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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成
在八十年代興起的商品大潮沖擊下,一切陳舊的、呆滯的、保守的、包括各種做人必備的道德規範都被沖刷的一干二淨。一切都圍著錢轉,而且認為一切為“賺錢”的事都是天經地義...
由於中共長期灌輸歪理邪說,直到現在,大陸的中國人仍習慣把這些早以被歷史證明是錯誤的詞彙用於日常生活中。這也是黨文化對大陸人潛移默化的結果,我們有必要把這些錯誤的說法糾正過來,以正視聽。
中共到底姓什么?不愛動腦筋的人一定會脫口而出:“他姓馬,他們的黨綱、黨章上不寫得很明白嗎?是以馬列主義理論為基礎的政黨,目地是實現共產主義社會,不過現在不少聰明人也知道這只是官面上的話,他們不也是為自己的利益而組織這么一個黨的嗎?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啊!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文革”才結束幾年,不知哪方“才子”在故紙堆里翻出了清代怪儒鄭板橋的“難得糊涂”橫幅,覺有其有現實用途,逐張貼了這橫幅。不久這橫幅走入了大江南北,長城內外的尋常百姓家,替代了“文革”中家家戶戶挂的“偉大領袖毛主席”像。我想這應該是中國建國以來除毛主席像外發行最多的一幅印刷品。
我用強盜搶劫來比喻這事,有的強盜搶了東西又殺人,我遇到的是強盜只是搶了我的東西并沒有殺我,所以在一些“革命群眾”看來,我應該知足地感謝這些善心的槍盜,謝謝他們不殺之恩。
中共總習慣於把在中央領導中斗爭失敗的那一邊叫“反黨份子”,如有幾人、幾十人則叫“反党集團”,因此他們在失去政權以前所做的事与“黨”無關,他們做的事正是“黨”要反對的,因而他們就不代表黨了。
那還是在1960年的三年大飢餓年代,忽然很神秘傳達一個文件,有的還不能用文字記錄,不准外傳,誰外傳會受到黨紀國法的嚴懲。
但在中共眼里的“海外關系”完全是實用主義式的。同樣的“海外關系”隨著形勢的變化,你可以因它升官發財,大家對你羡慕有加,也可因它身陷囹圄,打入十八層地獄,永世不得反身,大家對你如避溫神。
現代雖与以前有所差別,不是絕對一個人說了算,但中國人民的命運仍然掌握在中共極少數幾位高層領導手中,中國人民仍然只能是當“阿斗”。
小人物姚文元在《文匯報》發表了“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這是第一次公開把矛頭指向當時的北京市副市長、明史專家吳唅,從而拉開了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幅序幕。至于他發表的文章是否有背景、有後台、有大人物撐腰就不得而知了。
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我有幸參与了一華裔教授到中國來講學的接待工作。當時,中國剛剛改革開放,來華的外籍人士和華裔比較少。為了邀請他,經過了鄧小平、李先念、余秋里等直到部長的審批、簽字。為這樣一件毫無國家机密可言的民間學術交流活動,對諾大的中國來講,這芝麻般的小事競要惊動三位副總理級干部,這反映中共政治體制的官僚作風和特別對涉外活動誰也不愿負責的推委作風。
強權即真理,在中國歷史中是不乏其例的,在中共歷史上尤其是這樣。
在文革年代,天天敲鑼打鼓,寫大字報表決心已是司空見慣了,習以為常了。但這些人心理是怎麼想的,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你看這短短的半個世紀以來,擇偶的標準已經几歷滄桑,确實是天道大變了。不是說現在的擇偶標准是絕對的錯,過去的擇偶標准是絕對的對,從擇偶的標准看到半個世紀來,人們的心態、倫理、道德、觀念是如何隨著社會的發展而變化著的,至于現在人們更是把活生生的物質利益赤裸裸地放到至高無上的位置。
現在電視播出的節目中,以“東方時空”,“實話實說”,“焦點訪談”等一定程度上揭露社會陰暗面的節目最為群眾歡迎,這似乎表明了中共比以前較為“開明”了,讓群眾了解到社會上存在的一些問題,因而這些節目很自然地在廣大觀眾中享有“盛譽”。
應該說這些人都是人間精英,在各自奮斗的領域里聰慧過人、光芒畢露,而且希望自己的祖國富強的愿望是好的,但他們在政治、社會領域里還是天真幼稚的,他們哪里是“騙壇至尊”-中共的對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