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26日訊】湖北女鄧玉嬌殺人案最近結案，鄧玉嬌被有罪開釋。中外媒體對這個案子有廣泛的報導和評論。我們現在來比較一下。

*互聯網的力量*

據美國之音報導，西方媒體的報導顯示，這是中國公民通過網絡向政府施加壓力的成功範例，也是在中國集權統治下追求司法公正的一種特點。

《紐約時報》6月17日報導：「最近有幾個案子，互聯網為公民打開了一個表達公眾對官員行為不滿的渠道，展示了互聯網作為社會變化催化劑的潛力。鄧玉嬌案就是最新的一起。」「有關專家說，中國大約三億網民正在認識到，即使是在集權制度下的中國，他們有時也能和地方政府鬥一鬥。」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6月17日報導說：「這個案子在中國引起眾多同情，人們對濫用權力感到憤怒，發現互聯網可以用來表達憤怒和推動變化。」

《基督教科學箴言報》6月16日報導說：「這個令人意外的判決提供了互聯網力量的最新證據。」

法新社6月16日報導說：「北京的人權律師張天勇對法新社記者說：『強烈的網上公眾輿論對這個案子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如果沒有公眾輿論關注，鄧玉嬌很可能會被重判。』」

《華爾街日報》6月17日報導說：「鄧玉嬌一案在網上贏得了一片同情，此事顯示了網絡給了中國公民對抗政府的更大話語權。」

西方媒體的這種說法在相當程度上與中國非主流媒體相吻合。

中國的經濟觀察網6月17日發表文章說：「如果沒有公眾不依不饒、百折不撓的對真相的追問，沒有公共媒體、網絡上的大聲疾呼，這些案件是否仍會向今日結果演進，值得商榷。」

南方週末網6月17日的一篇評論說：「只有在互聯網時代，只有在公民社會漸次成長的時代，才可能有這樣的結果。否則，鄧玉嬌就永遠是孤島，她將面臨怎樣的厄運，就怎麼想像都不過份。」

*中國人的擔憂*

但是與此同時，西方媒體也報導了一些中國人的擔憂。英國《泰晤士報》6月17日報導說：「律師們歡迎這個判決，但是說這反映了當局對大規模公眾憤怒的擔憂，而不是司法正義的體現。著名律師蒲志強說：『這個判決是最高層決定的，可能就是最高法院。』」

中國媒體的報導和評論更加顯示了中國人對司法公正的擔憂。光明網6月17日的評論說：「……輿論影響下的判決無論如何，不能算是利好消息，因為這不是法律本身的勝利。」「鄧玉嬌能感謝法律的公正嗎？……在向法律公正目標前進的道路上，我們還要披荊斬棘，還要走很遠。」

《常州日報》6月17日的一篇評論說：「與其說是網絡大眾對一位小人物命運的關注同情，不如說是廣大普通網民唇亡齒寒地對自身安全的擔憂，對司法體制的擔憂，對社會前景的擔憂，對國家穩定的擔憂。」

《鄭州晚報》6月17日的一篇評論說：「正是由於近年來積聚的社會不公、司法腐敗與官民斷裂，使得民眾會對公共事件中和自己處境相彷的當事人，寄予特殊的情感關注，擔心其受到不公正的對待。」

在中國媒體的評論中，有人提醒人們注意不要讓公眾輿論影響司法的公正。但是也有人對此不以為然。《長沙晚報》6月17日的一篇文章說：「在中國的司法現狀下，值得擔憂的並不是『媒體審判』影響司法，而是某些濫用權力的影響。」

《世界經濟學人》的文章說：「那些高呼民意不能也不應該影響法律判決的人，卻從來不說官權政治不能也不應該影響法律的判決，因為他們關心的從來就不是甚麼法律，而是他們擴大了的集團利益。」

*中國司法不獨立*

一些西方媒體在報導時偶爾提到中國司法不獨立。而一些中國媒體相當尖銳地指出這個問題。

南方網6月17日的一篇評論說：「作為一件刑案，最後的判決不是依法而是充分考慮了『社會效果』時，這樣的勝利基本上是不能歡慶的。」「司法的獨立地位因之而改善了嗎？非旦沒有，反而更讓人擔憂！」「該案思索得越深入，就越發看到法律地位的尷尬。」

《世界經濟學人》的文章說：「鄧玉嬌案判詞中的模糊和矛盾，清晰的表明了這個判決不是出自法律，而只是政治的權衡。表面上看似乎順應了輿論的結果要求，但完全無視輿論體現的基本事實，那就是依據事實和法律宣判鄧玉嬌無罪，從而肯定鄧玉嬌行為的合法性和正義性，而不是以一個莫須有的心智障礙來為鄧玉嬌姑且脫罪。這個判決是權力對輿論的暫時妥協，更是目前法律對權力的一貫妥協，既不能彰顯法律的公正，也不能表明權力已經得到約束，說到底不過是遮擋一下對社會正義的公開輪姦而已。」

南方週末網的評論說：「這一方面說明，公共輿論和公民社會正越來越強大，越來越成長為一種切實的制約力量，令強權不能不有所忌憚。但另一方面，從被指故意殺人，可能處以極刑，到現在免於處罰，鄧玉嬌的命運竟如此劇烈跌宕，也客觀上摺射了司法不公的空間可以有多大，面對這樣的司法不公，公民個人可能遭遇怎樣的凶險。

「歸根到底，公眾的焦慮不只是因為鄧玉嬌，更是因為對自身命運的恐懼，對跟鄧玉嬌一樣隨時遭遇司法不公的恐懼。

「唯有從制度上真正落實司法獨立，人人免於司法不公才會成為可能，公眾免於對司法不公的恐懼也才會成為可能，輿論與司法的彼此信任和彼此尊重也才會成為可能。而這不僅需要堅忍的個案塹壕戰，更需要從個案提煉普遍意義，以之改造整個的司法體制。」

華龍網6月16日的一篇文章說：「如果司法獨立性不夠，也許一個鄧玉嬌活過來了，但是更多的當事人的利益如何得到有效保護，實在是不敢推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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