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藏經洞

藏經洞指敦煌莫高窟第17窟，原為唐宣宗大中五年（851年）開鑿，是當時河西都僧統洪辯的影窟。清朝時，祖籍湖北麻城的王圓菉因生活所迫，流落於酒泉，並在此入道修行，人稱王道士。後來他雲遊途經敦煌，登三危山，感慨於莫高聖境，急呼「西方極樂世界，乃在斯乎」，便長期居留於此修行。王道士在敦煌四處奔波籌集錢財，用來清理洞窟中的積沙並進行修復，僅第16窟的清理就花費了近兩年，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王道士發現藏經洞，率人「以流水疏通三層洞沙」，讓此秘洞現於世間，他的墓誌所云：「沙出壁裂一孔，彷彿有光，破壁，則有小洞，豁然開朗，內藏唐經萬卷，古物多名，見者多為奇觀，聞者傳為神物。」自此，敦煌莫高窟及藏經洞開始名揚海內外。

(一) 藏經洞中的文獻

藏經洞是一個長寬各2.6米、高3米的方形窟室，北壁貼壁建長方形禪床式低壇，其側面和前側面畫有壺門、銜靈芝的鹿，茶花邊飾和雲頭僧履，壇上泥塑洪辨像。北壁繪兩顆菩提樹，其左側畫一雙手捧持對鳳團扇的比丘尼，右側畫一侍女、一手持杖。西壁嵌洪辨告身碑一通。

洞內藏有從4世紀到11世紀（即十六國到北宋）的歷代文物5萬多件，屬敦煌遺書中最大宗文獻，有畫有佛像的絹、織物、繡像以及法器等文物不下千件。洞內所藏文獻以佛教典籍最多，還有天文、曆法、歷史、地理、方志、圖經、醫書、民俗、名籍、帳冊、詩文、辭曲、方言、遊記、雜寫、習書，其主要部分又是傳統文獻中不可得見的資料。

１.宗教典籍

在藏經洞的古文獻中，佛教典籍約占全部文書的90%左右，可以分為經、律、論三部分，合稱三藏。這裡包括各部典籍和大小宗派的東西，以及同各宗派相關的語言文字的資料，即一卷佛經正面是佛經，背面則是以古印度梵文、窣利文、巴利文等寫的佛經原文，用以考證此佛經的來源。洞內有許多失傳已久，不為人知的三藏以外古佚佛經。

據考證，已知敦煌佛經中的佚經有368種之多，其中如《佛說延命經》、《諸星母陀羅尼經》等經典，在印度和中國早已失傳。此外，還有為數不少的記載中國佛教史跡、各地佛教情況、吐蕃統治沙州時的佛教源流、敦煌佛寺的規矩等卷。

敦煌文獻中道教典籍也頗有數量，主要是初唐至盛唐的寫本，紙質優良，書法工整。老子的《道德經》就有大量抄本，多以《德經》為上卷，《道經》為下卷，這一點同70年代出土的銀雀山竹簡和馬王堆帛書《老子》相同。此外，敦煌道教典籍中還有6種《道德經》的註疏，其中《老子想爾注》和成玄英《老子道德經義疏》是未被收入的佚本，為後世失傳的佳本。

藏經洞還有景教和摩尼教等其它宗教的材料，景教是西方早期基督教的一派，唐貞觀九年（公元635年）傳入中國以後，流行了二百多年時間。景教古經傳世極少，鮮有文獻記載，而敦煌則保存有《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贊》等典籍以及景教畫像一幅，前經還附有景教經典的目錄30種。

２.其它文獻

敦煌文獻包括很多歷史地理著作，除部分現存史書的殘卷，還有已佚古史書。敦煌在晚唐五代時由歸義軍統治，這段歷史在一些正史中記載簡略，藏經洞卻有上百種以上的關於這段歷史的資料。而文獻中已亡佚的古地誌殘卷是研究唐朝地理的資料，以及一些史籍未載的西北地區方志，如《沙洲都督府圖經》、《壽昌縣地境》、《沙洲地誌》等。

