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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平
上海是“上海幫”的老巢,由於上海和“上海幫”的特殊關系,上海也成了反映“上海幫”政治行情的一張晴雨錶。近來有關上海房地產的消息充斥中外媒體,“ 上海房價瀕臨失控...
人權是中共政權最虛弱的地方,也是招致國際社會譴責最多的地方,因此海外人士應該充分團結協調起來,在中國民主進步的旗幟下面,從人權入手,發動國際社會更多地關注中國的人權狀況。對本土人士而言,法律是他們唯一可以依靠的力量,依靠法律,積極維權,依靠法律,對抗政府的違法行為,這也是在中國本土推廣民主一種比較現實可行的辦法。
在中國,做“人”是幸運的,做“人”又是不幸的,幸與不幸都在彈指之間。駕駛寶馬的驕婦瘋狂地軋向人群,並能輕鬆地逃脫法律的懲罰,誰又能否定她是幸運的,而寶馬車輪下慘痛的人群是不幸的?不過這也僅僅是“和諧中國”的一個小小的不幸,還有一種令所用中國人都毛骨悚然的不幸每時每刻都聳立在“全體”中國公民的面前:當“和諧中國”的公民不得不面對“把冤案辦成鐵案”的吃人“體系”...
當“盛世中國”的牛皮吹的震天響的時候,“盛世中國”的子民們卻不得不面對這樣一個現實,越來越多的工人、農民卻無力供養自己的子女接受教育了,這難道就是“盛世中國”送給人民的禮物?《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已經實施十九年了,經濟發展了,國家富強了,越來越多的人卻無力讀書了,這難道就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必然成果?宣導“和諧社會”的兩會結束了,教育問題 卻令“盛世中國”...
專制和獨裁對人類的危害遠遠超過恐怖主義。獨裁政權利用它們所掌握的國家機器和所謂的法律,在一個國家和一個地區公開、連續、長期地踐踏正義和公理、踐踏民主、自由和人權,其危害之廣、之深、之長久,連恐怖主義也望塵莫及。它是恐怖主義產生的溫床,儘管恐怖主義有時也針對專制政權,但這並不影響它和恐怖主義的合作。它們的合作雖然不是公開的,但是它們對人類、對自由民主世界的仇視...
盛世就是盛世,中國礦工一次又一次的死亡,能一次又一次撕裂遇難礦工家屬的心肺,能讓溫家寶總理灑下悲痛欲絕的淚水,但它無法撼動我們中國鋼鐵一樣的媒體;同樣是死亡,一個公僕的不幸殉職,竟以薩達姆一樣的高票「感動中國」,感動2004年的中國,感動2005年的中國。
鄧小平在談到毛澤東功績時說,“沒有毛澤東,中國至少要在黑暗中探索更長的時間”。中國的歷史告訴我們,這句話的真是意思應該是,沒有毛澤東中國人民不會在追求民主和法制的道路上享受更多的痛苦和磨難。
在中共的歷史上,有兩個人物特別值得紀念,特別值得關注,一個是毛澤東,一個是趙紫陽。 毛澤東站在專制的頂峰,趙紫陽溫和的地站在專制的對面。他們各守一端,以智慧和人性改變並影響著中國的歷史,改變並影響著中共的歷史。
趙紫陽先生逝世以後,中國所發生的一切,並沒有出乎我們的意料,中共對趙紫陽先生逝世以後所採取的一切措施,包括對趙公的評價,其實我們應該想到。就中共的秉性而言,只要定性的東西,不論大小,他都不習慣去改,他都不願意去改,他都堅決反對去改,專制的秉性已經練就了中共的鐵石心腸,專制的秉性已經使中共成為沒腸沒肺的怪物。對中共我們應當實際,不要有不切實際的幻想。 ...
西元2005年1月17日上午7時01分,在中國,在北京,一個普通的四合院裏,一個老人走完了他人生最後的旅途,中國民主史上最值得紀念的代表人物趙紫陽先生離開了我們,——“他終于自由了”,他終于自由地走了,義無反顧,沒有眷戀他為之奮鬥不息的這片土地,沒有眷戀這個曾經囚禁他十五個年頭的四合院;終年85歲。
趙紫陽先生是中國民主的旗幟,是中國專政的沙漠中一棵不朽的大樹,人雖仙逝,但生命如樹)
在偉光正的英明領導下,一個“穩定壓倒一切”的偉大時代勇敢地站在人民的面前,已經近二十年了;二十年年來,這個“穩定壓倒一切”的偉大時代似乎在告訴人民,順從是你生存的機會,任何反抗都是徒勞的。與此同時,這個偉大時代,又以無可辯駁的事實告訴中國的官員,政治就是一切,執政就是一切。為了政治,為了穩定,可以窮兇極惡,可以橫征暴斂,貪污、腐敗不是問題,站錯了隊,跟錯了人...
