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7月18日報導】(中央社記者馮昭台北18日電)18 年前，她是野百合學運校際代表，後來成了知名的全職工運者，去年她寫「我們」，又多了台北文學年金得主的封號，重拾18歲以前的文藝少女身分，她就是顧玉玲。

高中時期的顧玉玲熱愛文學，從嘉義北上進入輔仁大學英語系，參加的社團是文學社。不過，顧玉玲說，輔大文學社其實很不文學，不僅讀左派的書，還到處參加環保運動。她當社長時，指導老師是長年從事社運的前台北市勞工局長鄭村棋，最後文學社「一小撮同學們」還參加野百合運動。

顧玉玲是「野百合學運世代」出來的知識分子，但她沒走入政壇，而在畢業後選擇一條辛苦的路，全職投入沒錢、沒人且難以得到掌聲的工運─從自立報系工會秘書、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工傷協會到台灣國際勞工協會(TIWA)，而且一路走了18年。

很長一段時間，見到顧玉玲的場合，若不是聲嘶力竭，就是悲苦的。

在工作傷害受害人協會9年，她幫助RCA罹癌女工爭取職業病認定，將原本因環保議題而受到矚目的RCA案，增添對女性的關注。她揭露從鷹架上跌落導致癱瘓的工人，因為沒勞保得不到理賠，但也沒錢與雇主打官司爭權益。

為了讓外界了解每年上演、卻隱沒在台灣各角落工傷者的痛，也為凝聚工傷者家屬，她籌畫「工殤春祭」，用一場又一場宗教法會，軟性呈現難以一一訴說的故事。

種種的努力，終於讓工運者擬出的「職業災害保護法」，以「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的折衷面貌完成立法。

前些年，顧玉玲的工作據點移到中山北路三段小巷子的老公寓，不遠處是徜徉在藍天綠地間的台北市立美術館，距離更近的是每週日聚集眾多菲律賓勞工的聖多福教堂。

她擔任台灣國際勞工協會 (TIWA)理事長，關注移工 (外勞)議題，和伙伴們除了服務個案，也協助受限於法令無法自組工會的外勞成立團體，創造屬於他們的發聲管道。去年，她將這段歷程寫下「我們─移動與勞動的生命記事」。

現在的顧玉玲，42歲，一腳踏進文壇，剪去具有文藝氣息的長髮，不變的是講話語調仍帶有堅定的溫柔。

作家唐諾推薦「我們」這本書時寫到，「實在很難相信這才是顧玉玲正正式式所寫的第一本書」。顧玉玲說，連恩師鄭村棋看了書都對她說，「我以前怎麼不知道你會寫書」。

其實在「我們」之前，顧玉玲就常寫，但因為平日有忙不完的輔導、勞教、演講、街頭運動等工運事務，她都是以單篇文章呈現對工運的觀察。例如寫外勞故事的「逃」，獲時報文學獎報導文學首獎；寫工傷家屬的「烈女」，獲懷恩文學獎評審獎。

這回她下定決心寫15萬字關於移工的故事，顧玉玲的答案坦白到讓人很難接話，「為了賺獎金啊！」連故事題材的選擇，她也說，「如果不是在這個位置(TIWA理事長)，我也許不是寫移工。」

「看到台北市文化局的獎勵計畫，我們辦公室就開會，決定我來寫」。寫書通常需要幾個月沈澱，不過工運團體錢少、人少，哪有「浪費」的本錢，於是顧玉玲的「寫作假」是每週1天不必進辦公室。

雖說「我們」的創作動力來自籌措房租的迫切性，但在下筆時，顧玉玲說，不僅每段移工故事都讓她寫到欲罷不能，而且觸動她回顧自己─隨國民政府軍隊移台的父親、她從嘉義到台北定居的島內移動等，於是她將自己也寫進故事裡。

但坦白背後的事實更令人心酸。「你知道嗎，我們平常寫1個企劃案，4萬、5萬，台北文學年金是40萬」。新台幣40萬元代表他們未來兩年辦公室房租有著落，而且她捐出全部版稅收入，還可持續挹注協會運作。

就像很多社運工作者一樣，在決定投入運動那一刻，就勢必要犧牲許多「身外之物」，錢賺得比工人少，沒有退休金，知識分子的優勢也會隨時間流失。

大學時代的顧玉玲原本想出國繼續攻讀學位，如果按照「正常」的途徑走，現在也許執教鞭，也許進入政壇，無論如何，至少不需像現在這麼辛苦。不過，顧玉玲不認為自己在追求理想過程中「犧牲」、「放棄」了什麼。

投入工運，她說，讓她在大學剛啟蒙的左翼思想「正好有實踐的機會」，而且「我從來沒在主流市場，既然沒機會過好日子，也就沒放棄什麼。」「做我想做的事，不是所有人都有這種機會。」

只是當顧玉玲想起過世的父親時，淚水忍不住在眼眶直打轉，「父親是動盪時代出來的人，也許希望我有平穩的日子」。但她相信父親會支持她，「父親一生無法隨心所欲，他欣賞我有自己的主見，是個勇於嘗試的小孩。」

問她覺得這些年最困難的是什麼？顧玉玲想了好久，竟然找不到答案。她說，「你知道嗎，我的膽子很大，遇到事情絕不放棄。」

處在逆境卻不覺得苦，或許這就是社運工作者的浪漫。98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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