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8月11日訊】前日，上海閔行區梅隴鎮的「蓮花河畔景苑」有一棟樓連根折斷了，十三層的大樓就像美國大片中的情節一樣轟一下的趴在了地上，很多第一次看現場照片的人都以為是相機拍照時轉了90度。事後還有某旅行社以次開發新旅遊路線——塌樓游。

不過所幸沒有太大的人員傷亡。事發後在該小區置業的其他業主紛紛找開放商退房，當然這是很正常的反應；而政府方面表現得似乎也很積極，主動牽頭為業主與開發商舉行溝通、商定賠償的會議。

至於樓塌的原因，政府找來的專家考證說是當地挖土、堆土造成的壓力差造成了連根折斷，所以設計與質量都沒有問題，而是意外因素導致。不過業主普遍不接受這個理由，而在網絡的熱評中，很多瞭解建築專業的人都在從各種角度駁斥專家們壓力差的理由。

古人云：梧桐一葉，而天下知秋。既然我們可以從普普通通的一片落葉得知秋日的到來，那麼連根折斷的樓這樣匪夷所思的現象，必然意味著更為深刻的問題。

首先，如果我們把深入瞭解一下這個小區的背景。就會發現「蓮花河畔景苑」的開發公司梅都地產公司與當地政府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說得更直白一點，該公司的前幾大股東分別在梅隴鎮征地事務所、閔行區梅隴鎮政府、國家建設部住宅與房地產司工作。換句話說，梅都地產公司可不是個簡單的民營公司。

而且，進一步瞭解的話就會發現，「蓮花河畔景苑」的土地在6年前獲得時的地價為604元/平方米（僅為當時公開出讓土地出讓金的1/3）。而到去年開始建樓時，該小區的銷售合同均價已升至 14297元/平方米——雖然是上海的房子，可也是夠貴的。這利潤與成本可以說是雲泥之別，從這角度看，說梅都地產公司牟取暴利並不為過。

且不論梅都地產公司與政府工作人員官商勾結——因為誰都知道，這種現象在中國太普遍了。但是中國房子貴也是個共識，很多人辛勞一年，只能買一平方米房子—— 房子為什麼這麼貴呢？固然這裡面的因素很多，但是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國的土地制度：除農村土地歸集體所有之外（其實是村幹部所有），其他土地都歸國家所有，個人只有使用權。而中國的稅制改革導致地方政府的大部份收入只能依賴於土地開發與轉讓的稅費，因此土地開發的越多、建起的樓盤越多，土地的價格被推得越高，地方政府的收入也就越多，當然，其中政府官員的灰色收入也就越多，更何況梅都地產公司這樣官商一體的小利益集團。而且當代中國的房地產業，其稅收已經是政府維持開支的三大支柱。

但是大樓的確不應該如此容易的「折斷」，要建好一棟樓，設計中要考慮的各種外力因素實在太多了。其實用一個簡單的對比就可以看出樓倒絕非壓力差這麼簡單的原因：因為上海所處的地理位置，是需要建築物能夠抵抗大風以及一定地震烈度的。如果具體算起來的話，強風對樓體地基造成的力矩，以及地震對樓體強度的要求，遠高於所謂「地基旁邊的兩堆土」造成的壓力差[2]。如果這棟樓能被兩堆土的壓力差搞倒的話，那一陣大風或是不太大的地震就會帶來多米諾骨牌一樣的壯觀景象。換句話說，這棟樓的設計、勘探，或者是施工、建材甚至包括開發、驗收這些方面至少有一個出了大問題，當然，各個方面都存在問題，在中國的現有體制下也並非不可能。

可是政府仍然咬定「壓力差」這個荒誕的理由不鬆口，寧可公信力受損失也要堅持樓盤的質量不存在嚴重問題。當然這也不難理解，其中的一個原因就是政府要盡力消弭任何影響到房地產業銷售額的因素，維持政府的稅收與官員們的灰色收入。

