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6月22日訊】運動——一九五七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至一九五七年二月，父親隨彭真作為全國人大代表團副團長，赴蘇聯和東歐訪問。
二月二十七日開始，舉行第十一次最高國務（擴大）會議。毛澤東提出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父親對毛澤東的講話非常欣賞，說這是老毛一九四九年以後最好的講話，是政治的，也有哲學的東西。三月一日，毛澤東主席作總結講話。父親那幾日精神欠佳，本想不去，後民盟中央來電話，說是毛澤東主席要講話，父親馬上更衣，鑽進「吉姆」車，直奔會場。還好，講話剛剛起頭。
會議結束，父親回到家中，見他氣色極好。不是中午還覺得「身體不適」嗎？氣色好原來是聽報告聽好的！是什麼讓父親氣色轉好呢？我以為最重要的一點是毛澤東把「長期共存，互相監督」作為中共對民主黨派的總方針。毛氏不但重申「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方針，還做了極其明確的說明。啥叫「長期」？毛澤東說：「共產黨的壽命有多久，民主黨派就有多久。」啥叫「監督」？就是「批評和建議」。多麼甜的口號，多麼棒的解釋。八個字方針一出口，就立馬解決了民主黨派多年以來的存亡問題。
別的黨派不說，一九四九年後單是民盟成員就有不少人對民主黨派是否應該繼續存在，持懷疑態度。年壽有盡，花開有時。民主黨派的年壽也到了「盡數」。為了對付「取消論」，擔負組織工作的父親會上會下，不知說了多少好話。現在好了，民主黨派非但要「長期」了，還要「監督」中共了。無論是民盟還是農工，作為一個政黨作用終於可以兌現、實施了。章伯鈞、羅隆基是文人，但畢竟不是傳統的「士」，他們搞得是政黨，而非「幕業」。做中共政權的「幕友」「幕賓」，絕非他們的政治抱負。你說，他們能不激動嗎？
毛澤東的講話又是中共黨內整風的動員令，老人家還要邀請民主黨派參加，幫助黨整風——這從未有過的。從前只有共產黨整別人或關門整自己。應該說，是那時國際與國內的緊張形勢，讓毛澤東把自己的思考集中到如何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上。他覺得只有用批評的方法，才能解決這個矛盾。那時，毛澤東不怕批評，怕的是中共因為自身的原因，而失去執政的絕對優勢。於是，他要以內外結合的新形式開展黨內整風。
由於這個決定受到了來自中共高層的阻礙，毛澤東從三月中旬到四月上旬，八方遊說，四處搧風，搞思想發動。與此同時，父親為了配合中共整風，更為了民主黨派自身，他在三月中旬到五月，也在四處搧風，八方點火，搞思想動員，搞組織發展。要說野心，父親是有的，羅隆基也是有的。野心不是為自己在往上爬，而是他們覺得作為一個政黨，民盟也好，農工也罷，真正起點作用的時候到了。
三月十二日，父親請曾昭掄、吳景超、費孝通、錢瑞升吃飯。目的很明顯，聯絡感情以調動其參與政治、參與盟務的積極性。席間，父親說：「民盟是政治組織，要對國家大事加以討論，」接著，又談到兩院制問題，說：「政協要起上院的作用。」錢瑞升聽了，很佩服，感到父親「真的是抓住了形勢」。
三月十八日，作為全國政協副主席，他在政協二屆三次會議的大會發言，就貫徹「二百」方針和加重政協工作任務問題，發表這樣的意見：「我希望在百家開始爭鳴的今日，大家要有寬容的心情，不要急於以」衛道者「自居，對於那些求進步或勉強求進步的多數知識分子，開始發言的時候就給他們攔頭一棒，以阻塞鳴路，這是不妥當的。舊的文化遺產中，有好的成分，讓他們鳴，讓他們放，教條主義或修正觀點也就顯露出來。
在擴大和鞏固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要求下，政協的任務和工作將要日益加重起來，政協工作的內容和方法也將要日趨完善和充實。我認為可以考慮從第三屆起給以更多的政治任務，如協商、建議和監督三方面權力是可以加強起來的。從實踐政治生活中，政協這個組織可以逐漸成為中國人民民主所需要的議會制度的一環。」
父親在農工民主黨全國工作會議三月二十一日的預備會議和三月二十七日的大會上講話。他說：「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方針的基本要求，是進一步地充分發揚人民的民主自由，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積極因素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民主黨派組織獨立、政治自由，其實並不是什麼新東西。
三月下旬四月初，民主同盟和農工民主黨分別召開了全國工作會議。
三月二十八日，父親在農工民主黨全國工作會議上做黨的工作報告時，說：「民主黨派進步了，不要統戰部過多的幫助。好像孩子大了，保姆還要囉嗦他，那就要家庭革命。民主黨派過去在政治上、思想上以至在組織上全面接受共產黨的領導是是需要的，不是這樣就搞不起來。今天民主黨派是政治自由、組織獨立了，在工作上不需要依靠共產黨。這是合乎時代發展規律的。我們黨內的工作，就是要當家作主、就是要自己負起責任來搞。統戰部的大衙門是不會管民間的事了。老實說，過去統戰部對農工黨的一些是非問題就搞得不好。「你們還記得統戰部總派一些小辮子來和我們這些部長來談問題，她們懂得多少？今天不來了吧？你們沒有看到那些小辮子了吧。過去，什麼事都要統戰部點頭，我們有些人常常要跑統戰部。有人說我們是共產黨的特務，我曾在民盟建議以後由我、羅隆基、史良等輪流來做這種特務。」
後來，整理這份講話記錄的人告訴我：「當你父親講到最後一句的時候，頓時全場氣氛緊張。」我想，那時父親心中恐怕已經沒有任何警戒線了。
三月三十日，在民盟全國工作會議第七小組會上，父親發言說：「我是主張大發展的，我們應當以六億人口來想問題。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民主黨派的隊伍小了是不行的。只要不是為個人打算可以好好發展一下組織，太保守不能適應客觀發展的需要。當然也有些人事相宜發展組織作為政治資本的。過去民主黨派一切都由黨包下來，什麼都依賴黨。以後在社會主義建設中誰都包不干的。國家大，事情多，要包也包不了。要民主黨派自己獨立自主，發揮積極性。我個人看法，將來會發展到賢者當道，不好的就會被淘汰，誰也不能包誰。民主黨派被輕視、冷視的情況會很快改變。以後我們的責任大了，共產黨不包，我們不能坐在保險櫃裡過生活了。以後要逐步做到民主黨派的幹部比政府同級的工作人員權利還要大的。」
四月二日，章伯鈞、羅隆基召集「民盟地方負責幹部座談會」。晚上，章伯鈞、羅隆基、史良等副主席在和平賓館八樓東客廳,舉行與地方盟員見面座談會。與會者都非常高興，說：「這次座談會似於大家庭，很親切。吐出苦衷，也獲得收穫。對人民內部矛盾問題的認識，更加明確。」父親最後講話，說：「今晚我覺得很愉快，真正表現出民盟同志的友誼和民主黨派的新氣氛。我們中常會對同志們所批評的意見，都會全部整理出來。對應該辦的，就辦。可能辦的，就擬辦。有些不可能辦的，也向同志們有個交代，中央不該敷衍塞責的態度。中央研究機構方面要加強起來擬建一個政法研究會，其次，再搞一個財經研究會，再次文教委員會，各地根據自己的條件也可以這樣做，幹部政策方面，我們中央很對不起大家，目前還不能具備建立專門的人事機構的條件。今後民主黨派的幹部由民主黨派管理。這方面的工作我想會慢慢健全起來，對地方幹部要加強培養提拔，配以職稱。宣傳方面，五七、五八年主要以提倡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和『向科學進軍』為中心工作。另外，盟務、簡報的工作也都要做好。總之，靠中央力量不夠，則靠地方協助；地方不夠處，中央要大力支持。我們要向地方學習，把太平胡同（即民盟中央所在地）搞出名堂！」
羅隆基也講了話，說：「我們的會，溫暖夠，批評不夠。我們的民盟的進步是有的，進步從哪裡來？進步是因為有了從下而上的批評。」
四月三日上午，在和平賓館一樓後廳召開地方負責同志座談會，羅隆基主持，父親作了長篇講話。
