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23日訊】（新唐人電視台《熱點互動》節目）主持人：各位觀眾朋友，今天我們的話題是：鄧玉嬌殺淫官案，判決結果是不是公平？歡迎您打我們的熱線號碼提問或者是發表您的高見，熱線號碼是6465192879。剛才我們談到審判的問題，很多人就說鄧玉嬌的幸運並不是我們的幸運，那您怎麼看這個說法？王先生。

王軍濤：對，其實剛才我們也談到了，鄧玉嬌的案件其實也不是鄧玉嬌個人的幸運，我們剛才講了，在法庭上的判決書中間，文昭先生講說「有伏筆」，我們也講了她出去之後還會面臨到貪官污吏的威脅，他們之前在打記者時已經威脅過了，其實鄧玉嬌還不能說已經完全獲得了勝利。

另一方面，廣大的網民其實對維護鄧玉嬌實際上也是為了維護自己的安全，大家從這些年的經歷中已經感到中國政府濫用暴力、警察濫用暴力已經威脅到很多人的安全，所以大家保護鄧玉嬌是為了保護自己。而大家也知道，只要制度上就像文昭先生說的，不從制度上、法律上真正解決問題的話，那麼這些問題還會發生在每個公民身上，所以大家不認為鄧玉嬌案件的勝利就是每個網民的勝利。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剛才破空先生講說就在這兩天，全國各地又發生了一系列的暴力事件，甚至動用了上千警力。我們也知道現在如果關心中國的文章，看看《大紀元》報紙，都知道說在中國首都北京，在國家規定合法上訪的這些地方，每天都在發生各地警察襲擊訪民的事件，綁架訪民，違背中國憲法和刑事訴訟法把訪民關押，限制人身自由，還不要提到說在各地對法輪功學員無法無天的迫害。

所以我覺得這些都表明說，鄧玉嬌個人雖然在這個案件上，沒有在法庭上受到貪官污吏的懲罰，但是每個中國的公民已經受到迫害，或者每個公民可能都還會繼續受到來自非法的、惡勢力掌握權力的，包括用黑社會的方式，包括假借司法形式的這種迫害。

主持人：那我們看到中國各地都有這種抗暴的風波，好像已經連成一片了。比如最近發生的在江西省南康市有上萬民眾抗議苛捐雜稅，那麼在他們抗議的第二天，當局就取消了新的稅收徵管辦法。原來最近說要強制安裝的「綠壩」過濾軟件來封網，那麼現在也改成說自願安裝；我們還看到一個消息就是說，在東北的一個法庭上，法庭宣布法輪功學員是無罪，雖然現在還不敢放人，說要請示上面才敢這麼做。但是有很多的跡象表明，像這種用暴力來抗暴的事件愈來愈多，那這是不是表明中共它對這種局勢的控制已經面臨很大的危機呢？

陳破空：再補充一件事，就是除了妳剛才列舉的這一系列事件以外，今天發生在湖北省石首市的一件事情，說當地警方想搶走一名受害女性屍體的時候，有數萬名群眾起來跟警方抗爭，警方調集了上千的警察，包括外地增援的武警。由於他上千人，但是民眾更多，所以實際上是民眾把警察、武警打跑了。因為民眾把汽車掀翻了，把酒店也點了起火，事態還在發展中。而當局從外地荊州調去的一千武警去鎮壓這些民眾，由於民眾人多勢大、群情激憤，也把武警給打跑了。

所有這些事件都證明了民間力量的一種成長和覺醒，對社會的這種糜爛，官商勾結，權錢交易，笑貧不笑娼，認錢不認人的這種社會風氣的痛恨，就說普遍的仇富、仇官的心態。因為為官不仁，為富不仁，已經聚起社會巨大的仇恨，所以這種仇官仇富是從官場和奸商印證到老百姓的身上。這些事情發生越來越多，而官方不得不做出一些讓步。