獲悉民主理性、滿腔正義的詩人作家師濤先生被捕,筆者十分沉痛。我沉痛不僅僅是師濤本人,而是我們的國家和民族。中國怎麼了?竟然對民主理性、滿腔正義的師濤也下手了。
江澤民入主中央以來,中國有一個奇怪的現象,經濟越發達的地區,官員好像越清廉;貧困地區,倒是貪官橫行,倒了一批又一批。雲貴是貧困地區的代表,蘇州是經濟發達的地區官員清廉的代表,中外注目的大上海,當然更是聖潔無比的「東方明珠」。現在蘇州的「廉潔神話」已經破滅,大上海依然威風八面,聖潔無比。
在中共的政壇山做官,要有大言不慚,顛倒黑白的本領。不論說什麼話,只要對某某人的口味,都可以拍馬屁,吹牛皮,可以把令人作嘔的牛糞當作芬芳無比的鮮花大加讚賞;也可以把黑的說成白的,並且言之確鑿,堅定不移。吳官正就是這樣的牛皮大師。
十六屆四中全會以前,出於對江澤民的厭惡,加之胡錦濤有別于江澤民的一些親民舉動,也由於胡錦濤曾強調依法治國,尊重憲法,人們下意識地對胡錦濤充滿期望;在江澤民交出軍委主席的權力之後,人們又不得不面對這樣一個現實,胡錦濤的政策和動向好像越來越不明確了,與此相反,一些左的言論卻不時沉渣泛起。
不論是“三個代表”,還是提高中共的執政能力,對中共而言,都是為了掌權,為了執政,因此國家的命運,民族的命運,是無論如何不能與中共的政權相提並論。在這一點上,我們無論對誰,只要在中共內部,我們都應當有清醒的認識。
中新網10月12日電 香港《大公報》11日從北京發回的報導稱,九日抵達北京的聯合國秘書長安南11日在釣魚臺國賓館芳菲園與李肇星外長舉行會談,在會談後與記者的見面會上,發生了李肇星外長三問記者的插曲。
2004年10月08日新華網頭版頭條宣佈:普京推新政, 棄西方模式學中國經驗。 下面我們就看看中共是如何宣佈,普京棄西方模式學中國經驗的。
江澤民走了,走得“滿含深情”,走得無可奈何。風光不再,這深情自然是對權力和地位的眷戀;日薄西山,這無奈自然是對天道的無奈,對人民的無奈,對真理和正義的無奈。
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9月16日已經召開了,如何提高執政能力,已成爲這次會議的“戰略任務”和“重中之重”。針對“黨的自身狀況和存在的問題”,要實現這次會議的“戰略任務”和“重中之重”,首推就是棄江。因爲一個缺乏權威的中央,是無論如何也不能提高執政能力的。胡錦濤先生有句名言,“立黨爲公,執政爲民”,這裏套用胡哥的這句名言,就是棄江爲公,民主爲民。
9月9日,十六屆四中全會召開的前夕,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孔泉在星期四的新聞發佈會上,否認外界有關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與中央軍委主席江澤民關係不融洽的說法,並稱這種說法純屬虛構。但是,孔泉沒有評論江澤民,是否有意辭去中央軍委主席的職位。也許他不敢,也不能評論這個敏感話題。
新華網9月3日報導:“地處大巴山區的四川省萬源市是國家重點扶貧開發地區,年財政收入僅4000萬元左右,2002年財政赤字高達1.6億元。今年8月7日,該市借紀念紅軍萬源保衛戰勝利70周年之機,不惜耗費鉅資請來一批明星舉行盛大文藝演出。”請宋祖英唱4首歌花了42萬元,是當地農民年收入的210倍。
中共自1949年建國以來,中共中央的權威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面臨挑戰,胡溫新政之初,面對江澤民及其派系得肆意妄爲,當然比任何時候更需要強調中央的權威。在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召開的前夕,中共掀起一輪紀念鄧小平一百周年的高潮,當然有著不同尋常的意義。
最近,中國中央文獻出版社,以紀念鄧小平誕辰100周年的名義,出版的《鄧小平年譜一九七五至一九九七》,有許多問題值得我們關注。
中國古代有“禮不上庶人”、“刑不上大夫”,想不到今天仍然有效。不但有效,而且發展到連對“庶人”的同情和憐憫也沒有了,但是,對貪污犯的「憐憫」,卻在與時俱進地發展著。
江澤民這艘破船並不可靠。不論曹剛川還是曾慶紅都因當清楚,江澤民這艘破船早晚要倒。關鍵是怎麽利用這艘破船維護自己的利益,又要預防這艘破船的加速下沈加害自己,曹剛川棄江擁胡,實在是形勢所迫,即使是形勢所迫,曹剛川這種棄江擁胡,也不像是無條件的;曹剛川炫耀武力在前,棄江擁胡在後,有沒有這層意思,大家可以分析。
中共政壇歷來變幻莫測,反手爲雲,覆手爲雨;長期以來,胡江鬥法,江澤民至少從表面上一直呈現強勢,最近,面對即將召開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胡溫卻一改往日的疲軟,主動出擊,大有扭轉乾坤之勢;而一向咄咄逼人,飛揚跋扈的上海幫卻一反常態,盡現頹勢。
進入六月以來,不論是中國總理溫家寶主持的「宏觀調控」,還是國家主席、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強調的民主法制、廉政建設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一些被視爲江系統的部委,至今未就中國的審計報告正式表態,審計長李金華在其審計報告中,點名揭露41個中央部委,都有嚴重違法違規問題,但是中央媒體並沒有及時跟進,就是中央電視臺號稱的“焦點訪談”,也沒有按照中央的要求,把攝像機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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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巴嫩真主黨連日來遭到毀滅性的打擊,其領袖哈桑‧納斯魯拉(Hassan Nasrallah)在以色列週五(9月27日)的空襲中喪生,引發中東局勢迅速升級。以色列國防軍(IDF)週日(9月29日)宣布,在週六(9月28日)的一次空襲中,擊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