他說：「一、中央工作有些進步，從去年確立領導，四個副主席加上秘書長，成為一個小組。我們幾個基本一致，有過同當，有功同賞。每週開幾次會。去年試驗搞檢查，提了一百多條意見。當然，這樣做還是不夠，以後要加強。二、全國的盟員增加了九千多，地方同志很辛苦。我們表示感謝！三、有些問題是理論性的，比如社會主義的民主黨派的存在，它不止關係到我們少數人的政治生活前途或是三萬盟員問題，而是聯繫到中國人民政治生活問題。現在的中國有三樣新東西，一是農業合作化，一是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再一個就是民主黨派。中國的民主黨派，除了民盟、農工民主黨，其他黨派的成立，基本上都是共產黨發起的。成立民主建國會時，中共向民盟借了二十幾個人去。解放後，中共全面領導，政治、組織領導，交叉幹部、兼職幹部等問題都產生了。去年，毛主席提出了『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問題。民主黨派組織獨立，政治自主。它產生了極大的影響。『長期共存、互相監督』這個方針也是民主黨派的任務，也是中國民主生活方式之一。我們的思想落後於實際，實際已經發展，而思想還停滯在過去。毛主席說馬列主義有很多話沒講，很多問題是歷史潮流推動出來的，而歷史的徹底改變，要一個長的時期，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完美的。我們民主黨派的產生、性質和發展也是隨著歷史的發展而發展變化的。要知道『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提出，也有鬥爭。不少人懷疑，中共內部也有很多人搞不通。民盟盟員多，影響大，多大知識分子，尤其要加強思想認識。今天我們自己當家作主，幹部問題，兼職問題，交叉問題，都可以逐步解決。過去有問題找統戰部，今天請示我們的民盟中央。大事要共同研究，什麼馬都騎就會弄成五馬分屍。民盟的代表性人物要統籌安排，但要準備新的人物代替。民主黨派沒有太子，也沒有第一書記，第二書記。所以，我們的人事安排是個不斷需要研究的問題。另外，中國有三大落後，落後之一就是文化落後。而向科學進軍就能解決文化落後。民盟面對知識分子，包括大知識分子，今年我們和文教部門合作，做出成績來，五八年總結經驗。社會主義建設中，我們就是搞文化科學的一部分，重點突破。把工作做好了，組織發展也就不成問題。」
父親講完話，史良緊接著說：「章副主席對民主黨派工作有專門的研究，有獨到之處。他剛才的講話值得大家研究。」
四月四日上午，父親在民盟全國工作會議做「訪問東歐六國的報告」。他說：「中國人民生活是存在很多困難，需要我們來解決的。另一方面是精神生活。有物質生活沒有精神生活是不行的。有文化生活，思想生活就會提高，自由、民主就來了，人的尊嚴問題就來了，這都是問題。要做到真正民主不是容易的，民主生活的經驗還遠遠不夠，還要創造。六億人在政治上單打一的做法是搞不通的，必須要有很多黨派共同來搞。民盟是知識分子的集團，都是有學問的人，有權威的人，在我們力量所及，應擔負起這個任務，在學術方面搞起一個高潮來。」
當晚，民盟全國工作會議領導小組舉行第十一次會議，由胡愈之主持。當大家議論發展組織工作問題時，父親說：「從全國看，我們的發展是合乎民主黨派發展規律的。在肅反以前幾個大運動，如果發展太多，那一定有很多頭痛和麻煩的問題。今天情況變了，多做些發展工作是應該的、必要的。我過去就是主張積極發展的，我還主張發展青年，但有人不同意我的意見，」
當胡愈之談到大家對中心工作意見很多，要求把「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加進去的問題時，父親說：「今天我們是練習民主，過去認為民主黨派、民主人士不大吃香，自毛主席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後，民主黨派又吃香了。民主是不簡單的，民主要能聽別人的話。為什麼民盟的中心工作不提『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有三方面的情況：一、互相監督是雙方面的，我們還有些困難和不習慣。二、毛主席說黨內有百分之九十以上反對，這也是困難的一面。三、如果民盟大喊監督，各民主黨派都大提倡互相監督，黨內百分之九十以上有牴觸，這將產生很多困難和問題。」
四月五日上午，父親在中國農工民主黨的全國工作會議上說：「現在講民主還不習慣。因為我們中國是由封建專制一下子就跳到人民民主專政，沒有經歷過資產階級的民主。資產階級的民主是文明的，比封建階級的野蠻專政進了一大步。我們沒有經歷過資產階級的民主階段，所以在這一段講民主就很難講得起來。昨晚民盟爭論一個問題，有兩種不同意見。一個意見是說民盟是大知識分子集體，應以『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為重點工作，一部分人同意；但另一部分的意見主張把『互相監督』也作為工作重點，我不同意第二種意見。因為民主黨派的互相監督的工作是中共展開民主運動的一個措施。我們如以此作為重點貫徹，不然會影響目前整個政治生活。因為共產黨內高級幹部中對此有百分之九十的人思想不通……今後發揚民主是穩步的，要在中共內部對『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思想改變了時，才可以更好地貫徹。我們要保衛民主，使民主健全地發展，不致受波動，受損害。某地一個人來找我，他在肅反運動中搞了十一個月，被打的遍體鱗傷，來京申冤。我呢，我只能請他吃餐飯，安慰他一番。」講到國際形式的時候，父親說：「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說法，淺薄無聊。日本、德國的生產提高幾倍。美國生產也還有提高。資本主義是有活力的！」
後來，父親又在政協文化俱樂部召開的農工座談會上，說：「我總以為不要把資本主義看得那麼一錢不值，也不要以為打敗蔣介石就是共產黨一黨的力量，馬歇爾就曾說過，中國（指中華民國）『亡國』不亡於共產黨，而是亡於中國民主同盟。馬歇爾問什麼這麼說？就是中國民主同盟在當時給美國一種錯覺——中國的第三種力量可以走資本主義的民主道路，不會步蘇聯後塵。由於有這種錯覺，美國就放鬆了軍事力量的補充，結果上了大當，弄得蔣介石很快垮台。」
四月八日，父親主持農工民主黨六屆三中全會，並致開幕詞。他說：「民主生活的具體內容，我們還在摸索，還在創造。蘇聯和新民主主義國家都各有他的民主生活內容。但我們不能完全照他們的辦法。中國的各民主黨派與各人民民主國家的民主黨派不同，主要有兩點：第一是中國的民主黨派是中國人民民主統一戰線長期間發展起來的；第二是中國的社會階層很複雜，許多具體情況與波蘭、捷克等國家不同。
我們的政治生活在不斷變化，自’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提出後民主生活更日新月異，組織和各方面都有很大變化……由於中共與各民主黨派有密切關係，有許多共產黨員一開始就交叉了民主黨派，往後民主黨派成員中，也有不少參加了共產黨，現在由於新的方針的提出，這些人都要逐步撤回去，有些人已經撤回。這是一種趨勢，我們首先要對此有所認識，要有對策。我之所以一再提出，是要大家用當家做主的精神辦好黨的工作，把責任擔負起來，意思就在這裡。」
父親還在農工民主黨機關刊物《前進報》第十三號上發表了一篇《平凡之談》的短文，他寫道：「在中國各民主黨派中，我黨的歷史是較長的。它對中國革命運動有一定的貢獻。但它也有很多弱點，需要我們用力克服。我們已經決定召開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這是我黨政治生活中一件大事……我黨第七次代表大會就是要為黨增加新生力量，尤其是新生的領導力量。」
四月二十四日下午，在京的農工黨中央舉行「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座談會。父親又作長篇講話。他說：「老毛現在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的是一下子就得到這個六億人口的天下。懼的是中國六億人口，吃什麼？穿什麼？我們常說很多國家伸手向美國要美金。其實，也有不少國家伸手向蘇聯要盧布呀！老實說，哪個國家都是很現實的，沒有錢，誰跟你跑？象東德、波蘭、捷克。
還不是在那裡向蘇聯伸手，但蘇聯哪有這麼多盧布給他們？於是，中國的責任就更加重了。中國自己有六億人，天天要吃穿，還有別人向你伸手，你們看怎麼辦？我看中國儒家那套『正心、誠意、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道理還是有用的，不過要加上新的內容。我看馬列主義還是少說一點，因為馬列主義不能吃，也不能穿。二、斯大林這個人是很野蠻的，我們歷史上的帝王就是如此，革命就是大殺。不狠當不了英雄！