我想有的讓步可能是來自於中共高層所謂六四左右敏感期不要惹事，這麼一個想法。而有的讓步可能是地方上的一個力量發生了一個對比，一個變化。就是當民間的力量越來越大的時候，而政府力量不足以應付這些民間力量的時候，出現一些暫時性的退卻，或者是戰略性的敗退，像鄧玉嬌這個案件這樣，政府很明顯是一個策略性或戰略性的敗退。同樣在其它一些事情上，但是剛才妳提到「綠壩」的事情，它未必是一個敗退。因為早在「綠壩」這個事情發生時，這個說來話長。

主持人：一會兒我們再來談「綠霸」的事情。那麼您認為，從這一系列事情來看是不是中共現在已經面臨一種「管控」的危機呢？

王軍濤：我覺得管控危機它們在之前是感覺到的。因為前年在新西蘭的時候，我是研究中國政府在89後是怎麼控制的，一個快速發展的在全球華人市場競爭和信息出來，怎麼控制一個快速發展的一個政治共同體的。

當然後來我發現有四個支柱，其中的一個支柱就是用安全機制。它後來搞了一個叫「緊急狀態處理」，如果各地發生緊急狀態應該怎麼來處理，中間有包括如果發生群體事件。但這個機制在去年的時候嚴重的遭到挑戰，就是有兩個事件，一個是「楊佳襲警案」；還有一個就是「甕安事件」。

這兩個事件就給了中共高層一個震動，就是它發現如果它再用警力，就說你只要有事，我就用警力把你壓住，但它現在已經發現人民對於這種暴力的仇恨已經到了…公安機關用這種作法已經製造太多的敵人，所以它想限制一下這個。但是限制的結果，就導致老百姓接著在去年下半年，在一系列地方跟所有官兵發生衝突，只要你武警不上，老百姓可以在街頭把公安打得落花流水。

這時候周永康又在12月的安全會議上說，公安機關和武警必須在第一時間控制第一現場。可以說跟胡錦濤在甕安事件之後的這個…而且接著我們可以看到，破空也在節目前面講到說，一些被罷官的人又回去任官了，就說明上面又開始重新肯定當初他們的一些做法。但是這個東西還在較量。

現在我覺得胡溫的態度是這樣，各地出事它先不表態，讓你去做。你要是做壞了，我罷你的官，你鎮壓對了你也升；要是鎮壓激起更大的民憤，那你也得罷官。如果你要是讓步，讓出更大的事情出來，你也得罷官；如果你讓步能緩解，就…它就等於用這樣的方法，讓地方官有點捉摸不定，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各地處理事情的模式不太一樣。

我現在比較關注的是，我們拿重慶發生的事情和最近江西和湖北發生的事做比較一下，重慶現在任官的是薄熙來，這個人是太子黨，其實在某種程度上胡溫是惹不起的，在這種情況下他就比較橫。但是他做事很巧妙，比如對出租車司機他就讓個步，讓步之後，他在全國也得到好評。另一方面，全國其它地方的出租車司機想仿傚要起來做點事，有多少地方就開槍鎮壓出租司機。有的地方是開了槍鎮壓；有的地方就仿傚他做個讓步。

但是地方官普遍抱怨說，你重慶你有財稅，卻對出租車司機讓步，讓一下這個管理費，我們這個地方靠這個吃飯，結果我是讓不起這個步。但是另一方面你可以看出來，薄熙來任下倒是對打記者、毆打律師這個案件，到現在還強硬，他不讓步。

在這種情況下你可以看出，他對真正能夠在制度上對它進行挑戰的，它不讓步，而像這個具體上比較能得到人心。薄熙來為什麼那麼做呢？因為他就把中央給吃透了，他怎麼做中央是不能拿他怎麼樣。所以我覺得現在可以看出各省的官員，他有比較大的一個迴旋餘地，如果他在上面的靠山硬，他就混來也可以，他怎麼來反正餘地是大一點。假如這個官員在上面沒有靠山的話，那麼他相對來說，就要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主持人：聽您這樣說，也是非常的混亂。那我們再請文昭先生，您對這個問題怎麼看呢？

