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芬奇利之路（上）

　　在此之前，我自己已經重新加入到選舉的角逐之中。1956年2月，我給負責候選人事務的黨的副主席唐納德•凱伯裡寫信說：

　　「最近一段時間以來，一種回到活躍政治的想法對我有強大的誘惑力。我剛開始從事律師職業時曾想全身心地投入法律工作，但是從事財稅及公司事務的一點經歷非但沒有使我的注意力離開政治，反倒使我對法律之信念愈強，對立法機構則更加密切關注。」

　　過了一個月，我去拜訪唐納德•凱伯裡。把我列入候選人名單不成問題——而且這次只考慮保守黨擁有的席位中有把握取勝的。更令我高興的是唐納德•凱伯裡是１位能夠經常提供良好建議、為人友善、值得信賴的朋友。這對希望成為候選人的我來說可不是件小事。

　　我與選拔委員會打交道時就沒有那麼幸運了，1954年，我爭取成為奧爾平頓的候選人。1957年和1958年曾爭取成為貝克納姆、赫默爾亨普斯特德、梅德斯通的候選人。結果都是一樣的。我被列入範圍縮小的候選人名單，再進行一次大家認為不錯的演講，然後開始回答問題。多數問題的意圖是相同的。問我家務纏身，能否有足夠的時間為選區工作，我是否意識到當一名國會議員花在外邊的時間會很多，花在家裡的時間會很少，我一、兩年後再爭取進入議會是否更好。有時候，問題會更直接了當：我是否真的認為我能夠在履行一個母親的職責照顧小孩的同時承擔一個議員的工作。

　　我覺得選拔委員會完全有權問這些問題。我介紹了我家庭的情況，說我已有一個一流的保姆幫助我。我也常常解釋說，我覺得只要很好地安排時間，在做一個母親的同時做一個職業女性是可能的。但令我氣憤的是我察覺到一些批評意見的言外之意是下院不是婦女應該去的地方。固然選拔委員會的一些先生們可能有這種偏見，但那時及以後我均發現幾乎公開表達出這種偏見的卻是婦女。這證明左翼關於「性別歧視」的過分簡單的概念又一次錯了。

　　這一切使我感到感情上受到傷害並很失望。他們的攻擊不僅是對想作一名候選人的我的攻擊，而且是對一個妻子、母親的攻擊。但我絕不會因此而退縮。我相信我在政治上會有所作為。我知道我從政之路上遇到的許多人都很希望我進入議會。另外，最重要的是鄧尼斯對此沒有任何懷疑。他總是安慰我、支持我。

　　1958年4月，我在中央總部與唐納德•凱伯裡進行了一次長談。他向我談了即將選拔候選人的選區的情況。我也直言不諱地談到我作為一個婦女遇到的來自選拔委員會的困難。遺憾的是，在這種事情上，即使是聰明的男性朋友也難以提供很有益的意見。不過，唐納德•凱伯裡倒還是給我提了一些建議。他說，在這種極其敏感的場合，應該穿得蕭灑，但不應太華麗。他把我上下打量一番後說，他想我當時穿著的帶棕色飾邊的黑色大衣就很合適。他在服飾上的鑑賞力將很快得到檢驗，因為倫敦北部芬奇利選區的議員將不再參選，這是保守黨有把握獲勝的選區，我報了名，將於7月參加面試。

　　對芬奇利不是特別熟悉，因此，我像其他的躍躍欲試想成為候選人的人一樣，開始去瞭解我應該知道的一切。我下決心我要像瞭解奧爾平頓的舊名是洛克斯博托姆那樣去瞭解芬奇利，做到比任何人更瞭解芬奇利。一個城市席位特別是倫敦的席位具有一種有利條件。因為你知道當地最典型的問題與全國的最重大的政治問題有很密切的關係。而一個農村或外地的席位卻未必如此。因此，像全國一樣，解除房租控制的問題在芬奇利也一定是有爭議的。移民問題也剛剛開始成為政治上的熱點——就在幾個星期後，移民問題引發了首次諾丁山騷亂。像在其他地方一樣，在芬奇利，經濟狀況及哪個黨將更有可能繼續提高生活水準、改善服務，肯定會是人們首先關心的問題。對以上所有問題，我都有自己的明確的看法，我都知道我該說什麼。