大家查查歷史，劉邦一得到天下，把那些武官都砍了。朱元璋更凶，一得天下，不但武官砍了，文官也砍，因為武官會造反，文人還可以給武人出主意。斯大林也是這樣，等到他一掌握大權後，把過去的很多老布爾什維克幾乎都殺了。今天看起來，像托洛斯基、布哈林這些人，當時與斯大林在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上存在分歧，例如對富農的問題。一個要消滅富農，一個是要暫時對富農讓步。今天，人民內部矛盾問題提出來以後，是否可以這樣看，將來還可以研究。三、毛澤東思想現在有了很大的變化，這種變化莫說黨外人士跟不上，就是共產黨內部也有百分之九十的黨員跟不上，這是個大問題。我就是機會主義，我們要掌握。
「很多共產黨看不起民主黨派，這是錯誤的。他們不瞭解民主黨派的作用。中國是一個六億人口的大國，光靠共產黨能搞好嗎？比如中共像個理髮店，它開在王府井，北京幾百萬人都要跑到王府井去理髮，那多不方便，也理不了那麼多人呀！所以，民主黨派也就要在鼓樓、西單開起理髮店來。不過，王府井理髮店比鼓樓、西單的理髮店好一點就是了。但都是理髮店，都是為人民服務呀。這個道理不是很簡單嗎？所以，很多共產黨員就不懂這個道理。老實說，我們不要自卑！有些地方，我們是可以教育共產黨員的。」
從四月份起，從國家體制，即科學研究和高等院校兩個領域的問題入手，民盟中央開始進入了幫助中共整風的實幹階段。四月八日，沈鈞儒家中，民盟中央招集自然科學家座談會，章羅二人特地邀請盟外科學家錢學森、李宗恩參加。座談會的問題如下：一、中央同地方的關係問題。中央和地方的科學力量，如何利用與安排。地方是否也需要科學研究機構？二、中央各部門質之間力量如何擺的問題，如科學院、高等院校以及業務部門的研究機構。三、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比重。四、科學研究的經費問題，設置科學基金問題。
章伯鈞、羅隆基決定通過《爭鳴》月刊展開科學體制、高校黨委負責制問題進行討論。先後於四月九日和二十四日發出徵稿通知，對象主要是科學家，教授，專家。許多人提出自己的看法，後發表在第五期、六期的《爭鳴》（十餘名撰稿人後被劃為右派）。
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這次整風對於非共產黨員有如下指示：「非黨員願意參加整風運動，應該歡迎，但是必須完全出於自願，不得強迫，並且允許自由退出。」
四月三十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講話涉及「民主人士有職無權」、「教授治校」、「共產黨有術無學」等問題。毛澤東深知這些話題既是社會問題，也是黨外呼聲。它們若獲得一定程度的緩解，不僅有利於剛剛建立的紅色政權，還能證明中共是踐行政治諾言的。講到「有職有權」問題，毛澤東展現出開國君王的寬大襟懷，笑眯眯地把眼光投向台下端坐的馬寅初（時任北京大學校長，無黨派人士）許德珩（時任水產部部長，九三學社主席），問：「馬校長，許部長，你們是否有職有權？」
如此一問，會場氣氛活躍起來。不等馬、許二人回答，他就下了定語：「我看沒有好多權。」「現在民主人士還是早春天氣，還有些寒氣，以後應做到有職有權，逐步解決這個問題。」談到高校，毛澤東說：「大學校的管理機構應如何辦？可以找一些黨外人士研究一下，搞出一個辦法來，共產黨在軍隊、企業、工礦、機關、學校都有黨委制，我建議首先撤銷學校的黨委制。
請鄧小平同志召集民盟、九三等單位的負責人，談談如何治校的問題。」另外，毛澤東還坦言中共缺乏學習，對治理國家是沒有經驗。用毛的話來說，就是「共產黨不懂就學，長時期的學，不懂要懂，要學懂科學，過去我們沒有經驗，現在開始學，一直學到懂得為止。」再如毛澤東也道出民主人士的思想狀態，說他們「都不大相信社會主義」，但「都相信民主主義，都要求民主、自由。」
不佩服毛澤東不行，一番話能把個中國攪得春意盎然，滿城飛花。知識分子個個攘臂軒眉，精神意氣自是不同了。五月五日父親決定以風的速度，在民盟中央舉行的座談會上，傳達這個講話。他認為毛澤東這次是「治病治到根兒，說話說到點兒」上了。
自五月八日起，中共中央統戰部為徵求對共產黨和黨的統一戰線工作的意見，幫助共產黨整風，邀請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人士舉行了十三次座談會。十一日，李維漢部長在統戰部召開的座談會上，就民主黨派搞不搞整風的問題作了說明：「在這次運動中，要集中地批評共產黨的缺點。因此，我們已經同各民主黨派人士商量好，在一個時期內，不要號召民主人士整風，而著重地發動黨外人士來給共產黨提批評意見，幫助共產黨整風。」
五月八日下午，李維漢邀請章伯鈞（代表民盟）、羅隆基（代表民盟）、許德珩（代表九三）、章乃器（代表民建）樞（代表民革）等人舉行座談會。請大家就「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方針和中共整風問題提出意見。父親第一個發言[31]，他說：「在這次座談會召開以前，中國民主同盟中央中常委舉行了擴大會議，就黨與非黨關係，、民盟對中共中央統戰部的意見等等問題進行了座談。
這次會上，有人說某機關一個計劃科長，因為是非黨員，不能參加國家計劃委員會召開的他本應參加的有關會議，很感苦惱。過去選拔留學生、學校留助教，都是首先考慮政治條件。有些有能力、有專長的人，常因歷史複雜而不能入選，非黨人士出國留學的機會不多。非黨幹部要得到提拔很困難，黨員提升很快，好像只有黨員才有能力、有辦法。」
關於有職有權問題。父親說：「職、權、責三者不可分，要做到非黨領導人有職有權，必須同時要非黨人士負責。但是現在，在非黨人士擔任領導的地方，實際上是黨組決定一切，什麼都要黨組負責。既然要黨組負責，就不能不要權。這是形成非黨人士有職無權的根本原因。因此，有人提出國家機關中黨組和行政領導的職權要弄清楚，各機關的工作應由法定實行集體領導的行政機構來決定。」
在談到對統戰部意見的時候，他說：「有人認為，統戰部徵求意見不止一次了，到今天還要人家提意見，有些人都不願意提了，因為過去提的意見都沒有下文，沒有交代。如去年統戰部準備的制定各民主黨派幹部制度，開了幾次會徵求意見，毫無結果。再如一九五0年統戰部就曾強調有職有權問題，迄今七年，只個問題還沒有很好解決。民盟中央有人認為，黨中央對統戰工作從理論、政策到貫徹執行和宣傳教育都重視不夠。民盟中央是『帶病延年』，對『長期共存』，也無具體辦法。這點也是統戰部對我們的『病』幫助不夠，即互相監督不夠，統戰部也應。該檢查。」
五月八日上午，父親邀集北京市部分著名中西醫和科學文化專家學者座談如何學習和幫助中共整風的問題出席座談會的有葉恭綽、張申府、李宗恩、趙樹屏、陳邦賢、沈謙、李克鴻、吳朝仁、劉士豪、傅一誠、王雪濤、汪慎生、周太玄等工民主黨成員。會上，父親號召農工民主黨成員在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幫助中共整風和加強自我改造、參加體力勞動、向科學進軍、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中，發揮積極作用。
為了貫徹上述任務，他倡議先在北京就中醫、西醫、工程技術、農林水利、文化藝術、科學教育這六個方面，組織高級知識分子（包括成員和所聯繫的群眾），分別進行廣泛深入的學習討論。在學習討論中，不僅要敞開思想，大膽揭露錯誤和缺點，還要提出正確處理問題、改進工作、增強團結的意見和方法。與會同志一致同意這種做法，決定成立六個工作組開展工作。會上還確定學習討論的內容應圍繞以下三個問題：一、 關於貫徹「二百」方針的問題；二、關於共產黨同民主黨派、非黨群眾之間的關係問題；三、 關於農工民主黨貫徹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方針和發展組織、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問題。
會後，上述六個工作組在北京市主委李伯球的佈置下，召開了中醫、西醫、工程技術、農林水利、科學教育、文化藝術六個方面共二十一次五百多人參加的幫助中共整風、貫徹「鳴放」方針的座談會。
