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拉托加正是銀裝素裹，積雪深達6英吋。使團在那裡住了1個星期，躋身於當地的社交活動中。只有富蘭克林感到疲憊不堪。他於15日寫道：「我正在前往加拿大的途中，被湖面的現狀——湖上那些不化的冰阻塞了航道所滯留。我開始擔憂，以我的年齡，我是承擔了力不從心的使命。因此我坐下來給幾位朋友寫信，用訣別的方式寫信」。當時，他已70歲了，其他幾名成員最年長的也不過四十出頭。
　　
翌日，他又和同伴們一道出發了，他們將深入到他未曾涉足的美洲那蠻荒的不毛之地。他們吃力地劃著船，溯哈德遜河而上，4小時只前進了7英里。當晚，他們宿於愛德華堡的一家邊境小店。
　　
在前往喬治堡的途中，17日，他們接到斯凱勒派人送來的一封短信，信中說湖面仍未開凍，請他們在愛德華堡和喬治堡之間半路上的溫酒店宿夜。他們照斯凱勒說的做了。斯凱勒業已離開薩拉托加，走在他們前面了。他已經和他的司令部到達喬治堡。但他病了。
　　
次日中午時分，使團離開了溫酒店，同斯凱勒會合，乘上笨重的敞篷平底船，一路奮力破冰前行。白天，他們在感到餓時就登岸生火取暖、煮茶、吃乾糧；夜裡他們有的宿在林中，有的住在船上，幸虧他們有先見之明，帶了輕便的床。經歷了這樣冗長的跋涉搬運之後，使團於25日已航行在張伯倫湖上。27日下午，他們來到聖約翰，走過一段崎嶇不平的陸路，在聖勞倫斯重又下湖航行。29日抵達蒙特利爾，他們受到現在已晉陞為將軍的阿諾爾德的迎接，碉堡中的火炮鳴放禮炮，向「以著名的富蘭克林博士為首的尊敬的大陸會議委員會」致敬。
　　
從和阿諾爾德於30日進行的第一次會談中，富蘭克林就覺察到自己所負的使命不可能成功。這個省的法裔天主教徒的敵意難以消除，而在不超過 400名的英裔新教徒中，至少一半是效忠派分子，其餘的也不可能站到反對英王政府的立場上來。因為對他們來說，聯合殖民地的入侵者既無金錢，更無信義可言。聽了這些，富蘭克林將自己私人的錢借給阿諾爾德353鎊金幣。
　　
不久，消息傳到蒙特列爾說，海路來的英軍增援部隊將於5月6日開抵魁北克。阿諾爾德這支大陸軍的處境已十分險惡，它將被驅逐出加拿大，像在前一年的6月那樣。這時，富蘭克林身上長了疱疹，疼痛不已，雙腿浮腫，行走不便。在這種情況下，他決定立即返回費城，認為在那裡自己還能發揮一點作用。5 月11日他啟程返回。約翰‧卡羅爾於次日也到了聖約翰，然後兩人再從那裡到奧爾巴尼去。
　　
從奧爾巴尼，在斯凱勒將軍的安排下，他們從陸路返回費城。
　　
這一次艱難的長途跋涉，損害了富蘭克林原本強健的身體。「我發現我一天比一天更虛弱了」，回到紐約後，他在給另兩名使者的信中寫道，「如果不是卡羅爾先生友善的幫助和悉心的照料，我想我是難以支撐著走完那麼遠的路的」。8年以後，由於富蘭克林的推薦，教皇農西奧授與約翰‧卡羅爾以總主教之職。卡羅爾成為美國的首任總主教。
　　
回到費城以後，富蘭克林逐漸地康復了，但他的痛風病，「使我從你上次離開我們後一直沒有參與大陸會議和大家的工作，因此對發生的事知之甚少，只知道正在醞釀起草一份獨立宣言」，他在6月21日寫信這樣告訴華盛頓。
　　
在革命戰爭的進程中，北美殖民地的各階層人民的思想意識裡，「獨立」這兩個字日漸變得鮮明，變得突出了。1月10日，托馬斯‧潘恩——當時是費城的一名記者——發表了他的《常識》，像一聲嘹喨的號角，穿破人們思想中尚存的疑雲惑霧，直貫雲天，使獨立的觀念在整個「大陸」的大地上不脛而走，植入了革命人民的腦海。一個新的國家即將誕生。
　　
這時，英國議會頒布了絕對封鎖令，禁止任何國家同北美殖民地之間的貿易以及殖民地之間的貿易。消息傳來，大陸會議針鋒相對地宣佈，北美殖民地的港口向所有國家開放，除了英國以外。同時，始自北卡羅來納（4月12日）的各殖民地紛紛向他們在大陸會議的代表發出指令，投票贊成獨立。
　　
