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大陆，这几天，彼此相好的网民见面，总要悄悄地问一声：“看了么？”
有人说，“天安门文件”在此刻出现尤其微妙。其实，这种文件在任何时候出现，都不会不“尤其微妙”。
“六四”过后不久，许多人曾预言，那些一步一个血脚印走向权力巅峰的中共领导人，怕是“过渡”不了太长的时间，因为他们的椅子是安放在滴答作响的“六四”这颗定时炸弹上的。然而，“一万年太久”，十年也不短，当滴答作响声渐弱以致掩没无声时，那些八九十公斤体重、坐稳了位置的领导人，甚至包括一些预言者，都以为消除了引信、定时器停摆的炸弹就不是炸弹了。
因此，“天安门文件”在现时面世，无疑是为“六四”这颗炸弹重置了一个引信，为这颗炸弹重新开启了定时器。
当然，应该看到，十年以降，中国大陆的政治生态已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六四”的暴力镇压在打破了共产党执政的道德伦理底线，以及据此演绎的意识形态神话的同时，也为执政集团构筑了一个厚实的心理依托，即：无论共产党做了什么不容于普遍政治标准和普世文明价值的事情，它都不会以可能导致整体性溃败的让步作为矫正的条件；无论共产党采取什么不容于普遍政治标准和普世文明价值的手段，它都要保持自己的权力。
这一“破”一“立”，使得执政集团中的上、中、下层形成了粘连更加紧密的利益结构。中共上层知道，他们免于被血债追讨的唯一前提是继续保有手中的权力，为此目的，他们能干什么就干什么，能不干什么就不干什么；至于遗存在上层的所谓改革派和那些虽与“六四”镇压无关、但却觊觎更高权力意欲有所作为的人，他们愧疚的心理和想用“六四”这张牌“翻盘”的理想和冲动，迅速地被紧接“六四”而来的苏东共产阵营大崩溃后的情形所镇慑住：在共产制度垮台，社会向民主化迈进的时候，即使是摧毁极权体制、开启民主道路的功臣，也并没有先赋性的免责特权，而往往要和那些共产体制的顽固维护者一样遭到清算和唾弃。于是，发动镇压者的目标坚定而执著，那就是不惜一切代价维持权力。相反，改革者的动力却明显缺失，甚至丧失、放弃了理想。
这就形成了“六四”与其后的共产国家民主化之间的非良性互动。由于“六四”，共产体制下的民众对共产党的“让步”便不再抱有幻想，他们清楚地知道，在危机时刻，共产党内的改革派不足以使民众自保，唯一保险的做法就是彻底摧毁共产体制，即使连带体制内的改革派也在所不惜。这种示范效应，定会使中国的“六四”镇压者毛骨悚然，但也会令尚存的改革派倒吸一口冷气。那些体制内有志于改革的人，必然要思讨与核算实现其理想的机会成本与收益：在身边的利益看得见、摸得着的时候，是否值得为那些理想中的预期利益去冒“颗粒无收”和“血本无归”的巨大风险？
因此，中国以外的后共产国家对共产体制清算得越彻底，中共就会愈加严厉地掐断可能在中国导致这种清算的萌芽。对此，中共并不糊涂，而且，经过“六四”，谁也不要再期望中共会在这一点上有所“闪失”。中共明白，此种不留后手的“绝杀”，成败与否关系其生死存亡，而所谓改革，绝非或早已不是改革派所宣称的只是利益大小的变动和格局的调整，因为在“六四”与其后的共产国家民主化之间的非良性互动中，中共与其治下的民众之间的相互预期已经彻底改变了，而这种改变又为近年来中共的整体性腐败所强化。
至于中共体制内的非核心成员、中低层官员，一方面，他们因“六四”而产生了无以摆脱的体制性负债感，另一方面，他们又从“六四”血债中收获了可以藐视那些有权决定镇压的高层官员的道德资本：还有什么比杀人更不可饶恕的呢？当然，中共以暴力机器为基础所构筑的心理依托，并不能改变体制中的大多数成员对体制的悲观预期，况且，他们未必不清楚，今天他们可以受到这个体制的连带保护，而明天就会因为这种连带保护而受到连带清算。由是，“六四”无异一种传播迅速的“末日病毒”，使得中共党内弥漫着浓烈的“末日情绪”。
因“极少数人”的恶行而衬托出的中共绝大多数官员的“道德优势”，使中共体制内原有的纵向权力行使与监督机制失去了道德依据，使中共上层对中下层的说教与命令变得理不直、气不壮。也正是这些具有“道德优势”、人数众多的中共官员，在末日感和无论如何堕落也会因为政权的原因而受到暴力机器连带保护的心理依托下，肆无忌惮地贪、拿、挪、卡、占，使腐败侵染了中共体制的每一个细胞。
这种整体性腐败，与人们对共产体制整体性崩溃方式的预期之间的相互作用，进一步模糊了中共党内政治势力和派别分野的界限，恶化了政治生态，使任何微小的弃旧图新的改革努力，其成本都要大到使改革者与其所欲改革的体制同归于尽的程度。中共上层有意无意地以放纵腐败来增加体制凝聚力，以利益均沾达到罪恶均沾，从而增加各级官员维护体制的自觉性。同时，近年来，中共高层又以反腐败的名义来挫败非核心官员和中下层官员因“六四”而生的道德优越感，打击政治异己和地方离心势力，这样就形成了以腐败为基础的、各级官员的利益因体制存亡而高度一致的利益格局，和改革者不会因改革而受益、镇压者不会因镇压而受损的政治结构。
在这样的政治生态环境和政治结构中，“六四”似乎无以成为一个橇动中国政治发展的支点。在这种利益格局下，是非能否得到澄清、正义能否得到伸张，都以其所代表的价值能否“变现”为当下的利益作依据。由是，“六四”就成了一个在中共体制内，人们避之唯恐不及的话题，更遑论其他。现在，《天安门文件》的问世，也许将使这种局面的改变成为可能，至少是提供一种尝试改变的机会。
其实，无论人们基于什么立场、站在何种角度、代表谁的利益，“六四”，都是中国政治发展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当然，即使是重置了引信的炸弹，也很有可能奈何不得眼下中共日益复杂和关联度日趋紧密的政治结构，然而，尽管时隔十几年，“六四”也仍然是对中共政治发展最具震撼力的一颗炸弹，舍此无他。
如果说《天安门文件》为“六四”这颗炸弹重置了引信的话，那么，人们是否为投掷或置放这颗炸弹准备了足够多的技术手段了呢？而这正是问题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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