而專家們非要說「壓力差」，卻不承認建築存在質量問題，甚至搭上自己的學術聲譽也不在乎是什麼原因呢？顯然，這是因為專家為房地產業背書可以獲得各種利益 ——來自於政府或者是房地產集團，當然這也需要他們認為自己的學術人格的價值比不上這些利益。透過這個現象，我們可以看到很多在中國能公開發聲的專家沒有獨立見解，卻跟政府與企業結成了利益同盟，成了為權勢、利益而非真理髮聲的吹鼓手。

政治精英、經濟精英、知識精英——三位一體的利益集團，這是當代中國腐敗現象遠超古今中外的一個重要原因。西方國家資產階級的原始積累的確很殘酷，但完成原始積累後這些資本家就開始把財富回饋社會，並積極的參與、影響政治，而非中國當代這樣弄了錢就跑出國，也不敢去觸及政治、改善制度；而西方的知識份子也一直保持著自己的獨立性，很多人甚至以靠近政府、企業為恥，這些人從各種角度監督、制約著政府與企業的運行，而非中國當代這些喪失了獨立的人格知識份子，成為政府、財團利益的代言人。這個政治、經濟、知識三位一體的利益集團形成了一個以中共為核心，凌駕於普通民眾之上的特權階級。

其次，承認了這棟樓能倒得這麼乾脆，就是承認了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也就是房地產行業的多個環節都出了問題。眾所周知，中國的房地產業從審批、開發、設計、信貸、建設、材料、驗收、發售中都存在著權錢交易、偷工減料、以次充好等現象。這些行為都違背了中國現行的行業規範，但卻沒有受到有效的懲罰與公正的處理 ——這個現象說明了腐敗已經廣泛存在於這個行業的每個環節，也全面腐蝕了政府制定、監督、維護行業規範的能力——維護社會各行業、領域的正常運作，保護民眾正常生活的必要能力。

如果把眼光從房地產這一個行業放廣，我們可以看到「毒奶粉」，汶川學校,論文抄襲，從食品到建築，再到學術這些領域中中都大量存在著假冒偽劣、偷工減料、以次充好這些不健康的現象。而這些現象的背後則是政府規範能力的全面弱化與失效化。

由於規範能力是政府司法能力在社會其他領域的具體化。從上樑不正下樑歪這個角度來看，這個弱化甚至失效的規範能力背後自然是中國法制能力出了問題。如果我們回想起日常生活中經常聽說的警察濫權、法官受賄等現象，再注意到這樣一個事實：司法領域中人員的平均犯罪率是普通民眾犯罪率的二倍有餘，我們就可以看到中國政府的法制能力事實上存在著相當嚴重的問題。

而如果我們回首中共執政的六十年，並考慮到其中頻繁、全面的政治運動，就可以注意到中共雖然一直號稱要建立法制國家，但中共本身的所作所為就常常違背自己制定的憲法。毛時代拋開法制的批鬥、運動就已經成為常態；鄧時代艱難進行的法制建設與政治改革隨著六四而煙消雲散；江時代對法輪功的鎮壓指導方針「打死算自殺」、「不准判無罪」，並且有立法《反邪教法》來證明「合法性」，更帶來了執法、司法、立法的大步倒退。

雖然不公的司法與不當的執法現象存在於古今中外任何一個政權下，而且執政者帶頭並屢次破壞自己制定的法律現象也不鮮見，但是以制定惡法的方式來破壞法制的政權卻為數不多，作過這種事情的如秦始皇、羅馬尼祿等政權壽命普遍不長。而在近現代憲政國家中，敢於並能夠無視憲法的執政者更如鳳毛麟角般。

從這些現象我們可以看出，在中共治下，黨是凌駕於法律之上的存在。從政黨的特點：在憲法規範下以議會選舉的方式來爭取執政的政治團體來看，中共並非一般意義上所指的政黨。那麼，中共是什麼呢？

最後，如果我們把眼光從政府的外部監督，轉向行業內的生態環境，我們就可以想到：如果違背行業標準的業者沒有受到懲罰，大部份業者自然都不遵守這個規範，少數堅持認真做事的業者也被逐漸排擠出了這個領域——劣幣驅逐良幣的效應充斥在這個行業中，面對血拼價位的業者不偷工減料就很難生存下去。

