，婢仆数人而已。特离补可贵之处不仅在于他是清官，而且具有非常明确的“俸禄已足养廉”观念。及至清代，养廉或高薪养廉已经制度化，在正俸外又按职务等级每年另给约与正俸相若的银钱，称为养廉银。

而今封建时代早已过去，可是做官的为自己的财富打算以至为子孙谋取好处还大有人在。今年年初，广东颁布了《严禁党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接受和赠送红包的规定》。文件称，三个多月来不完全统计，深圳、汕尾、珠海、清远等地有一千四百人次上缴“红包”、礼金等折合人民币三百三十多万元。应该看到，这“人次”不过冰山一角，而款数较之福建根本不成比例。事实上有很长一段时期，相当部分官员以各种方式藉权力所及接受“馈赠”（不一定是贿赂）和截留国家公款作为“小金库”甚至个人的收入，可谓司空见惯。数年前有人大代表慨言，只要所有“小金库”的钱财上缴，全国财政收入便可增加一倍，而个人的还不在内。这样做的人，固然有些确实是贪污腐败，却也有些认为不过为了改善自己和所属单位工作人员的生活，关键在于薪金太低了。

问题是，以中国公务员的实际工资而言，即使增加百分之二十、三十，也决说不上是“高薪”。再说，就算有高薪了，是否可以“养兼”，亦大可存疑。因为，为数不少的高官、企业领导人及商业机构的管理阶层，以非法获得本来不应有的利益而受到检控、起诉，直到判刑的事件时有所闻。人们都知道，类似职位在中国应该属于“高薪”了。论衣食住行玩乐以及再挥霍一些亦可应付而绰有余裕，儿女抚育成
长当然没有问题，但他们并不因此而“廉”，反之是更“贪”。

要消除这部分官员的贪腐，引进类似新加坡的高薪制未必凑效，依靠打击也还不够，根本之道在于根除“官场经济”，把资源配置权从官员手中夺回，还给市场。这是其一。其二，还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法治社会，真正做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其三，充分发挥新闻的监督作用，使违法乱纪者无所遁形。不然，就无法根除某些人藉权责的灰色地带或通过简易的欺瞒手法使资源配置服从其私利。“千里为官只为财”，是封建时代为官的固有观念，正本清源绝非易事。高薪也许能够养廉，却还有可能使人在贪婪方面陷得更深。此外，从学校到社会，须进行持久的长期的廉洁反贪教育，使更多人尤其是官员有伯德特离补的品德。较比上述几点，对全面进行廉洁反贪教育更为重要，如果民众都以行贿为羞、贪污为耻，那么社会风气就会清明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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