五月十三日，父親和羅隆基二人以民盟中央的名義，邀集了教育界、科技界的專家、學者、教授舉行會議。會上父親首先宣佈開會的企圖是動員全國的盟員爭鳴，組織大家座談黨委制、科學體制問題。會議首先研究了民盟北京市委為推動鳴放而召開的十四個座談會的計劃。針對現實的急迫需要，父親提議在民盟中央成立「高等院校黨委負責制」、「科學體制規劃」工作組；羅隆基提出「有職無權」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工作組共四個工作組。
用兩個月時間從中央到地方搞這四個問題，以響應和配合毛澤東的倡議。父親提議「高等院校黨委負責制」由黃藥眠、陶大鏞、儲聖麟等人參加，羅隆基建議增加吳超和費孝通，父親同意，這個組以黃藥眠為召集人。父親提議「科學體制規劃」組的人選是曾昭掄（化學家）、錢偉長（力學家）、華羅庚（數學家）千家駒（經濟學家）、童弟周（生物學家）等組成，由曾昭掄召集。章羅當面商定：羅直接抓「有職無權」工作組，由父親直接抓「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工作組。但首先展開「高等院校黨委負責制」、「科學體制規劃」工作組的工作。工作安排完畢以後，章羅兩人流露出滿意的神情。父親說「以前民主黨派是被動的，今後要變被動為主動。」
在四個組裡，「科學體制俎」實力最強，最積極。這個組，於五月十七、二十三、二十四日先後三次召開座談會，討論科學體制問題。二十四日的會，是以五個副主席的名義，約請參加科學院學部會議的全體盟員來討論的。很快，五人起草了一份《對於我國科學體制問題的幾點意見》[附件二]。在這份文件裡提出應該保護科學家，培養新生力量，改善科學研究領導，協調科學院、高等院校和其他業務機構之間的關係，協助科學家妥善解決時間、助手、經費、設備等問題，針對升學、升級、選拔研究生和留學生片面強調政治條件的傾向提出批評。
五月二十八日，《對於我國科學體制問題的幾點意見》以民盟中央的名義分送民盟中委、候補中委，科學院學部委員（盟員），徵求意見。六月五日民盟通過。六月九日，全文發表在《光明日報》，反響極其強烈。發表後父親立馬獲得許多消息，一直稱讚他和羅隆基為中國知識分子和學術界做了件大好事。
《關於高等院校領導問題的建議》[附件三]由黃藥眠親自執筆，於六月十日脫稿，打印了二十五份，分送章伯鈞、羅隆基、史良、胡愈之等人。準備召開擴大會議修訂。由於反右鬥爭已經開始，這份《關於高等院校領導問題的建議》一直沒有公開發表政風運動原本是按毛澤東思維邏輯和他鋪排的軌道進行的。他以為經過七年的一系列運動，中國人都服帖了。治國關鍵全在執政黨自身。當「教授治校」、「民主人士有職無權」、「共產黨有術無學」等說法傳到耳朵裡的時候，毛澤東甚至是贊同的，因為他希望黨外能夠幫助中共整風。五月四日，毛澤東起草了《關於請黨外人士幫助整風的指示》。
人們都知道，毛澤東在五月十五日寫出了《事情正在起變化》，決定把整風轉反右。那麼，是什麼原因讓他在五月四日到五月十五日的時間裡變了主意，決定把整風轉為反右？我想，唯一可以解釋的理由是毛澤東從大量的民主黨派公開座談會的言論劾同樣大量的民主人士內部言論、私人談話的秘密匯報裡，感到事情並非合乎他的判斷。中國第三勢力的心未死！知識分子並不服氣！民主人士的順從也是表面的，他們的批評、直言、抨擊和嘲諷，還贏得了眾多的機關幹部、教師、學生的喝彩。人們不僅要求黨改進作風，還要求改變制度，撤銷黨組、取消黨委制，民主黨派要政治獨立，民主人士要有職有權……
它們是言論，更是呼聲。這呼聲撼動的是毛澤東本人的權威和共產黨的領導。特別是章伯鈞早期說的那句「毛澤東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大流氓」，羅隆基說的「現在是馬列主義的小知識分子領導小資產階級的大知識分子」的言論，尖利無比，直刺他的敏感神經，挑起他的戒備心理，更加劇他的猜忌疑慮。諳熟人情世態的人都知道：事情超過了限度，就要翻過來，一定要翻過來！更何況他是毛澤東。果然，十日之內，毛澤東的談話腔調變了，一伸手就把個運動翻了個兒，整風變為反右，花旦改唱銅錘了。毛澤東是個當機立斷的人，快刀斬亂麻，說幹就幹。十四日晚，毛澤東召集中共中央常委開會，通過了一份「關於報導黨外人士對黨各方面工作的批評的指示」，現在學界工人它是整風變為反右的標誌，因為這個「指示」裡出現了右派分子、右傾分子和反共分子的提法。
五月十五日，蒙在鼓裡的父親根據中共中央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精神，在農工民主黨機關報《前進報》（第十四號）發表《關於一件大事的說明》一文，希望全體黨員在完全自願的基礎上參加所在單位的整風運動。同日，毛澤東致送《事情正在起變化》一信，給黨內高幹閱讀。信中指出：最近這個時期，在民主黨派和高等學校中，右派表現得最堅決最猖狂。現在右派的進攻還沒有達到頂點，他們正在興高采烈。我們還要讓他們猖狂一個時期，讓他們走到頂點。他們越猖狂，對於我們越有利益，誘敵深入，聚而殲之。五月十六日，開始行動了——以「鳴放」為圈套，「引蛇出洞」，內定右派名單，拉名單上的人參加正在舉行的統戰部座談會，以網羅罪名。並指示報紙以突出位置刊出他們的言論。「毛澤東是中國歷史第一個大流氓。」父親說對了，沒冤枉他。
五月十九日，北京大學出現了第一張大字報，學生言論的激烈態度和深刻程度，遠遠超過了民主黨派，也超過了章伯鈞、羅隆基。全校性的停課學潮以及罷工事件接踵而至，社會對抗情緒以極快的速度蔓延，蔓延。這個現象說明了什麼呢？用當時擔任合眾社香港分社社長的話來回答，那就是：「在今年五月第一次出現公開批評的時候，支持者（指提出『鳴放』的毛澤東）就被擊倒了。批評是猛烈的，是出人意料的坦白的，提出批評的大多數都是非黨人士。毛的『百花齊放』政策就在這一階段出了破綻。它失去控制，毫無疑問，北平是知道這一點的。——這無疑堅定了毛澤東反右的決心。」
五月二十一日，父親「入套」了。頭天午夜已過，李維漢親自打來電話請他出席統戰部下午的座談會。有些腹瀉的父親對李維漢說：自己說的已經很多了，對中央沒有什麼意見可提。李維漢就是不放電話，非要他出席不可，真是「盛情」難卻。下午，車行路上，父親還沒有想好說什麼。沒有話說，也得說話。
以下，就是父親在中共中央統戰部舉行的幫助黨整風提意見的第八次座談會發言摘錄：
「學校中的黨委治校問題，引起了很多的討論……大家也都感到這種制度有缺點，因此，認為應該更多的聽取教授和學生的意見。
「最近我參加了北京的一些座談會，感到有人沒有把話說完……下面也可能顧慮更多。因此，今後應該徹底地廣開言路。現在光是中上層人物的意見，固然能夠反映很多方面的意見，但是，還應該普及到下層才好。下層幹部在幾年來對國家貢獻很大，其功不小，但犯了不少錯誤。因此希望這次整風能聽一聽基層人民的意見。
「今後有關國家政策、方針性的大問題，可以多聽一聽各方面的意見。如這次整風，結合檢查改進工作，當然是好。過去做了許多轟轟烈烈的好事，但是有些事情也給國家帶來了損失。如果在工作進行之初，就多聽聽人大常委會、政協、民主黨派的意見，就可以少走彎路。如掃盲運動……如果事先經過國務院的部長們，根據材料多方面地進行討論，或經過民主黨派、高級知識分子、專家的討論，就可以減少損失。如果黨內一決定，就那麼幹下去，是不能達到預期目的的。如體制問題，中央和地方分權問題，去年只交地方黨委書記和少數黨外高級幹部進行討論。主要是黨內討論。應該利用政協、人大的各種委員會，民主黨派去討論，這些人都有相當的經驗。如文字改革，我認為既不是國防機密，又不是階級鬥爭問題，是一個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卻只有少數熱心分子作了討論。如果文字改革問題，等於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我沒有意見，我不反對；如果是文化問題，就應該在黨內外進行討論，多從學術、政治、道理上進行討論。陳夢家在《文匯報》上發表的意見，我部分地同意。
「現在工業方面有許多的設計院，可是政治上的許多設施，就沒有一個設計院。我看政協、人大、民主黨派、人民團體，應該是政治上的四個設計院，應該發揮這些設計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設要事先交給他們討論。三個臭皮匠，合成一個諸葛亮。現在大學裡對黨委制很不滿，應該展開廣泛的討論，制度是可以補充的，因為大家都走社會主義的路。這樣搞，民主生活的內容就會豐富。政協、人大不要等到期滿，今年就可以進行明年所要做的大事的討論，不能全靠視察制度。對國家準備做的事情要經常的討論。近來，政協委員到下面視察工作，工作是增多了，但還不能僅限於視察工作，要進一步讓大家經常討論國家的重大問題。
