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州代理人

1766月2月印花稅被廢除後，富蘭克林要求賓州議會准許他回到美洲去。然而，得到的答覆是州議會任命他為下一年該州駐英代理人。
　　
這時，英國當局對於美洲殖民地的壓迫變本加厲了。1766年7月，羅金厄姆內閣倒臺，英王授權威廉•皮特——現在的卡塔姆勳爵——組成聯合內閣。但卡塔姆因痛風病復發，不能理政，政府的領導權落入財政大臣查爾斯•唐森德手中。從1767年起，英國政府頒布了好幾次唐森德條例。

其中之一規定徵收從英國輸到殖民地的貨物——紙張、玻璃、鉛、顏料、茶的入口稅，用來支付殖民地司法和行政的經費，並規定英國關稅稅吏有權闖入殖民地任何民房、貨棧、店舖，搜查違禁品及走私貨物；另一項唐森德條例宣佈解散紐約議會，因為紐約議會反抗1765年英國頒布的懲治叛變條例——該條例規定殖民地必須繳納特別稅，供養殖民地境內英國駐軍的開支。紐約是英國駐軍的集中地，所以紐約議會首先倡導反對繳納這種特別稅。英國政府的做法引起北美殖民地人民的普遍不滿，英國與北美殖民地的關係日趨緊張。
　　
富蘭克林為此感到不安。他憂慮的是眼看著英國政府的殖民地政策使得殖民地日益遠離了它。儘管他還在印花稅廢除以前就懷疑過在英國和北美殖民地之間究竟曾否有過整體關係，在1766年5月9日還寫道，現在還希望使英國同其北美殖民地之間保持或得到一種統一的關係似乎已太遲了。然而他在內心深處總希望出現那種兩者由於共同利益而緊密聯結成一個統一帝國的美好前景。
　　
4月11日，富蘭克林在寫給卡姆斯勳爵的信中說：「變得十分重要的是，在英國和美洲形成基於堅實原則的真正的政治關係和屬於那種關係的相互義務……我和你一樣，完全相信，有了國會中帝國內各地平等而公正的代表的鞏固的聯合，足以建立政治繁榮的堅實基礎」。儘管現實離他的理想越來越遠，他還是沒有放棄希望。
　　
為此，他還雄心勃勃地籌劃將殖民地推向北美洲廣袤的西部。他的想法受到英國統治層中一些人的欣賞。一個是內閣中的殖民地事務大臣舍爾伯恩伯爵，年輕而大度，他對北美殖民地的要求表示理解，對這位比自己年長一倍的科學家滿懷敬意。1767年的某個時候，他向富蘭克林吐露了他在北美西部地區開拓新殖民地的計劃，把關於計劃中如何處理涉及到的印第安人的打算告訴了富蘭克林，富蘭克林對之作了一番評論。

1763年，白人移民越過山地，向英國政府要求印第安人的土地。1765年，有人提議成立一個公司，向仍在伊利諾斯的法國移民購買土地。1766年，費城商號貝恩頓、沃頓和摩根公司、印第安人地區貿易商人和約瑟夫•加洛維、威廉•富蘭克林會晤，建議不向法國人購買土地，而向英國王室請求得到這塊土地——以俄亥俄河、密西西比河、威斯康辛河和瓦巴什河為界的120萬英畝土地。他們邀請了王室的印第安人事務總管威廉•約翰遜加入他們，而由在倫敦的富蘭克林物色英國的投資者並將計劃書呈交內閣。這與富蘭克林 50年代曾從事過的在邊疆購買土地作為殖民地的邊界的計劃很有相似之處。舍爾伯恩和富蘭克林想法的一致之處是將帝國的版圖向西推去，劃定印第安人同白種人之間的疆界——不大注意印第安人的意向——並建立殖民地。　　

