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鬥牛》人物簡單，黃渤扮演的牛二，閆妮扮演的九兒，還有一隻黑白花荷蘭大奶牛，這樣幾位主角，難免會讓很多人做好大笑一場的準備，走進電影院，《鬥牛》確有其荒誕色彩，只是這部電影絕不搞笑，甚至看了叫人心裏沉甸甸。

　　「現在太多電影就奔著『好看』去的，但『瘋狂』之後要是什麼都剩不下，就有點不符合我對『電影』二字的理解了。」導演管虎告訴本刊，他對電影的訴求始終是，「好看之外，要有點琢磨頭」。

　　牛二大字不識，是村上的光棍漢，家裏只有一頭土黃牛，就在他希冀著和外姓小寡婦九兒「過日子」的時候，鬼子來了，全村人死得精光，偏偏牛二死裡逃生，還帶著那頭按手印領回來、承諾要幫八路軍養著的「外國大牛」，於是一個人一頭牛，相依為命，殺戮中展開一段關於生的掙扎。

　　關於好看，電影確實不乏「看點」，黃渤一改諧星氣質，把戰爭年代的一個平凡中國人演繹得淋漓盡致。雖然過半篇幅的拍攝對像只是一個人與一頭牛，但情節也緊張，來自日本人的刺刀，與外村難民的相遇，薄薄一紙承諾，把兩條比紙還飄零的生命拴在一起，況且，戰爭背景下，不乏生生死死的慘烈和刺激。

　　只是至此，《鬥牛》終歸是個好看但老舊的革命故事。導演管虎都不免自問，在2009年講一個《雞毛信》那樣的老故事有啥意思呢？為此，他想過放棄：「這真是當地人口口相傳的故事，按老鄉的話說，當年鬼子來的時候，人全死了，傻牛倌拖著一頭牛活下來，那牛不一般，大，黑白花，能下奶。那些生動鮮活的細節，太符合我自己某些關於電影的想像。我就找史料，發現這事兒確實是可能的，當時反法西斯戰線確實有一批荷蘭援助咱的奶牛來到中國，這故事就成了我的寶貝，但也陷入一種煩惱，這故事究竟能說什麼，《雞毛信》哪需要我費勁再拍一遍呢？」

　　於是，反覆地找人來寫劇本，令人頭疼的是，平日裡合作愉快的編劇們也找不到他要的感覺，恰在這時候一場大病襲來，「整整一個月，成天扎針把人釘在了床上，終於踏心地琢磨起劇本來」。

　　「我回憶第一次聽老鄉們講故事時的感受，當時打動自己的真就是那麼一股子勁，我總結成牛二身上的動物性，聽著嚇人，但絕對是種力量，現代人恰恰缺乏極端環境下迸發的動物性，比如堅忍，比如忠誠，狗都明白信守承諾的意義，但人越來越缺失這樣的感情。」

　　想了10天，寫了10天，劇本就完成了，寫好之後，管虎發現竟寫出了一個愛情故事。「戰爭只是背景，是前提，雖然這個愛情故事說的不全是人的愛情，但兩個生命之間的相濡以沫總是一種美好，戰爭提供了一種極端，給觀眾重現這故事的機會，我想說的是，其實咱中國人骨子裡應該就是那樣。」

　　愛情片的結論，除了導演自己，誰也不敢輕易出口，因為影片的開始，便是牛二獨自面對死寂村莊的哀號。硬說愛情，也只藏在關於往事的閃回之中，好在閃回真就越來越多，不僅時空碎了，甚至電影過半，敘事的因果都被打破。戰前北方的農村生活，老祖，集會，銀鐲子定下的親事，一幕幕，一樁樁，夢一樣的往事在牛二的腦子裡盤旋，像是與滿目的焦屍的對抗，像精神逃生時的氧氣，你也開始接受，牛二把奶牛喚做戀人的名字，牛二的生不再只是與敵人的闖關遊戲，更多了關於「人」的厚重。

　　管虎卻又告訴本刊，破碎掉時空，除了呈現他心中的愛情故事，更在於自己要的那些琢磨頭：「我不太願意把觀眾的視線引入一個民族的概念裡，糾纏在正義或誰對誰錯的是非觀中，更願意從一個生命個體角度說故事，哪怕它是片斷的。我父親就是從牛二那裏出來的，我小時候老問他，日本鬼子來時什麼樣？他就告訴我，天天後窗戶有人打炮，一會兒灰衣服的過去了，一會兒黃衣服的過去了，看著看著就跺腳說反正活不下去，要不就跟著他們走吧。結果頭天準備走的時候，鞋壞了，轉天就趕上灰衣服的了，命不錯，跟陳毅走了。我常和我老爹開玩笑，您要是跟上撥兒穿黃衣服的走了，估計咱爺倆兒就台灣見面了。所以，我覺得在牛二眼裡也一樣，戰爭是什麼，無非就是一群相互殺人的人。反思啊，教訓啊，空口說來總不如試試從一個人的角度，從一個生命的角度去看那段歷史。他們都是白紙一樣的生命，戰爭留在他們生命裡的烙印，就是一種珍貴的本質。所以，寫劇本時就想，如果按照那種順序敘事，那麼觀眾肯定就使勁關注誰打誰，誰是匪，誰是正義一方，所以就打破這時空吧，也許有的觀眾會覺得凌亂，但確實是有意義的，劇情真的就能跟著牛二的精神在走了，我很著迷於這種感覺。」