文昭：我覺得這個政權對國內和國外的讓步，它也不可能是一種永久性的讓步，它只表示說它可能今後不再對同一事件提出什麼處理。那麼第二種就是策略性暫時的讓步，不過中共這個政權是比較有意思，它在這個問題上的表現和世界上絕大多數政府是完全相反的。

大多數國家對內來講，就是對於民眾來講，它為了力求達成諒解，在當時是採取永久性讓步。如果出現一個問題，引起很大的社會動盪，那麼當權者做出讓步時，像我們剛才講的，它會盡量把這事情法制化、程序化，保證今後同樣的衝突，引起社會動盪的事情不再出現，而對外是有很多策略性的讓步。

但是中共政權剛好相反，它對外是永久性的讓步，比方說它會放棄一些領土主權的一些訴求，對過去簽訂的一些不平等條約予以無條件承認。比如江澤民就承認了過去清政府和沙俄簽訂的關於中國北方割讓的領土，它就放棄了統治的權利。

而對內它基本是策略性的讓步，就說它是一種暫時的，它並不把這個東西永久化，並不把它變成程序化、法制化的東西，而是把它完全作為具體個案處理，就是抱著一種「下不為例」的這樣一種態度。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比如老百姓在跟共產黨打交道，面臨它讓步的時候就要保持一個清醒的頭腦。所以這一次的成功，並不意謂著今後會做同樣的事，很可能今後還得重新再來一遍。

主持人：好，謝謝文昭。說到官方的永久性讓步還是暫時的策略性讓步，那我們看到這一系列的各種各樣的案件中，我覺得我們也能夠看到一些端倪。像江西南康上萬民眾抗稅這一個事件，您能不能做一下分析？

陳破空：這個抗稅事件就是南康市當地政府要對老百姓加苛捐雜稅，老百姓就奮起抗爭，抗爭之後，應該說可能有高層的指示，就在第二天，就非常快的宣布取消加稅的辦法，我覺得這個可能就是在6‧4左右所謂「敏感期」所做出的協調性的東西。另外我還要補充一個事情，作為民間和官方力量對比的一個變化。

就在前不久蘭州市所發生的，城管在街上耀武揚威，對那些小販施暴，把小販的水果攤打倒，把食物給撒了一地，把這些酒攤給放倒在地上。當地老百姓實在看不過，就群起攻擊這個城管，有十幾名城管就是一貫作威作福習慣了，但是錯在老百姓群起進攻，結果把這個城管打得落花流水，而且城管隊長還跪下來向民眾求饒，說承認自己錯了，希望大家不要再打了。而民眾指著他的鼻子罵，說你們吃屎長的，你們是不是人？說把這麼好的這些物資拿來糟塌。所以這些都顯示民間和官府的力量，在發生變化的一個交涉。

不過話說回來，鄧玉嬌案這個讓步啊，這「讓步」二字我們還得說得準確一點，應該說這個案子的讓步是非常有限的，不要說制度性永久讓步完全不存在，就是策略性、階段性的讓步都是非常有限的，因為鄧玉嬌這個案子跟「楊佳案」比，還有很大的不同。

「楊佳案」是受到各種委屈之後，他長年跟上海警方交涉，得不到結果，上海警方還許願要跟他經濟解決，都沒有解決的情況下，最後楊佳是為了雪心頭恨，身懷利刃，單刀赴會，身入虎穴龍潭，當那個孤膽英雄，戳死6個惡警，所以出了一口氣。這個時候是楊佳採取了主動的報復行為，那麼楊佳後來被中共認為這樣如果不控制的話，可能會引起更多的效尤，所以為了警告社會，為了莫使效法，就把楊佳處以死刑。