如果我們回想一下而當代中國百姓常常考慮的食品問題，比如：比如是否貨真價實？是否不缺斤少兩？是否衛生？是否符合國家標準？甚至是否無毒？等等。這些遞進的問題本身就凸現了食品業者的底線在日漸降低，而事實上有些業者的競爭就是在互相比較誰更沒有底線。這遠不同於西方商場中那種有規則限制、有法律監督、有文化修正的有序良性競爭，這種惡性競爭體現的是從業者的流氓化，因為只有流氓才會為達目的不計手段、不守信義。

現在西方國家當然也存在這種造假以及腐敗的現象，但是在有效的法律、輿論監督下，以及一個有信仰的健康文化中，政府與業者腐敗的成本很高，而且確立了遊戲規範的行業腐敗現象也不會太出格，更不會出現劣幣驅逐良幣效應成為常態的現象。相反中國當代的很多行業在沒有確立遊戲規則的時候及已經被社會上的污穢所包圍，很難健康發展。

如果把視角從行業、工程轉向到承載經濟發展的中國勞工身上，我們就可以看到中國礦業中大量存在的殘疾包身工、少女性奴、兒童奴工，以及高污染企業、高工作強度企業、高危礦井中沒有任何權益保障的工人，這些群體的存在並非簡單的黑心企業主、場主本身的問題，而是官商勾結、官官相護的利益集團以及中共治下失效的輿論監督、極度淪喪的社會道德水平共同孽生的惡果。

回頭看看那棟連根倒的樓，其背後的房地產業的每個環節中都存在著暴利與腐敗，監督者抱著「有權不用、過期作廢」的心態，從業者抱著「我不黑別人也黑」的心態，更可悲的事很多民眾的心態也是「你在那位置你也那樣」,痛罵腐敗的原因只是因為自己沒有機會腐敗。

九十年代初期，中國開始流行這樣一句話：「我是流氓我怕誰」，這就是中國當今社會流氓化的最好寫照。人大開會談誠信，高考作文寫責任，可是現在中國社會各個領域中缺乏的就是誠信與責任感。透過這些現象，我們可以看到的是全民流氓化的大背景——欺詐成風、貪腐遍地、假貨氾濫，潔身自好的人面對流氓行也被麻木的不羞不惱。

那麼，這種全社會的流氓化從何而來呢？

流氓之所以為流氓，是因為流氓沒有誠信，也就是不遵守道德規範。而道德規範源於傳統信仰，從這角度來看，中國社會的流氓化，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國傳統價值觀的缺失。換句話說，信仰真空的中國人，什麼都不信，自然什麼都敢幹。毒奶粉、嬰兒湯、活摘器官這些現象就來自於現代中國人對善惡有報的無視。而這不能不說是中共破壞傳統文化所造成的惡果。

另一方面，我們從國內的新聞中就可以看到，因反腐敗而落馬的少數官員們無不是在台上大講特講反腐敗的重要性，而台下大肆貪污腐敗。而更多的腐敗官員卻依然逍遙自在，相反真正想為民做事的官員卻得不到陞遷或重用。這種兩面三刀、逆向淘汰的體制也嚴重的拉動著中國人道德水平的下滑。

當代中國還有這樣一句話「黨的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樣」，形象地描繪了中共不斷變化的立場原則：原來要全球大同，現在卻極端民族主義；原來要消滅資本家，現在資本家可以入黨，等等。中共這種為了利益陽奉陰違，毫無誠信與原則的做法，更是中國人流氓化的最好榜樣。

通過這些現象，我們可以看到，中共在執政的六十年時間中，通過解體傳統價值觀、不斷變化的立場原則、逆向淘汰的機制已經把全國上下的人變成了大大小小的流氓。整個社會的價值觀也發生了嚴重的變化：愚昧被讚揚為智慧，怯懦已成為生存之道，流氓更成了效仿的對象。從這個角度看，是中共破壞了傳統的價值觀與道德標準，拉動了中國社會的流氓化，也是中共在其體制內聚集了最多的流氓，而且中共還在不斷的壯大著這個流氓團隊。