「大多數教授都反映說會多，這要看開什麼樣的會。假使是千篇一律的報告會，形式主義的會，最好還是少開一點。比如國務院開會常常是拿出成品要我們表示意見，這種形式主義的會是可以少開的。但如果提出問題，拿出材料認真討論，有豐富的內容，能夠發揮各個人的見解，這種會大家不會感到多的。關於體制外的問題，如何搞？大家可以深刻討論，文字改革也可以由大家討論。在政協、人大常委會裡面，共產黨要考慮放上一些能幹的共產黨員。共產黨的許多領導同志有知識、有精力，可否在統一安排的原則下，分配一部分參加到上述機構裡面經常同各方面人士交換意見，而不要像現在的一些共產黨的同志那樣，只是看看你們怎麼講。今後人大常委會、政協討論問題，各部應該有常務部長出席，代表各部說明政策。
「近一兩年來，政府對於老年的知識分子有所安排，收到極大的效果。但是，還有些名望較小的社會知識分子，思想已起了很大變化，生活也有困難，政府應當有適當的政策，逐步地解決他們的問題。
「鎮反、三反、肅反中的遺留問題，一再討論，黨和政府應該下決心，檢查一下，檢查要有準備，要好好做。
「中國共產黨的統一戰線政策，在革命中發揮了極大作用。這方面的經驗還得總結一下。從馬克思、列寧那裡找到理論根據教育共產黨員，固然必要；但是還不如從實際生活中從孫中山同中國共產黨合作開始直到現在的統一戰線工作，做一個總結，對黨員的教育作用更大。在作某一部門的總結的時候，也可以請有關的民主黨派參加，這也可以少發生一點主觀主義的毛病。」
該「入套」的都入了，中共中央統戰部邀請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舉行座談會於六月三日結束。李維漢最後說：中共中央十分重視這些批評和意見，並向朋友們表示衷心的感謝！感謝？大禍要臨頭，也說得出口。「笑提常向尊前舞，醉解多從醒後贖。」
學潮像洪水爆發，傾瀉而下，淹沒校園，撲向社會。父親還真著急了。六月二日晚上七時半，民盟中央及北京市委會舉行座談會，聽取北大、清華、師大、人大、航空
錢偉長說：「現在學生運動的特點是要找個頭，如有老師領頭就可出亂子。近來有些學生的家長寫信給我，要我勸勸他們的子弟不要參加鬧事，我曾做過，但學生的表示十分堅決，這真像’五四』前夕，和我們做學生的時代一樣不接受家長的勸告。」他分析知識分子最根本的問題是出路問題，學生鬧事的根本原因是沒有出路，他認為只有黨團員劾靠近黨的人才有出路。人有沒有出路，命運是掌握在黨員手裡。有
陶大鏞就師大的情況說明問題的嚴重性。他說：「師大黨的領導問題很多，但至今不敢承認錯誤，，師大問題比較多的是肅反問題和評薪問題，。黨首先應該對肅反搞錯的承認錯誤，，進行平反。並說北大曾有學生來師大，要求聯合罷課。還反映有人說現在的情形是’五四』以來所沒有的。」
黃藥眠認為一九五三年以前民主革命階段黨和非黨知識分子是在一道的，一九五三年進入社會主義革命，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從此一切只有黨員可以信任了，黨員人數不多，於是只有相信年輕的團員，這樣就造成黨脫離了群眾。又說黨對知識分子「團結教育改造的政策」，在北京實際實行的是「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
對以上講話，章伯鈞是欣賞的，有時還要插話。
在吃飯的時候，父親講的話就多了，閔剛侯概括如下幾點：一、章伯鈞的插話中說，「交通部在漢口的學校，學生要請願，其他地方也有學生罷課，形勢十分嚴重。」「共產黨內部問題也大，計委差不多都是黨員但撤換李富春的大字報貼在李的門口，這是估計不到的」。又說「學生上街，市民跟上去，事情就難辦了。」二、章伯鈞要費孝通去掉專家局、民族學院和民委會的職務，多花時間搞民盟的工作。他認為現在民盟大有搞頭，黨應該對民主黨派重新估價這樣才能真正做到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的長期共存，才能真正解決有職有權的問題。章伯鈞還說：「我主張民主黨派要大大的發展，至少要發展一兩百萬人。無黨派的人都應參加組織，現在黨團員有三千幾百萬，民主黨派發展一兩百萬不算多。同時民主黨派應該深入到縣一級，這樣才能真正發揮民主黨派的監督作用。」在談到知識分子入黨問題時，章伯鈞說：「知識分子不一定要入黨，真的參加了，一看黨內問題也不少，就會感到加入不加入沒有什麼不同了。」三、章伯鈞說：「蘇共二十次代表大會以後，斯大林被批判了，各國共產黨員所遵循的唯一的理論和行動的教科書—-蘇共黨史也要修改，現在已沒有一個理論和實踐的標準了。列寧死後有兩個人，一個是南斯拉夫的鐵托成為反對派，另一個是中國的毛公，他繼承了列寧主義，。這次整風運動，要黨外的人提意見，其後果我想毛公一定是估計到的。民主黨派提意見想來總是客客氣氣的，但估計不足；沒估計到黨會犯這樣多的錯誤。現在出的問題大大超過了估計，真是’超額』完成了任務，弄得進退失措，收不好，放也不好。現在我們民盟有責任要幫助黨。」最後章伯鈞提出要大家見總理、彭真、康生和李維漢。
六月七日，國務院開會，史良對章伯鈞說，前一天晚上她已和周總理談了，總理未置可否，她要父親再和總理談一談。在會上，父親寫了條子給總理，說明情況嚴重，大家反映問題的態度很誠懇。總理看了條子後也未置可否。父親哪裡知道—-自己的末日到了，就在明天。
歷史風雲變幻無常，特別是中國的政治風雲，恐怕是任何西方星象學家、東方算命高手，都無法預測的。
六月八日，中共中央發出指示《組織力量反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同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這是為什麼？》社論。接著該報於九、十、十一日又相繼發表了《要有積極的批評，也要有正確的反批評》、《工人階級說話了》等社論。整風運動轉變成為全國規模的急風暴雨式反右鬥爭。
從六月中旬起，民盟中央和農工民主黨中央分別多次舉行反右派鬥爭座談會、常委擴大會議。民盟集中批判章伯鈞、羅隆基的右派言論。農工民主黨中央批判章伯鈞的右派言論。開初，把批判會稱為座談會。父親也沒認識到事情的嚴重性。
六月九日，民盟率先表態批判右派的是吳晗。他在民主同盟中國人民大學支部座談會上，談到他不同意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的意見。他說；「章伯鈞主張另搞一個政治設計院，是否不同意憲法？羅隆基提出另外建立平反委員會，就是不信任黨的領導。」[39]
六月十日晚，父親在民盟中央舉行的第三次座談會上表態說：「感謝各方面在報紙上對我在中央統戰部發言的批評。一個人的講話不能保證都對，。不對的，自己說出來的時候總以為是對的。經過大家的批評、提醒，自己記憶檢查一下，有哪些不對，這對我是有幫助的，是好的。」他又說：「批評要有民主的風度，要有傾聽不同意見的雅量。中共中央統戰部開了十三次會，有七十三人發言，大家提了很多意見，都是批評……對我的批評，我暫不辯論。我的發言可能是百分之百的錯誤，也可能是不利於社會主義，可能是對抗黨的領導，損害黨的領導權的大錯誤，也可能不是那麼嚴重的問題。如政治設計院的問題，討論文字改革和國務院開會程序等問題，也可能因為我是國家的一個負責人而不適於提出這些問題。也許我的話說得含糊，我決不辯護，不說言不由衷的話，總之，要用一番動心忍性的功夫，向大家學習。」
六月十二日下午，父親他在農工民主黨中央擴大座談會上說：「我過去發言有三次，一次是在交通部談話，《人民日報》上已登，在《公路報》上也登了。另外在統戰部召開的座談會上有兩次談話，一次代表民盟談話，一次是代表我個人的意見。我認為在這幾次會議曾經談到政治設計院，國務院會議程序拿出成品和文字改革問題，此外提到國務院機構下各辦各委應當改變，權放在部會，多發揮管理機構的作用。談這些問題只是個人想對國家提出貢獻，可是有些朋友們指責我說錯了。
「對這些問題我是有意見的，不是憑靈感和一時高興，但是語焉不詳。可能犯了反對無產階級專政，違背黨的領導，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錯誤。但這錯誤要等我加以說明以後再作結論，這才比較合乎民主精神。我在民盟小組會上也說過，我犯的錯誤可能很嚴重，也可能不是那麼嚴重，但不做辯論。因為，馬上就辯論，就等於抗拒批評，不合民主精神。打球有球規，你打來，我打去」。
六月十三日，父親發表了《我在政治上犯了嚴重錯誤》一文，說明自己在中央統戰部召開的座談會上的發言是思想上犯了嚴重錯誤。父親說：「這說明我的立場不穩，認識模糊，以十分不嚴肅的態度，對待國家政策，以致造成政治上不良的影響，為右派分子所利用。」[42]父親對各方面的批判想不通，私下對人說：「我只就四個方面提出一點意見，而且我的政治設計院的話還沒有說完，就來批評我。」