　　我是大約150名申請者之一。其中一部分人後來成為我下院的同事。我是參加選區選拔委員會初試的人之一。我知道我得到不少支持，這是令人滿意的，但這似乎還不能使我感到十分自信。在這種場合，最為人知的人有時反倒不如樹敵最少的人。隨著比較弱的那些候選人被淘汰，如果他們的支持者轉而支持你的對手，那麼很可能在跨越最後一道障礙時敗下陣來，甚至我們的馬還沒有放出來。

　　根據安排，我們最後四個人——3名先生和我自己需要接受協會執行理事會的挑選。我知道我將遇到很多朋友，但我也很清」楚，會遇到強烈的反對意見，這將是值得一搏的戰鬥。

　　我做了我能做的最充分的準備。我自信地認為我瞭解這個選區。我確信我能夠對付即使根深奧的經濟和外交政策的問題，我已經認真詳細地讀過我所能搞到的所有報紙和有關資料。我認真熟悉講稿直到能一字不錯地背出來，而我已經掌握了不拿講稿講話的技術。同樣重要的是我應具有最佳的心理狀態——自信但不自負。我決定遵照唐納德的指導，穿黑色外衣。碰碰運氣並無害處，因此，我戴上了我的幸運珍珠，也別上了達特福德的保守黨朋友們送給我的胸針。

　　但是有一件很背運的事。與執行理事會見面的那天——7月14日，星期一，鄧尼斯不可能陪同我參加。實際上，整個選拔過程進行得很快，鄧尼斯全然不知。他每年都要出國旅行一個月左右，推銷其公司的產品。這時候他的去向只是「非洲的某個地方」。而其他候選人均由其配偶陪伴。所以，當我在7月的那個炎熱的夜晚進入已經擠滿了人的會議室、在協會主席身邊就座的時候，我感到很孤獨。

　　但只要我站起來講話，一切緊張感都蕩然無存。像往常一樣，我很快集中精力介紹我的主要觀點，而不再擔心別人會怎麼想。我坐下時，場上爆發出的掌聲似乎是熱烈和真誠的。不出所料，麻煩從提問時開始。

　　一個孩子尚幼的母親能否真正有效地代表芬奇利？對家庭生活帶來壓力怎麼？我照例說出我的想法。同往常一樣，總有一部分聽眾難以被說服。毫無疑問，由於可憐的鄧尼斯不在場，他們更容易不相信我的話。其實，我並不需要鄧尼斯一直陪伴我，但我很希望他當時在場。

　　提問完畢，我又與其他候選人及其夫人們坐到一起。大家過分客氣地談論著無關緊要的小事——這種場合好像總是這樣。我們中的最後一個表演結束後，好像是無休止的等待。然後，一位工作人員來到我們面前告訴我們結果。他是對我講話的。沒有時間感到放鬆和高興，甚至疲倦。現在，我得回到屋裡接受執行理事會的祝賀。

　　後來我才知道確切的結果。第一輪投票中，我獲３5張，與我最接近的對手獲34張。另外兩個候選人退出第二輪投票。在這一輪中，我和我的對手分別獲46和43張。一般來講，下一步應該是為了做做樣子，或者表示沒有任何惡意，執行理事會應一致投票選我為候選人。但是不幸的是反對我做候選人的一部分人就是不願意這樣做。所以我繼承的是一個需要把他們團結起來的協會。這就意味著我要把那些未掩飾對我不滿意的人爭取過來。

　　但那是明天的事。首先，我必須向在格蘭瑟姆的家人報告這個好消息。鄧尼斯是完全聯繫不上的。因此，他全然不知道我在芬奇利的一切，不知道這些會令他高興的事。不久前，我留給他寫信，談了我當候選人的前景，但是他從未收到那封信。又過了幾天，他從約翰內斯堡途經尼日利亞北部的卡諾前往拉各斯，在轉機的時候拿起一份別人丟下的倫敦《旗幟晚報》。他在翻閱各版時發現了這個驚奇的消息。他的妻子已被選拔為保守黨有把握獲勝的芬奇利選區的議員候選人。我好像總是給他驚奇。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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