　　管虎生於1968年，畢業於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十幾年前的都市愛情電影《頭髮亂了》，他拍出了絕對瘋狂的80年代愛情，曾經的獎項和讚譽走遠，如今，他自稱「老新人」，拍《鬥牛》正是他的「不惑」之年，也就感慨，「鬥牛」也是斗自己，斗的就是所謂的「不惑」。

　　「5年前我拍《西施眼》，又在大學生電影節獲了個獎，我就高高興興去領獎。但大學生們問我，管虎你怎麼變成這樣了，和《頭髮亂了》那時候兩個人了。我嘴硬答，我長大了啊。但自己心裏很難受，成熟不一定都是好，甚至大部份是不好的。到今天我都覺得，剛出校門，風風火火一腔熱血真好，稚嫩啊，青澀啊，手段上，控制上，哪哪兒都是問題，但那股子勁，比什麼都頂用。侯孝賢說過這麼一句話，80歲你童心未泯，那你的電影就牛了。但這不簡單，生活總能把人磨得服服帖帖的，拍電視劇，結婚，生孩子，什麼叫安於天命呢，每個人最後都能體會，反正我知道，現在我背上一包就走，老婆孩子都不要了，就絕對不可能。但心裏的火也不能就這麼滅了吧，既然現實生活裡安了，那就只有往電影裡沖了，《鬥牛》是我自己的鬥爭。」

　　於是，《鬥牛》片頭就重重打上「管虎作品」4字大印，沒有一般商業賣點的沉重故事，時空上的支離破碎，甚至拍攝對象都想得大膽，為了鏡頭裡那一頭牛的完美演出，4個月馴了7頭奶牛，只是，誰會為這昂貴的「個人鬥爭」買單？

　　管虎這樣告訴本刊：「我覺得電影是藝術品，是要大伙塌心做的事，我可以5年不拍，要拍的話就想轍創造一個好條件再拍，我要從容，不能弄那種有人在耳邊整天說這麼拍那麼拍，或者火急火燎的事情了。為了《鬥牛》，我就先在當地拍了一部叫《沂蒙》的電視劇，就為了電影熟悉環境，之後，電影的資金又是自己和朋友湊起來的，看電影就能明白拍這片時的艱辛，但真的無比過癮，因為我釋放了這20年積累在心裏的電影理想。到現在我覺得電視劇對我還是吃飯，但是電影不是，電影要是當吃飯的東西可就壞了，出來的東西和你內心肯定兩碼事了，所以我覺得拍電影的前提就是我不指這個活命，有機會有能力弄一把，和喝紅酒一樣，純粹的享受，我就是給自己找了一個喝紅酒的機會。」

　　雖然說著把拍電影的過程當成喝紅酒，但關於電影的今後，管虎也規劃得一清二楚，甚至對本刊坦言，《鬥牛》就是他的敲門磚。「我相信自己做兩三部都能相對好的話，就能有更多喝紅酒的機會。於是，我關於影片的理想就是通俗又實際的，首先國際電影節能看到你的電影，能買你的片子，不是說外國人牛，而是說拍的是說中國話的電影，到很遙遠的地方給人家看，人家還能接受，是對『中國』這兩個字有好處的。當然這條路也能給我自己那些在學校課堂上，在大師電影DVD裡，積累許久的內心激情找出口。」

　　如今，《鬥牛》剛剛入圍第66屆威尼斯電影節競賽單元，似乎已能看成圓夢的開始，管虎卻說自己的心情絕沒輕鬆，因為9月初的國內首映後，有一張更讓他寢食難安的成績單。

　　「國際電影節看上了你的片子，就端起大師架子來，有國外的賣片渠道，就把國內的票房放棄，這我絕對不甘心。商業上的道理不用多說，關鍵是自己心裏也有過不去的地方。我做了10年電視劇，那就是面對面和老百姓打交道的玩意兒，這麼多年我跟老百姓之間的距離絕對是近的，並且你越是擺正了他們的位置，越明白自大是沒有意義的，孤芳自賞也不是本事，藝術還是要分享的。或者說，至少用你自己的力量引領觀眾，我覺得觀眾是絕對可以引領的，比如這部電影，要對敘事上時空做處理，也要一點點來，先是說閃回，再是因果的倒置，最後走向我想要的極端，說出自己的話，至於觀眾想琢磨到哪裏，是他們的自由。」

　　管虎對本刊強調，拍電影就要自我，忠於自己內心是沉醉，但是拍完了之後，和自己土地上的人分享才是終點，在他心裏，放棄觀眾無異於自欺欺人。「實際上我覺得，再幾年，這個狀況會越來越好，你看看現在電影市場多好，這麼多人花錢去影院看片，還有數目龐大的DVD發燒友，觀眾的觀影經驗也在積累，在提高，怎麼能輕易低估觀眾？說自己藝術了就放棄他們，更多是自欺欺人吧，我不擔心中間路線就很可能兩頭都落空了，因為我想試的就是這個，反正，這4個月馴牛生涯，馴得自己也更一根筋了，挺好。」

來源:三聯生活週刊 作者:李東然 選稿:余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