當晚，在民盟中央小組舉行的座談會上，史良、千家駒、胡愈之、羅涵先等人先後發言批判章伯鈞、羅隆基(本人尚在國外)。史良第一個站出來，作長篇發言，狠揭章伯鈞，批判儲安平，要求羅隆基回國立即檢查。胡愈之立即跟進，同意史良的意見，並要求民盟中央向全國人民作嚴正表示。翌日，《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北京日報》等所有大報均以頭版頭條新聞刊出史良發言的全文。香港《星島日報》於十六日發表了《中共清算「民主同盟」》的社論，社論也幾乎全文發表了史良的講話。社論說：「中共很狡猾，他們不親自出馬，卻用’民盟』的人去清算，分裂’民盟』。首先出馬的是’民盟』的頭子史良……一經分裂中共便很容易將之消滅。’民盟』一垮，其他小黨派當然命不久矣！中共跟著便建立蘇維埃獨裁政權。這是短期內必然的事。」
六月十五日，農工民主黨中委（擴大）座談會，開始批判章伯鈞錯誤思想和言論。
這段時間，一些學生也在尋求社會幫助，不懂政治的孩子們甚至找刀民盟。十五日下午，北京鋼鐵學院冶金系一年級學生黃心峰等四人訪問民盟中央，反映高校問題。有民盟中央機關的幹部接待。
晚上六時半，父親接待了一個叫王襄的人，他是農工黨員，黃埔軍校四期，鄧演達的學生。王自我介紹說：一九二七年就見過父親，現在特地從湖北趕來探望。父親非常感激，不但請吃，且吐露心曲。父親向他表示：「現在苦悶得很，想退下來，保留一個政協委員，讀讀古書。」並說：「你看我的幾次發言到底錯誤在哪裡？」脆弱是人性，父親也是極度不安。遂問：「你聽到共產黨準備如何對我？」兩人一直聊到十時。父親哪裡知道此人竟是統戰部派來摸底的暗探。王襄把談話稿交給統戰部副部長張執一後，十七日乘車返回武漢。
官方的確派了一些眼線，以記者、老友、親戚的身份到家中探訪民主人士。他們分頭到了梁思成、陳仁炳、王造時（均為民盟中委）等人家中，做反右動向的摸底工作。教授們把來者當朋友，說不上推心置腹，也算得真誠相待。陳仁柄說：「現在我有空，逛逛公園，逛逛城隍廟，生活很好。我好久沒休息了，這次我想休息幾個月，。我的民盟副主委和市政協副秘書長，還是拿掉吧……我這次問題不小，頭腦發熱，小事聰明，大事糊塗。我對民主黨派的作用和地位的認識，大有在野黨的味道。」這些真心話，都以書面形式匯報上去了。在被打探的民主人士和知識分子中，有警惕性的要數馬寅初了。他對記者說：「如果毛主席要找我個人談，我可以說，但也只能適可而止。總之，我不給你談！」
六月十五、十六日，《光明日報》連續兩天舉行社務會議，檢查報紙的資產階級方向。在十五日的會議上，父親首先發言。說：「儲安平在《光明日報》的工作，我要負政治責任。」同時要求在座的儲安平準備承認錯誤，並說：「資產階級思想我們都有，然而可以改正。」
十六日的會上，父親再次發言，說：「近來報上有四個新聞人物，在座的就有三個（指章乃器、儲安平和自己）……有人說儲安平的’黨天下』擊中了要害，這是指其嚴重性來說的。昨天乃器說我是投降將軍，也是擊中了要害，思想上的要害。有人說，我是兩面派，我看不止是兩面，還多一面，有資本主義一面，也有社會主義願望一面，另外還有封建思想殘餘一面。古人說’四知』，是假的。我想只有一知，自家心事自家知。」
六月十七日，中國民主同盟主席沈鈞儒就章伯鈞、羅隆基等發表錯誤言論的事情向新華社發表談話，號召全盟團結起來，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和行動進行堅決的鬥爭。農工黨中委繼續舉行座談會批判章伯鈞。
六月十八日，在統戰部的部署下，胡愈之主持召開了民盟中央常務委員會擴大會議。會議指出：最近我們民盟成員中暴露出來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論，證明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是一件很艱巨的工作，整風對於革新民盟的政治面貌是完全必要的。——在這個會議上，民盟中央通過了號召全盟開展反右派鬥爭和夢內整風的決定。決定具體提出：一、 本盟最基本的政治立場是走社會主義的路，接受工人階級共產黨的領導；二、章伯鈞、儲安平等所發表的反社會主義、反共產黨領導的言論是極端錯誤的。全體盟員應該盡情加以揭發批判；、對犯錯誤的同志盟組織應當責成他們坦白交待，深入檢查；四、 本盟立即開始盟內進行整風。
這個決定，被研究者認為是中國民主同盟歷史上的重大轉折。會上，鄧初民做了「請看章伯鈞的本來面目——兼斥羅隆基、陳仁柄的謬論」長篇發言，與「決定」一併刊登。鄧初民的發言從反動歷史到當下罪行，顯然是對章羅二人進行徹底清算，它被認為是官方釋放出的反右基調。
這時，父親感受到的是一個世界的顛覆，劍一樣鋒利，鉛一般沉重。章伯鈞明白了：自己已然被推到了毛澤東掀起的政治狂瀾的中心。六月十九日，《人民日報》等中央一級報紙，全文刊出毛澤東的「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全文。它與毛氏原來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差異極大。父親大怒，把報紙拍得直響，對母親說：「我沒有講錯吧，他是個大流氓。」
對這個修改的「人內」講話，境外人士是這樣分析的：「人內」講話原來為何不發表？因為它的內容「頗與蘇聯政策有所牴觸，有與蘇聯分庭抗禮、互為領導之嫌。現在為何又發表？那是由於黨外人士的批評，直斥國家制度。這種表面是諍諫，實際是需要更多民主的呼聲一擴散開來，會造成比匈牙利革命更重大的事件……中共不得不找尋一個收場的辦法，於是公佈了訂正了的毛澤東演說。」
六月十九日上午，清華大學電機系一年級學生劉國成等四人訪問民盟；下午，北京醫學院醫療系三年級第一組學生任平生等二十三人來訪。二十日又有北師大學生訪問。
六月二十四日晚，農工民主黨中委（擴大）座談會繼續揭發批判章伯鈞。
六月二十五日，民盟中央常務委員會舉行第十五次會議，會上通過了「關於盟內整風運動的補充指示」。「指示」中的第五條內容是：「本盟中央即日成立中央整風領導小組及中央整風辦公室，領導全盟整風運動。」會議還通過了整風領導小組成員和整風辦公室主任、副主任名單。在領導小組的主席團成員裡，除了主席沈鈞儒，副主席馬敘倫、史良、高崇民以外，還有胡愈之，並兼任整風辦公室主任。民盟中央開釋編髮《民盟中央整風簡報》。「簡報」快速傳達盟內反右鬥爭的動向和成果。第一期的「簡報」，就點明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是資產階級右派。當晚，民盟立即舉行中常會擴大座談會，整風領導小組和整風辦公室集體登台亮相，他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揭發章羅反動言論，這也是羅隆基外事訪問回國後第一次接受批判。胡愈之還出示了一九五一年羅隆基寫給他人的書信，以為反動罪證……心似刀切，身如轉蓬。章羅二人當初對民盟付出了多少勞苦，現在就有多少傷痛！
六月二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在北京舉行全國人大一屆四次會議。
六月二十八日清華大學學生十二人訪問民盟，反映問題，由鄧初民接待。
晚上，在東總布胡同二十四號沈鈞儒家中，舉行了民盟中央整風領導小組第一次會議。出席者有（按簽到次序排列）：費振東、陳望道、胡愈之、華羅庚、李文宜、高崇民、沈鈞儒、喻德淵、吳昱恆、馬敘倫、彭迪先、許傑、張國藩、鄧初民、周新民、吳晗、羅子為、梁思成、千家駒、史良、金岳霖、楊明軒、成柏仁、閔剛侯、吳作人。主席是高崇民（中共、民盟交叉成員）、閔剛侯（中共、民盟交叉成員）。會上具體研究和佈置民盟的反右鬥爭工作，決定事項如下：一、關於盟內右派分子的組織處分問題：已經撤銷盟內職務者，暫不恢復職務。尚未做出處分者，暫不做組織處分。二、定於七月十日晚七時三十分召開整風座談會，通知章伯鈞到會交代：章羅聯盟的具體活動——北戴河的密議、如何策劃拉攏知識分子、中共整風中的進攻佈置、擅自設立四個工作組問題、全國工作會議中的活動、歪曲傳達毛主席講話問題、在國外的活動問題、與台灣特務的關係問題、六月六日六教授密議問題、搞軍事活動問題等。另，章伯鈞與楊虎的關係問題由農工民主黨責成交代。三、關於江西省委推出已被揭發為羅隆基右派集團中的許德援參加整風小組事，推定周新民同志與中共江西省委負責人聯繫後，再作處理。四、《爭鳴》自七月號起暫時停刊，推進內部檢查。檢查完畢，再行復刊。五、召集來京出席全國人大會議的地方組負責人在離京前，會商有關整風事項。六、請周新民同志協助中央整風辦公室的工作。最後，胡愈之傳達周恩來有關整風的講話。(案：以下民盟中央整風領導小組所有會議內容均為會議記錄稿，不再標出)。