但是「鄧玉嬌案」是完全不一樣的，「鄧玉嬌案」是在本身一個良家婦女，一個無辜少女，在光天化日之下，平白無故遭到了三名淫官公然暴力的性侵害，而且不光是拿鈔票打臉，是暴力的脅迫這種情況下，她奮起自衛。從情節上來說，中共無法從任何情節上來推理，要把鄧玉嬌拿來處置，而且她自己有先坦白在那裡，加上形成強大網民的輿論。所以中共在這個時候做的讓步幾乎是非常有限的，因為從情節上來說，你無法對鄧玉嬌說任何事情，她已經直接受到了脅迫。

以前81年有個案子，當時新疆日喀則地區發生「蔣愛珍殺人案」，一個女子蔣愛珍受到單位3個領導的謠言侮辱、毀謗，她沒有受到身體脅迫的情況下，她就是想不通、發怒、憤恨之下，拿了一枝槍槍殺了3個幹部，殺死了3個人。而當時又是胡耀邦主政，胡耀邦特別指示這個案子，最後說蔣愛珍是痛恨，她沒有受直接暴力的威脅，僅僅受到了謠言侮辱和毀謗，她就可以殺3個人。《人民日報》出了一個社論，當時叫〈蔣愛珍為什麼殺人？〉而胡耀邦親自主事干預，所以在那時候我們看到高層跟基層還可以分開，還有一定開明的領導人可以用良心說話來解決問題。

而20年之後完全沒有了，今天的高層跟基層經過20年的發展，上下左右形成了龐大的利益共同體，你要處理了一個政級官員，縣裡面也不同意，因為縣裡面有他的保護人；要處理一個縣級官員，省上也有人不同意，因為省上有他的保護人；那麼要是處理一個省上官員，中央有人不同意，所以這個利益共同體形成了巨大的網絲，任何官員想做點好事，完全無法下手。以至於到了今天，經過這20年的發展，這種利益關係的密集和交錯縱橫的，跨地域、跨上下的，使任何法治已經失效了。

法治可以在很多時候失蹤，可以隱形，就好像「毒奶粉案」和「大地震案」一樣，但是法律在「楊佳案」和「鄧玉嬌案」這裡又出現了。所以這法律它不是一個保護弱勢群體的工具，它完全成了官員的一個利器，一個專利，是保護官員本身的一個工具。

主持人：好，我們現在有觀眾朋友在線上，我們接一下明尼蘇達州劉先生的電話，劉先生請講。

明尼蘇達州劉先生：安娜好，陳破空、王軍濤、文昭好！我是《喚醒國人》的作者劉蔚。鄧玉嬌案的判決，說明了中國人民必須起義，中國人民不能起義就是他們缺乏槍枝。最近兩個月，經過我們的奔波與私人武器人員與軍人交流，我們發現人民有兩樣兵器可以使用，只要能夠達到幾十米的射程就夠了，那就是彈弓（有些叫「傳槍」），和弓箭兩樣。彈弓20元人民幣一把，弓箭350元人民幣左右，這就把民眾赤手空拳只有1米的射程，提高到40米。

這兩樣都是成人用的，不是小孩用的，成人的彈弓它的橡皮帶寬1厘米，從自然程度20厘米拉長到80厘米，它儲存的能量相當大，在40米內打到人肯定有殺傷力，打到頭會打死人的。民眾就是自己在家練習2個月，每天練習1小時，那麼一出手在40米內就應該能夠放倒人。彈弓它放在包裡就是口袋裡面，還看不出來。有這兩樣兵器，中國普通百姓就能夠對付共產黨的基層人員。

主持人：謝謝劉先生，您說的這個問題我們聽清楚了。那我們現在請大家休息一下，回來之後我們來回應一下劉先生的觀點。 （待續）

（據新唐人電視台《熱點互動》節目錄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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