1767年8月的一天，富蘭克林和舍爾伯恩以及國務大臣亨利•西摩•康韋將軍——曾在國會動議廢止印花稅——一同進餐。席間，舍爾伯恩和康韋告訴富蘭克林，他們考慮把處理印第安人事務的權力從王室手中轉給各個殖民地。當月24日，富蘭克林寫信告訴兒子，「我抓住機會力言在伊利諾斯境內設立一個居民點是一個可以節省設立並供給邊防哨所開支的辦法，我提到你們的計劃，那計劃已得到威廉•約翰遜爵士的贊同。建立居民點的紳士們的迫切願望和能力，以及花費很少，等等，已使國務大臣完全信服了。沒有什麼障礙了，只有商務部在正式呈交給他們計劃之前需要私下疏通一下。」
　　
9月，英國內閣出現人事變動。唐森德死去了，由諾思勳爵繼任。康韋離職而去，富蘭克林的年輕朋友舍爾伯恩將美洲事務的管理權交給了希爾斯伯羅勳爵。希爾斯伯羅對西部殖民地沒有什麼興趣。新內閣向北美殖民地尤其是波士頓派出收稅的官員，去制止走私、收取關稅。關稅現在已成為強加在殖民地人民頭上的一種賦稅。
　　
在這樣的形勢下，富蘭克林重又擔當起維護北美洲殖民地權益的職責。到這一年年底，他已經交了一大幫同道，其中有一些是國會議員。他向他們解釋殖民地人民進行反抗和抵制的正當性，使他們瞭解殖民地人民並非像他們想像的那樣不可理喻。這些人當中有人勸他將自己的看法公之於眾，不僅是為殖民地人民的緣故，也為了讓在英國的朋友們心安理得。
　　
1768年11月7日，他向斯特拉漢的《倫敦郵報》投了一篇名為《1768年以前美洲人不滿的原因》的稿子，但這家報紙在發表時作了增刪，見報時，文稿已面目全非。
　　
兩天後，富蘭克林氣憤地寫信給兒子說：「他把我的文章拔去牙齒、剝掉指爪，使它既不能抓，又不能咬，只能觸摸和癟嘴慢嚼。」一直到1774 年，這篇文章才在美洲全文發表。即使在全文發表的文章中，富蘭克林還是主張調和，為殖民地人民的鬥爭作辯解。他用「無風不起浪」作為全篇的題句。他堅持了他在聽證會上的立場，只是將那次已提出的論證略去不提。

他寫道：「在此我不是要支持美洲人的這些看法，他們被國會最近的法案所激怒，宣稱他們自己有力量。然而，對此國會明智地表現出對那些業已成癖的偏見的諒解，正如廢止了那可惡地不利於他們的稅種一樣。而由於國會的那項法案，那些偏見在美洲人中已是根深蒂固了，以至於人們認為，他們中沒有人會認為自己有錯。」
　　
他解釋說，美洲人雖然願意他們的議會就王室的正當需求撥款，卻不可救藥地認為他們拿出自己的錢的決定權由英國人自由掌握是非法的。唐森德條例使美洲人感到，它不僅是不經他們同意就向他們徵稅，而且將他們置於英國人的專橫統治之下。「思及這些，美洲人相互間議論（他們的報紙滿篇都是）說，這些人不滿足於對我們的專賣權，現在簡直要宣佈他們有權向我們課稅了。……而如果我們不服從他們的要求，我們的憲法和自由便將受到剝奪」。
　　
富蘭克林借殖民地人民的嘴說，「那麼，是運用我們自己的力量來關照我們自己的時候了。讓我們團結起來，遵守我們莊嚴的決議，相互約定，我們不買他們要徵稅的英國貨，給這些新來的收稅官找點小麻煩。讓我們一致起來，不再使用他們那些漂亮而不中用的小玩藝兒；讓我們節儉度日；讓我們辛勤地為我們自己製造我們能造的產品吧。」這實際上是向英國當局提出了警告：美洲人民是不會屈服的。儘管富蘭克林的文章一再地回到「美洲人是忠實於英王的」這一點上來。
　　
富蘭克林此時的地位是微妙的：一方面，他是美洲殖民地人民的半官方代理人即具有外交人員的身份，從這種身份出發，他致力於彌合英國政府和他自己人民的裂痕，認為聯合有助於雙方的強大；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位哲學家、思想家，因而他習慣於探索並堅持真理。他認為英、美之間應是平等的關係，即均為英王的臣民，絕不應出現一方政府高踞於另一方政府的現象，英國國會無權向殖民地徵稅。

因此，富蘭克林已逐漸放棄了內外稅有別，英國國會有權徵收殖民地外稅的觀點。後一種身份和觀點只停留在他的內心深處，他沒有用它來喚醒殖民地民眾；而前一種姿態則表現在口頭上、行動上和文章中。這樣，又使得英國政府認為他親美；美洲殖民地認為他太溫和，有親英之嫌。富蘭克林卻繼續以彌合雙方的分歧為己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