六月二十九日，全國人大第四次會議江西小組批判羅隆基，章伯鈞參加安徽小組批判。黃紹竑到廣西小組。廣西代表訴說從前的苦難，斥責他忘記了廣西人民對他的寬恕。
六月三十日，民盟在文化俱樂部舉行中央第二次整風座談會，由羅隆基交代問題。由於他的態度惡劣，臨時決定晚上繼續舉行座談會，揭發批判羅隆基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行。
七月一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嚮應當批判》社論，文中在批判該報為資產階級右派充當「喉舌」的同時，指責民盟和農工民主黨「在百家爭鳴過程和整風過程中所起的作用特別惡劣。有組織、有計劃、有綱領、有路線，都是自外於人民，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這兩個黨在這次驚濤駭浪中特別突出。風浪就是章羅聯盟造起來的。」
父親看了《人民日報》這篇社論，一口斷定這社論一定是老毛寫的！說：「這次講話（指統戰部座談會發言）是上了大當。」又說：「共產黨真會變哩！除掉不能把男人變成女人，把女人變成男人外，什麼它都會變。」
羅隆基兩次跑到我家質問父親：「伯鈞，憑什麼說我倆搞聯盟？」父親說：「我也不知道，我沒法回答你。」羅隆基第二次離開我家時，怒氣衝衝，用自己的手杖擊地，折成兩段，拂袖而去。
民盟中央上下都知道，「章羅聯盟」是活天冤枉。毛澤東往知識分子抹了一臉骯髒，你必須說他抹得好，做得對；還要把骯髒保留下來。你無法申辯，也無人替你申辯，其中包括你最棒的同事，最好的朋友，最近的親戚。一切沒有道理，沒有原則，更無信仰，而毛澤東又是最標榜「道理」、「原則」、「信仰」的。
七月間，各民主黨派內部紛紛進行反右鬥爭，在一片斥責聲、質問聲中，被認定的右派分子，陸續作公開檢討。父親是最早低頭的人。其原因我以前的文章裡講過，不再贅述。
七月三日上午，父親在全國人大第四次會議的安徽省代表小組作檢查。
下午和晚上，父親在農工民主黨中央執行局擴大會議上作第一次檢查，以下為檢查摘要。父親說：「我自己思想上有一套，是從蘇共二十大以後發展起來的，我特別看重資本主義國家的兩點，一是它的科學生產技術，一是它的民主自由。我早許多場合都歌頌資本主義，說資本主義有生命力，有可用可效仿的地方。從蘇共二十大以後，我否定了斯大林的功績，對蘇聯的批評有很多不好的言論，對蘇聯的估計過低，成績估計過少。」
關於章羅聯盟問題，父親說：「過去同羅隆基在盟內有矛盾，從去年開始合作，我思想上是資產階級右傾思想，羅有英美民主思想，我們思想一致。因為民盟是大知識分子的集團，我想通過羅隆基影響大知識分子，羅過去是反對我的，去年我思想變化，公開主張西方民主的一套，符合他的思想，他就開始同我接近。去年人大開第三次會議，我請羅的朋友，如馬哲民、潘大達、沈志遠、彭迪先等人吃飯。我的一套理論如民主政治，，議會制。他們完全擁護我。後來，羅在民盟沒有什麼地方反對我，我也沒有什麼地方反對他。如羅提出處理失業知識分子的一套方案交政協，我同意。羅提出在政協要成立知識分子委員會，我支持他，作為民盟的建議提出來。再有文化俱樂部的管理上，統戰部要收回，羅反對，我支持他。在民盟辦刊物上，我們合作得很好。如《爭鳴》我原來打算自己辦，後來按分工給他辦，以這個刊物作為大知識分子的論壇了。在民盟人事安排上，羅把費孝通安排在文教部，把曾昭掄安排在文教委員會，我同意。羅要把陳新桂安排在《光明日報》，我也同意。在民盟交換政治意見，過去有爭論，從去年以來我們兩人就不大爭論了。」
在這次會上，經一些人當場發動，把揭批章伯鈞個人的鬥爭擴大為揭批「章伯鈞、黃琪翔、李伯球右派集團」的鬥爭。於是，父親在兩個黨派，有了兩個陰謀集團。
七月七日，民盟中央整風領導小組會佈置十日責令章伯鈞交代並進行批判大會。
七月八日，交通部舉行全體職工大會揭發批判章伯鈞。在十四人發言中，部長助理孫大光最引人注目，第二天的各大報紙都以醒目位置刊登他的發言。孫大光說：「去年五月，我和他商量工作，順便談到’長期共存』方針。這時，章伯鈞很興奮，對我說：’我早就有這個意見。我就是不講，。中國這樣大的國家，一個上帝，九百萬清教徒，統治著五億農奴，非造反不行。』我當時就請他解釋這是什麼意思。章伯鈞說：’所謂上帝就是馬列主義，教徒是指黨員。』其實，章伯鈞所說的上帝是指我們全國人民熱愛的偉大領袖毛主席……去年九月北戴河體制會議後，有一次問他體制會議開得如何？章伯鈞說：’現在部的權限太少了，上面管的太多，有許多的委，、許多的辦。你們黨組上面還有中共中央工業交通部。實際上也是管不了許多事。所以當部長的勁頭都不大，有勁的只是那些副總理或兼什麼委和辦的負責人的人。我是黨內的，我也要兼點旁的什麼事。為什麼一些生病的人還掛副總理的名義？現在文教界的問題很多，林楓怎麼能把文教工作辦好？』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章伯鈞對我們國家制度是不滿的！」
有意思的是，一個房間裡的兩人對話，被選為定案材料的罪證。更有意思的是一九八0年中共中央批轉的統戰部《關於愛國人士中右派複查問題的請示報告》的文件裡，保留的五個右派裡，章伯鈞位列第一。父親一九五八年定性材料全部推翻，卻單單挑選孫大光的揭發作為唯一的憑證。「文件」宣佈的前一天，中共中央統戰部請母親和我到統戰部談話，副部長張執一懷著歉意對我的母親說：「李大姐，其實，這一條也不能成立。兩個人談話內容，誰能證明？」
交通部舉行的批鬥大會搞了整整一天，氣勢威嚴，窮凶極惡，如飛沙走石，沉雷急雨。每個幹部在黨組煽動下都變成劣馬，亂蹄在「章部長」身上踩踏。父親身心疲憊，難以支撐。回到家中，打電話給李維漢，說：「這樣搞法，我還能支持三個月。」後來，交通部舉行批判章伯鈞的大會，父親都沒有出席，估計是李維漢打了招呼。現在，許多期刊報紙上刊登的章伯鈞接受批鬥的那張照片，會場就在交通部。
七月九日，民盟中央整風領導小組會幾許佈置十日令章伯鈞交代和批判大會。
七月十日，父親在民盟中央作第一次檢查交代。
七月十二日晚七點半，在東總布胡同二十四號沈鈞儒家中，舉行了民盟中央整風領導小組第三次會議。出席者有劉清揚、李文宜、陸士嘉、童第周、陳望道、胡愈之、華羅庚、高崇民、沈鈞儒、喻德淵、吳昱恆、彭迪先、許傑、張國藩、鄧初民、周新民、羅子為、梁思成、史良、楊明軒、成柏仁、吳作人。主席是高崇民、胡愈之。會上決定事項如下：一、暫定七月十四日（星期日）晚舉行中央整風座談會，責令章伯鈞到會交代。二、人大大會開幕後，要求外地負責同志留京兩天，（參加十四日批判章伯鈞大會），並決定盟中央開會一天，以便商討盟內整風事宜。留京同志的名單，由周新民同志提出，不得有右派分子在內。
三、同意陝西的成柏仁、韓望塵、任謙、李敷仁、李馥清、馬平甫、蘇資琛，黑龍江的石增榮，湖北的聶國青，四川的劉芝畦等同志，留京參加盟中央的整風會議。四、要求在中央交代的馬哲民、韓兆鶚等，決定責成回原組織交代。五、右派分子的問題涉及多方面時，應在重點的單位交代。如盟內負責人，則盟內交代為重點。但須與其他有關方面密切配合。
六、中央整風領導小組成員如收到地方組織的報告和情況，請及時轉交或報告中央整風辦公室。七、沈主席建議中共中央李維漢部長專門召集民主黨派共同商定整風的方針和計劃，以指示地方組織。
七月十三日，民盟中央派幹部到《光明日報》瞭解在章伯鈞、儲安平領導下，該社到大城市點火與民盟各地方組織的關係問題。
七月十四日（星期日）晚，民盟舉行中央整風座談會，父親到會繼續交代問題。
七月十六日，李維漢部長召集各民主黨派整風負責人座談。下午兩點半至六點半，在文化俱樂部第五次整風座談會，責令章伯鈞交代問題，並揭發批判他的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行。
七月十九日，農工民主黨中央執行局舉行整風擴大會議，父親繼續交待「反共反社會主義的言行和章黃李等右派集團陰謀活動」。會議由季方、徐彬如主持。會場上的人聽了他的交代，認為只說了一些工作關係過程，「沒有接觸問題的實質」，沒有談「章、黃、李右派集團的陰謀活動」，因而引起了一陣嚴厲的斥責聲，高呼口號：「章伯鈞不徹底交代，我們要鬥爭你到底。」第二天，父親對我們說：「再搞下去，民主黨派恐怕要把共產黨延安整風的一套辦法拿過來了。」