大量古典文學資料也是敦煌文獻引人注目的一部分，包括《詩經》、《尚書》、《論語》等經典和詩、歌辭、變文、小說、俗賦等，很多是民間作品。其中所發現之晚唐抄本詞曲卷《雲謠集》值得一提，《雲謠集》原題為「雲謠集雜曲子」，共三十首，為現存最早唐詞抄本集。在藏經洞未開啟之前，通常都把趙崇祚在後蜀廣政三年（940）編的《花間集》認為是最早的一部詞集。

經考證，《雲謠集》的發現將這個年代提前到後梁龍德二年（922）。《雲謠集》原有兩卷，和其它敦煌寫卷一起，被斯坦因、伯希和等人取走，後分藏於英、法國家博物館。

敦煌唐寫本《太公家教》彙集了許多民間諺語，如「居必擇鄰，慕近良友」，「近妄者陷，近偷者賊。近癡者愚，近聖者名」，「勤是無價之寶，學是明月神珠」，「慎是護身之符，謙是百行之本」，「積財千萬，不如明解一經；良田萬頃，不如薄藝隨軀」，是唐宋兒童啟蒙誦讀的格言語錄。

敦煌文獻中的科技資料主要有數學、天文學、醫藥學、造紙印刷術等方面內容，如數學方面的《九九乘法歌》、《算經》和《立成算經》；天文學方面的《二十八星宿位經》、《全天星圖》和《紫薇垣星圖》；醫學類文獻有60卷以上，加之佛經中的醫學內容，則達上百卷，分為醫經、針灸、本草、醫方四類，更保存有一些久已失傳的診法、方藥。

敦煌文獻以卷軸裝為主，又有梵篋裝、經折裝、蝴蝶裝、冊子裝和單頁等多種形式，還有一些拓本、印刷本和刺繡本，在書籍發展史及書籍裝幀史、印刷史上都是難得的實物資料，其中唐鹹通九年的《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是現存最早雕版印刷品。

敦煌文獻中還保留了一些琴譜、樂譜、曲譜和舞譜，使後人得以探尋中國古典音樂舞蹈的風采。

此外，文獻中有許多與敦煌地區飲食有關的資料，從原料到名稱、從製作方法到製作工具，應有盡有，甚至連每種食物的用面數量都記載的清清楚楚。

３.其它文種文獻

敦煌文獻以漢文居多，又有吐蕃文、回鶻文、西夏文、蒙古文、粟特文、突厥文、于闐文、梵文、吐火羅文、希伯來文等多種文字。

吐蕃文即古藏文文獻，是指吐蕃時期的藏文文獻。但經公元9世紀末代吐蕃滅亡後的百年動亂，經籍文書盡毀，所幸敦煌藏經洞中還存有八至九世紀約數千件藏文寫本。但這些藏文資料於1906－1908年分別被斯坦因與伯希和劫往英國和法國。近來，由西北民族大學、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國國家圖書館合作編纂出《法藏敦煌藏文文獻》。

(二) 藏經洞封閉假說

１.避難說

藏經洞在封閉近千年後才得以現世，法國人伯希和根據洞中所藏沒有西夏文文書，而其它文書後者為宋初，即公元976-983至995-997年，提出在11世紀前半期，僧人為躲避西夏入侵敦煌，而將所藏經典搬入藏經洞並封閉之。

又有一種說法是11世紀初伊斯蘭教的東侵致使藏經洞封閉。景德三年（1006），信奉伊斯蘭教的黑韓王朝滅掉于闐佛教王國，並對于闐佛教以毀滅性的打擊。于闐人東逃帶來穆斯林東進的消息，莫高窟的一些寺院將所得經卷、絹畫等珍貴物品封存洞中（今藏經洞），並做了必要的掩飾。

２.廢棄說

英國人斯坦因在他的《西域考古圖記》中，根據他在洞中發現相當數量的漢文碎紙塊、絹畫殘片和絲織品做的還願物等，認為藏經洞是存放這些神聖的廢棄物的地方。一些支持這種看法的學者認為，藏經洞內沒有整部大藏經和其它珍貴物品，大多是殘卷斷篇，而在藏經洞封閉時，敦煌已向內地請求配齊了大藏經，並向朝廷乞求到一部金銀字大藏經，還有錦帙包裹、金字題頭的《大般若經》。如果是避難，那麼這些典藏理應珍藏於石室中。

