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是個有名的反貪皇帝。他自己因為從小飽受貪官的敲詐，被迫當了和尚，因而參加起義後就發誓：一旦當了皇帝，先要殺盡天下貪官。後來做了皇帝果然不食言，迅速在全國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反貪」運動。

在多如牛毛的運動中是誰製造了那些駭人聽聞的冤獄和流血？不要給我說是「罪惡的時代」，「極左路線」。時代是誰？路線又是由誰制定，通過什麼人執行的？他們在哪次會議上有污人清白、揭人隱私的講演？在哪場批鬥中有大打出手、致人死地的壯舉？這些導致成千上萬人餓死、瘐斃或被抓、被殺的慘劇當初是由什麼人簽署，事後又有多少人得到了懲處？當我們在各種回憶文章中自覺地為他們隱去姓名，用×××代替時，我們何嘗意識到我們自己就是集體謊言和集體遺忘的同謀？

中國上世紀六十年代，因為樹立「三面紅旗」餓死農民三千萬，並不是因為領導人飢寒交迫，相反，多種資料顯示毛澤東的食譜裡有雞鴨魚肉，只是少了紅燒肉。

我認為，當一個政權利用暴力確定不移地、系統地侵害著每個成員的生命安全時，他們中的任何一員都有權利起而抗爭。即使這種抗爭帶來了某些不可避免的破壞性後果，這後果也首先應該由它的批量生產商——獨裁者和專制政府本身負責，而不應該由反抗者負責。

沒有新觀念的宋江無論從體製出走多遠，目標只有一個，那就是招安。

他錯在把這樣一種庸俗的功利觀當成「天道」，然後以「天道」的名義號召並命令所有的弟兄去執行。最後落得個死的死，傷的傷，自殺的自殺，出家的出家，一百單八將十損其八的下場，連他本人也是在楚州軍區司令的任上幹了不到半年就被毒死在了辦公椅上。

靠暴力和謊言上台的必然還靠暴力和謊言坐台；靠坑蒙拐騙奪得政權的，必然還靠坑蒙拐騙維護政權。不存在手段卑下的高尚目的，也不存在過程黑暗的光明結局。荊棘上結不出葡萄，蒺藜裡流不出奶與蜜。好樹都有可能結壞果子，壞樹豈能結出好果？這就是梁山以及類似梁山的集團給我們的啟示。

因為專制制度不會教人用多元的、寬容的方式思考問題，更不會尊重人的個性和參差多態的生活方式。它擅長的就是用強制的手段讓人做一個不是他自己的人。在這種文化之下，官和民、兵和匪在本質上沒有區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