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漣：中國高等教育失去了反貧困功能
【大紀元7月5日訊】中國今年有超過一半的省份出現了高考人數減少的狀況，而此前也早已出現重點高校農村學生比例逐年下降的情況。綜合解讀這兩大信號蘊含的資訊，對瞭解中國未來的走向至關重要。
發展中國家的反貧困大計：提升國民受教育水準
對於一個國家與民族來說，教育品質高低與其國力及國民素質直接相關。教育除了可以全面提高社會成員的素質，提升人力資本的價值等之外，最重要的功能應當是其反貧困功能。迄今為止，所有國家的反貧困策略當中都有一條行之有效的長期策略，即提升國民教育水準，讓盡可能多的窮人子弟接受大學教育，根除貧困的代際傳遞，以此方式逐漸減少並“消滅”窮人。
教育這一社會功能也符合社會基本單元家庭的期望。從家庭利益來看，負責任的父母總是期望通過教育來提高子女的生存能力與發展能力。在發達國家一直有個說法，即“高等教育是培養中產階級的搖籃”，家庭投入重金讓子女接受教育，其實就是為了給子女買一張進入白領職場的門票，使其獲得一個相對未受教育者要好一些的就業機會。在這一點上，家庭與國家對教育的期望一致，均以反貧困為目標：國家是通過消除個人貧困達到消解社會貧困；家庭是通過教育提升子女作為“人力資本”的價值，爬升上相對高點的社會階梯。
在世界各國中，亞洲人尤其是中國人重視子女教育這一特點非常突出。讓曾以“耕讀傳家”自豪的中國家庭放棄對子女教育的投資，除了教育已經嚴重貶值,而中國近年來由於政府措置失當，恰恰導致教育投資昂貴與教育價值嚴重貶損的情況同時出現。
中國教育緣何失去了反貧困功能？
何以在恢復高考30年之後，中國又出現了新的“讀書無用論”呢？原因很富有“中國特色”：一是讀書貴，二是就業難。這兩點反映的其實是一個問題，即中國高等教育喪失了反貧困功能。
一是高等教育的投入過高，造成因子女教育致貧的家庭大量存在。中國高等教育產業化從誕生之日開始就頗遭詬病。辯解者聲稱這是“發達國家”經驗。其實，發達國家“教育產業化”有一個基本前提，即該國大學學費與人均GDP之比。以發達國家中居於中等偏下水準的加拿大為例，該國近10年大學學費占人均GDP的7％－8％左右，美國約為15％－20％。中國實行教育產業化之後的2000年，人均GDP約6500元，大學學費3000元，占人均GDP的46.15％，2001年人均GDP增到7543元，學費約5000－6000元，占人均GDP的比重為70％—80％。此後學費逐年上漲，視學校品質不同，大學學費約占中國人均GDP的70％－100%。也就是說，中國普通家庭承擔的教育費用負擔遠遠重於發達國家的國民。
學費負擔過重，造成中國農村出現這種情況：哪個村子的大學生越多，哪個村子村民就越貧困。這樣的事例從世紀之交就開始屢屢見之於中國媒體，遠的不說，以2007年陝西合陽草根商人党憲宗發佈的一份獨立調查報告為例，這份調查報告調查了110個農村家庭，展現的現實怵目驚心：兒子交4年大學費用48000元，需要母親賣96萬個燒餅；110戶農戶中，11人因高額學費而累死、自殺或病逝；家有兩個或三個大學生的農家，往往欠債四、五萬，有的甚至高達十幾萬。一位有30年黨齡的村支書對教育高收費政策非常不理解：“一個大學生一年的學雜費用，頂我30年給國家交的農業稅，這存心是不讓農民的孩子走進大學校門嘛！”
說穿了，高等教育產業化的實質是政府放棄教育投入責任，將負擔轉加至受教育者家庭。但一向忍辱負重且處於無權狀態的中國人為了子女的前途，對於這種不合理的政策也被迫接受了，讓他們徹底絕望的是“高投入”之後的“低產出”甚至“不產出”。以青海省為例，4年大學學費相當於一個強勞力35年的勞動收入，但能夠找到的工作基本上只是服務行業的沙鍋師、餃子師、點餐員、傳菜工、配菜工，許多人甚至找不到工作。
二是大學與就業及社會上升通道的斷裂，人們過去的高支付未能換得“未來”。
教育之所以能夠成為發展中國家反貧困的根本策略，主要是因為教育具有的社會改造與個體改造功能。現在且不談“社會改造”這一宏偉目標，僅是實現“個體改造功能”就非常困難，因為近年來中國的大學畢業生、研究生進入職場越來越困難，中國社會目前至少有1000萬歷屆大學生畢業後失業者（政府承認的只及此數的一半），不少人遊蕩在城市邊緣，成為“新流民”。
就業機會的稀缺，使得大學生就業的競爭已經不是個人能力的競爭，而是家世背景與社會關係網路的競爭。早在2005年，北京大學教師文東茅就寫過一篇調查報告，名為“家庭背景對我國高等教育機會及畢業生就業的影響”，該文以全國性高校畢業生調查為基礎，以父親的職業地位和受教育程度作為衡量家庭背景的指標，分析了家庭背景對子女高考成績、就讀院校、畢業去向、就業收入等的影響。其中專列一節分析“家庭背景對畢業生就業的影響”，指出父親的職業狀況決定子女的就業機會，父親職業為行政管理人員、各類經理人員、專業技術人員者，其子女的就業機會均高於平均水準，而父親職業為農民、個體工商人員、商業服務人員以及離退休、無業、失業、半失業人員者，其就業機會低於平均水準。
這一情況在微觀上也得到驗證，比如廣東省豐順湯坑新銅村歷來“崇文重教”，出了不少大學生，有“狀元村”之稱，但從1996年到現在，卻沒有一個大學生能夠成為“國家幹部”，據說參加公務員考試者能通過筆試者甚多，但都過不了面試。原因是因為“面試是考家長”，即“考”參考者的家世背景。因此這個“狀元村”已經開始萌生“讀書無用論”。
中國還未完成“從身份型到契約型”的社會進步
高等教育的“進口”費（學費）昂貴，以及“出口”（畢業）與就業及社會上升管道之間的斷裂，造成了中國參加高考人數減少。這一現象其實比經濟危機更能深刻地預示社會衰敗。在中國尚存大量文盲、半文盲的情況下，過早出現了大量知識型勞力過剩的現象，在經濟上，它標誌著中國經濟結構嚴重不合理，無法消化大學教育為社會輸送的“人力資本”（當然也標誌著教育的不成功與不合理）；在社會結構上，它標誌著社會上升通道嚴重梗阻，讓底層社會成員徹底失去了向上的希望，中國自唐代實行科舉制打破門閥制度、使“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為底層社會的激勵機制以來，這是首次出現上升管道大規模梗阻現象。往深裏說，這種現象的出現，除了預示社會衰敗之外，還表明中國至今還未能從身份型社會進入到契約型社會。
限於篇幅，這裏只指出一點：一個社會，只要還處於“身份型社會”，只要一個人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依賴“血緣”關係提供的便利，這個人所處的社會就不能自誇已經進入“現代文明國家”（契約型社會）的行列。從鴉片戰爭至今已曆160餘年，中國經歷過天翻地覆的幾次改朝換代，但並沒有經歷過“從身份到契約”這個社會進步過程。這個過程有多重要？正如英國法律史學家梅因所說：“至今為止，所有進步社會的運動，都是一個‘從身份到契約’的運動”。
原載《中國人權雙週刊》(//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