３.書庫改造說

這種說法由日本學者籐枝晃提出，他在《敦煌「藏經洞」的一次復原》文中認為，大約公元1000年左右，折頁式的經卷，已從中原傳到敦煌。因閱讀、攜帶方便，受到僧侶們的青睞。因此，將藏書室中使用不便的卷軸式佛經以及許多雜物一併置於石室封閉。

迄今，藏經洞封閉之謎仍無定論。

中國傳統院落式的佛教寺院，一般在南北中軸線上都建有藏經閣，並且大都位於寺院主軸線的結尾。莫高窟原本就是個大寺院，歷代修行者不斷，不管什麼原因有個藏經洞也就不奇怪了。

(三) 世界各地的藏經洞文獻

如今，保留在中國的藏經洞文獻僅有15000餘件，且大多數是佛經，其餘皆流失海外。第一個到敦煌獲取藏經洞文獻的是英國的斯坦因。

王道士揭開藏經洞的面紗之後，也曾邀請鄉紳觀看，上告敦煌縣，但都沒有獲得清政府的重視和保護。加之王道士一心想籌款修復敦煌石窟，正如斯坦因在他的《西域考古圖記》中寫道「他（指王道士）將全部的心智都投入到這個已經傾頹的廟宇的修復工程中，力圖使它恢復他心目中這個大殿的輝煌。」而修復工程巨大，全靠王道士四處化緣、募得錢財來解決，其間的艱辛是可想而知。

在獲得王道士的信任後，自1907年，斯坦因先後三次從王道士手中買下大量的文獻，成為獲取藏經洞文獻最多的人。這些文獻在1973年英國圖書館獨立後，入藏於東方寫本與印本部。

緊接著，精通漢文及數種中亞語言的法國人伯希和於1908年也來到敦煌，以一口流利的漢語獲取王道士的好感。時值王道士又需要資金修復洞窟，便同意以藏經洞文獻和伯希和作交易。伯希和雖然比斯坦因晚到一年，但由於他擁有豐富的漢學知識，他所獲取的文獻在數量上不如斯坦因，但卻是最精華的部分。現存巴黎的法國國立圖書館。

隨後，日本人大谷光瑞組織的探險隊獲取敦煌文獻約數百卷，最初收藏在其別墅二樂莊，後因財政原因，逐漸散落在旅順、首爾、京都等地。

1914年8月，俄國人鄂登堡率團來到敦煌，此時藏經洞的文獻已所剩無幾，鄂登堡收購了王道士私藏的剩餘部分和散落在敦煌私人手中的文獻，雖然大部分為碎片，但總數有12000多片，現藏於聖彼得堡冬宮亞細亞部。

(四) 藏經洞的沉思

藏經洞中的文獻數量龐大，內容豐富多彩，不愧為「中古時代的百科全書」。由文獻的語言多樣化可見，歷史上多個民族的信仰和文化都曾在敦煌交匯。而藏經洞的封閉之時也正是敦煌石窟經歷隋唐的輝煌，以及吐蕃、歸義軍時期的保持，而即將走向衰落的時候，令人不由得感到「冥冥之中」的天意。

在封閉近千年後，藏經洞又奇跡般地被一個道士發現，從而重見天日，而那時中國正處內外交困之中，在各種機緣之下，洞中的文獻散落到世界各地，從而使敦煌中保存的中華燦爛文化藝術隨即聞名世界，使這個偏遠的小地方成為人類歷史文化的一座寶庫。這難道又是另一種天意的安排？

文物流失自然令國人痛心，但從另一個角度看，敦煌正是通過藏經洞文獻的流散而為中外學者關注，世界也逐漸認知了東方文化。再者，從上個世紀50年代起到「文化大革命」，在敦煌的和尚、道士、尼姑等被要求還俗，敦煌的藝術研究者也被要求開荒勞動。敦煌藝術研究所所長、敦煌文物研究所（後改稱敦煌研究院）所長常書鴻等人的藝術研究工作陷入停頓。

文革中，常書鴻被打為「反革命」分子、走資派，留所（敦煌文物研究所）監督勞動，包括進行餵豬等勞動。這些風雲迭起的政治運動又阻擋了多少研究的進程，毀壞了多少珍貴的歷史文物，停滯不前的不僅僅是一門敦煌學。

也許有一天，散落在各地的敦煌文獻和文物又會在機緣巧合下，彙集在一起，從而將一個真實的敦煌展現給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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