那麼，這個凌駕法律、不是政黨的組織；破壞傳統文化、否定普世道德、使全民流氓化的組織——中共是什麼呢？

如果我們不被「黨」這個偽裝所迷惑，從眾多現象中還原出中共異常於其他組織、其他黨派的異常之處，就會看到：中共其實並非一個在憲政體制下通過選舉來實現自己政治訴求的政黨——因此中國才沒有民主、人權。中共的野心並非僅僅是奪得政權，中共同時附著在、控制著中國社會生產財富的每個最微小單元，如影隨形的吸取、剝削著中國人的財富——因此中國人才如此的辛苦而又貧窮。

儘管中共並不承認超越物質空間的高級生命的存在，但是從中共自我標榜的「實踐性的政黨」這個特點，以及中共強力推行、灌輸自己價值觀的角度看，這個組織有信仰，但並非佛陀、上帝、真主等高級生命，而信仰共產黨這個組織本身，以及所謂的「共產主義」這樣聽起來吸引人，做起來嚇死人的理論——中共其實是一個宗教。

那麼從中共自己的理論闡述，以及歷史事件中的表現來看，中共所執行、實踐、推廣的信仰其實是以虛假為智慧、以邪惡為幸福、以鬥爭為常態的世界觀、人生觀—— 因此中國社會才會出現「笑貧不笑娼」的傾向，才會問「道德多少錢一斤」，才會發出「做人難，做好人更難」的慨歎。中共有嚴密的組織形式，有自己的獨特信仰，而且還是一個違逆所有傳統道德的信仰，從這個角度看，中共其實是一個邪教。

中共最根本的異常之處在於，中共為了控制政權，控制經濟，控制言論，控制思想，為了達到對一切的全面控制，中共系統的淪喪了人之所以為人的原因——道德，並把道德的核心——信仰連根拔起，因此現在的中國人不相信「善惡有保」，也因此什麼都不信，也就什麼都敢幹。

正因為中共是這樣一個以政黨外衣偽裝的邪教，所以才不易被人發現；因為中共是一個附著在中國政府、中國文化、中國經濟之上的最大邪教，所以才不易為人認知；因為中共是淪喪了中國社會道德的邪教，中共才能、才會以傾國之力發動對法輪功這個修煉團體的鎮壓。

儘管「中共是邪教」這個結論並不容易接受，但是如果我們把它作為前提，回頭看看中共治下六十年的中國——週期性的政治運動；對中國文化的系統破壞；對信仰的連根拔除；對道德的有意拉動下滑，就會明白中國能夠出現：造成嬰兒夭折的「毒奶粉」、連根折斷的「脆脆樓」、對法輪功學員「活體摘除器官」來牟利這些現象，其實是有著深刻原因的。

大樓能夠連根折斷，理由如所謂「個別人的個別行為」根本就是在掩蓋事實；而目光只停留在行業內「潛規則」也是有些只見樹木的局限；社會道德下滑造成的全民流氓化，以及政府對法制的帶頭破壞是大樓能夠連根折斷的深層原因，但中國盤根錯節、積重難返的社會問題非一日之寒，究其根本，中共這個邪教才是始作俑者。

如果中國人不想生活在居住的房子會連根折斷的社會中；不想生活在「毒奶粉」、「黑煤窯」、「活摘器官」這些匪夷所思的現象中；不想生活在週期性的政治運動中；不想生活在軍隊公開屠殺人民的社會中；不想生活在你爭我奪、爾虞我詐、互相防備、互相猜忌、好人難做的人際關係中；不想生活在無辜迫害好人的政府治下；如果中國人不想等待著這些盤根錯節的社會問題的總爆發，就要從根本上解決這些問題。

如果我們認清中國的人權問題、環境問題、經濟問題、體制問題、道德問題的根本源於中共，並認清了中共的邪教本質，那麼離棄中共、退出中共、和平解體中共就是一個最好的解決辦法——這個辦法的社會代價最小，而且也是解體中共最有效的辦法。

因此，退出中共，從根本上否定中共這個邪教對中國的統治；擺脫中共對自己頭腦的控制；截窒中共對中國道德的淪喪，才能從根本上杜絕大樓連根折斷的體制原因與文化背景，才能使中國人都可以堂堂正正的作一個好人，才是真正為自己尋求平安的明智之舉——從這個角度說，三退是我們每個中國人為自己與他人保平安的最根本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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