儘管富蘭克林和亞當斯、傑斐遜同為最早、也是最堅決地主張殖民地與英國決裂的會議代表，可是在獨立的問題上，賓夕法尼亞卻掉在後面了。已經分裂的賓州代表們受到保守的州議會的約束，而州議會正在州政廳另外一個房間開會。作為大陸會議的會址，費城有可能成為獨立後國家的首都。因此，大陸會議決定幹預該州的內亂。5月，會議通過決議，敦促尚無稱職政府的各州加緊組建這樣的政府。賓夕法尼亞人民在州政廳院子裡召開群眾大會，要求廢棄英王授予的舊憲章，制訂新憲法，建立新的立法機構。6月14日，賓州議會開會。4天後，一個各縣委員會代表會議解散了舊議會，呼籲在7月召開憲法會議。
　　
在這場變革各州州政的暴風雨中，威廉‧富蘭克林作為殖民地時期英王委派的紐澤西州長，受到了衝擊。革命群眾將他押往他在伯林頓的莊園，看管起來了。5月24日，大陸會議決定將他遣送到康涅狄格。儘管由於他父親的緣故，威廉‧富蘭克林可能受到一些寬大，但他畢竟是效忠派分子。在康涅狄格，無論是在假釋期間還是確實監禁在裡奇菲爾德監獄，他做了兩年多的階下囚。
　　
6月10日，大陸會議委派一個委員會起草一份宣言。這份宣言可能向全世界公佈。委員會包括傑斐遜、亞當斯、富蘭克林、康涅狄格的羅傑‧謝爾曼和紐約的羅伯特‧R‧李溫斯頓。這5人碰頭後，推選傑斐遜草擬初稿。初稿完成後，傑斐遜將它拿給富蘭克林和亞當斯過目，也許不止一次。6月28日，該委員會將宣言草稿提交大陸會議。7月4日，經大陸會議修改過的宣言被通過了。8日中午，會議向群集在州政廳外的費城群眾宣讀了宣言。10日，宣言在《賓夕法尼亞雜誌》上發表，人們稱之為《獨立宣言》。8月2日，會議代表簽署了《獨立宣言》。
　　
富蘭克林和亞當斯一樣，只對宣言的初稿作了少許改動。對傑斐遜指控英王批准議會法案「以剝奪我們的憲章，從根本上改變我們政府的形式」，富蘭克林在兩句之間插上了一句「廢除我們大多數有價值的法律」，因為他記起了當年賓州議會通過的許多法案都遭到英國議會否決；對傑斐遜寫到的北美洲殖民地的請願書被「答以一次又一次的傷害」，富蘭克林將其改為「僅僅答以一次又一次的傷害」以加重語氣；對於傑斐遜指控英國政府派遣外國僱傭軍來企圖「將我們淹沒在血泊中」，富蘭克林將它改為不那麼誇張的「消滅我們」。但最後這一處被大陸會議刪去了，以避免傷及英國人民。
　　
和《獨立宣言》的起草、修改和發表這樣莊嚴、重大的事件相聯繫的還有這麼一段趣聞。就在大陸會議修改《獨立宣言》草案期間，傑斐遜後來回憶說：「我坐在富蘭克林博士身旁，他覺察出我對這些改動不無想法，便說，『我訂了個規矩，不論何時，只要我做得到，我總避免起草將要由一個公共團體審查的文件。

我這個教訓是從這麼一件事得來的，讓我講給你聽。當我還在給一個印刷商幫工時，我的一個夥伴是個帽商的學徒，他在學徒期滿後準備自己開店。他首先關心的有一塊措辭恰當的漂亮招牌。他編了這樣的話：「約翰‧湯普森，帽商，製作並現錢出售帽子」，還畫有一頂帽子。但他想到該讓朋友們對它作些修改。

第一個朋友認為既然後面有「製造帽子」的字樣，前面的兩字「帽商」便是累贅，應該刪去。那兩個字擦去了。下一位朋友認為那「製作」二字不如略去，因為顧客不會在意帽子是誰製作的，只要合他們的意，他們就買。他把那兩個字又擦去了。第三位朋友說，他認為「現金」兩字是多餘的，因為當地沒有賒帳的傳統，每個買東西的人都會付錢的。它們又被擦去了。招牌上的字現在剩下了：「約翰‧湯普森出售帽子」。「‧出‧售帽子？」下一位朋友說，「為什麼？沒有人會以為你會送給他們。那這兩個字有什麼用？」它們又被擦去了，接下來的就是「帽子」被擦去，因為牌子上畫了一頂。這樣，他的招牌最後被簡化為「約翰‧湯普森」和畫出的一頂帽子」。
　　
據說，在簽署《獨立宣言》的那一天，約翰‧漢科克作為會議主席率先簽了名後，說：「我們得一致；我們一定不要用不同的方式簽名；我們一定要意見一致。」
　　
「對，」富蘭克林說，「我們的確要意見一致，不然，最肯定的是我們將被一個個地吊死。」
　　
儘管這是傳說的一段趣聞，但從實際情況看，的確如此：意見不一致，革命不能成功，革命領導人的命運只會是凶多吉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