《人民日報》從七月十五日起，發表了二十篇屬於各民主黨派的知名人士的「自我批判」文章。其中有章伯鈞、羅隆基、費孝通、儲安平、馬哲民、黃藥眠、葉篤義、章乃器、黃紹竑、陳銘樞、黃琪翔、李伯球、張雲川、韓兆鶚、譚惕吾、潘大達等人的檢討。曾經喋血沙場的勇士，最終沒能造就出光耀歷史的偉人。極端權力卻輕而易舉地把歷史塗改得面目全非。把「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說成是「其源蓋出於章羅聯盟」因而民盟和農工民主黨仔反右鬥爭中首當其衝；在幫助共產黨整風中民盟提出的《對於我國科學體制問題的幾點意見》和《對於高等學校領導制度的建議》，被認為「章羅聯盟」的反動綱領；章伯鈞邀請六教授舉行的座談會，被認為「反黨陰謀緊急會議」；這兩個黨派分別召開部分成員及聯繫群眾提意見的座談會，被認為向黨進攻的「點火會」；前一時期根據黨派「重點分工」進行組織發展的工作，被認為「招兵買馬惡性大發展」。這兩個黨派很快地把反右鬥爭擴大到地方組織，民盟很多地方組織紛紛揭批「章羅聯盟」的「分店」和「骨幹」。
七月二十一日下午，在沈鈞儒家中，民盟舉行中央領導整風小組第四次會議。劉清揚、李文宜、胡愈之、高崇民、沈鈞儒、吳昱恆、許傑、鄧初民、周新民、梁思成、史良、楊明軒、薩空了、楚圖南、千家駒、吳作人。主席是沈鈞儒、高崇民。會上決定如下：一、通過「關於進一步展開反右鬥爭和盟內整風的指示」。二、通過中央整風領導小組召集人、各工作組、辦公室負責人名單。召集人：沈鈞儒、馬敘倫、史良、高崇民、胡愈之；地方工作組組長楊明軒；宣傳工作組組長鄧初民；調查組組長胡愈之；整風辦公室主任胡愈之。工作組負責人應盡快提出組員名單，立即開展工作。三、定於本週內（七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八日）最遲月底召開中央整風座談會，責令羅隆基交代。四、史良傳達李維漢部長於七月十六日對民主黨派整風負責人的報告；胡愈之報告盟內最近整風情況。
七月三十一日下午三時，民盟中央整風領導小組宣傳組邀請新華社、《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有關人士研究反右鬥爭的宣傳問題。
八月一日，民盟中央全體幹部參加中央統戰部機關黨委辦公室的慶祝「八一」建軍節三十週年紀念大會。
八月十日上午，民盟中央整風領導小組宣傳組在文化俱樂部招待新聞記者。下午在文化俱樂部舉行的中央第六次擴大整風座談會，揭發批判羅隆基反動言行。
八月十二日下午，在文化俱樂部舉行的中央第七次擴大整風座談會，羅隆基初步交代了反蘇反共的歷史。
八月十六日下午，在沈鈞儒家中，民盟中央整風領導小組第五次會議。主席史良。一、會議通過以鄧初民、李文宜、陳翰伯、張畢來、楚圖南、薩空了等六人組成《爭鳴》月刊檢查組，以鄧初民為召集人。二、民盟中央領導小組成員費振東在華僑失誤委員會盟支部被揭發有嚴重錯誤言行，責令在盟內徹底交代，並中止民盟中央領導小組成員及所兼整風辦公室副主任職務。
八月十九日，在政協禮堂舉行中央第八次擴大整風座談會，繼續揭發批判羅隆基。
八月十九日，《光明日報》登出章羅聯盟的各地人員名單，列舉其「興風作浪」的事例。該報稱「章羅反共聯盟」，是全國右派分子的司令部，在北京、上海、廣州等各大城市均有「據點」和「首領」。
八月二十二日下午三時，民盟中央全體幹部聽取中央統戰部蕭處長關於民主黨派反右鬥爭問題的報告。第二天下午二時半，民盟中央全體幹部座談中央統戰部蕭處長關於民主黨派反右鬥爭問題的報告。
八月二十八日下午三時，在沈鈞儒家中，民盟中央整風領導小組第六次會議。胡愈之主持，史良在會上說：「雖然對右派的揭發批判仍要徹底，能由右派分子自己交代問題更好。不交代才揭發。羅隆基的會，準備在本週進行兩次。」
八月三十日、三十一日，文化俱樂部舉行的中央第九次擴大整風座談會，繼續揭發批判羅隆基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言行。
九月三日，十二日，在沈鈞儒家中，民盟中央整風領導小組第七、八次會議。主席史良。商議並通過中國民主同盟於九月十三日至二十一日召開全國整風工作會議的決定。看來，別人收拾自己還嫌不夠，要自家整自家了。
九月二十日至十月九日，中共中央八屆三中全會擴大會議在北京舉行，會議聽取了鄧小平《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會議充分肯定了偉大的反右鬥爭。
九月二十八日下午，在沈鈞儒家中，民盟中央整風領導小組第九次會議。主席高崇民。會上，周新民報告民盟地方整風的情況。決議通告要「注意防止右派分子發生自毀事件」，通告「地方整風領導小組徹底貫徹反右方針政策，堅持說理、大辯論方式，避免簡單粗暴。」比如武漢各高等學校在反右鬥爭中，一週之內發生自殺、逃跑事件十五起。
就在這個月，地方就開始催促中央盡快處理右派。來自重慶的一份內部報告[56]說：「到目前為止，重慶市已反出右派分子三千七百四十四人，估計最後將達到五千人。目前各單位已鬥了的右派分子一般都還沒有處理，多數單位是鬥了就擱在一邊。這些被鬥過的右派分子不少沒有做工作。目前，他們有以下幾種表現：一、到處控告、喊冤、進行翻案；二、滿不在乎。有些黨員高級幹部成了右派，表現無所謂。經常逛大街，吃館子，遇見另一右派分子，常開玩笑，互稱：「汪右派」「劉右派」；三、顧慮重重，怕開除後失業，少數問題嚴重的，怕當反革命懲辦。
與此同時，西方也在揣測運動的結果。前面提到的那個合眾社香港分社社長也撰文分析：「中國共產黨首腦今天面臨著一個重大的問題——對批評政權的人，應該怎麼辦？槍斃他們呢，還是發發慈悲心，對他們’再教育』呢？這個問題之所以重要是因為正是共產黨本身邀請他們進行自由和坦率的批評的……北平敢讓明顯的批評者逍遙法外嗎？敢把他們槍斃嗎？作為對其他有同樣思想的人的儆戒。意味深長的是共產黨對六月間在漢陽發生的暴亂的領導採取了嚴厲的措施。他們把這些人都槍斃了。在此後的幾個星期中，還有別的槍斃人的消息。這些血腥的清洗是否會擴大到三個’右派』政府內閣成員……」[57]——西方人哪裡曉得中國共產黨裡有個大人物，在處理右派問題上和後來對付青年學生上，表現出富於創造性的、魂悸魄動的天才。他就是鄧小平。
鄧小平先從高校師生右派的處理意見入手，制定出一個方案。方案擬出，即在人大、北大等高校組織師生傳達文件的指示精神，並動員大家討論。討論的結果以內參形式[58]上報。歸納起來大致如下：「一種人反應平靜，即「事情是你們搞的，處理是你們的事。」一種是抱懷疑態度：「右派分子又沒有殺人，我們不知道他們犯什麼罪。也恨不起來。」「處理右派分子的方法是專政？還是人民內部矛盾的方法？」多數人則不同意「右派分子就是反革命分子」的論點，不同意對右派學生採取「一般開除」的處理辦法，而高效爭論最激烈的問題就是：右派言論是否屬於犯罪？師生中的左派，當然是「一致擁護中央的原則」。對右派的性質和處理，辯論是短暫的，思考是持久的。時至今日，即使右派骸骨已朽，也未曾停歇。
十月十日下午三時，在民盟中央辦公室召開中央整風領導小組第十次會議。主席史良。一、核准「民盟中央十至十二月三個月反右鬥爭計劃要點」及地方工作要點。二、推定閔剛侯同志代表本盟參加各民主黨派共同研究對右派分子的處理問題。
十月十九日至二十七日，民盟中央整風領導小組成員以及機關全體幹部到民盟北京市委參加北京市批判右派分子大會。
十一月十一日，《光明日報》社務委員會邀請各民主黨中央負責人舉行會議，決定撤銷章伯鈞的社長職務和儲安平的主編職務。三天後，（十一月十四日）的晚上，在沈鈞儒家中，中央整風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主席高崇民。一、高崇民報告《光明日報》社務委員會決定撤銷章伯鈞的社長職務和儲安平的主編職務。另選楊明軒（中共、民盟交叉成員）繼任社長，陳此生（中共民盟交叉成員）任總編輯。周新民提議：代表民盟參加《光明日報》社務委員會的曾昭掄應撤銷他的職務，另推薩空了繼任。二、決議通過月底舉行章羅聯盟批判大會計劃。十一月八日按照：一、根本制度和基本政策問題；二、知識分子問題；三、民主黨派問題；四、政治背景陰謀活動等四個方面批判章羅聯盟問題，所分四個組分別在下午和晚上在民盟總部開會，準備批判大會的材料。
十一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三十日，連續三天在民盟中央舉行全體幹部大會，激發羅隆基和批判章羅聯盟反共反人民和反社會主義罪行。
十二月二日下午三時，民盟中央常務委員會擴大會議一致通過，決定給予周鯨文撤銷盟內一切植物及開除盟籍的處分，建議全國政協撤銷其全國政協委員的職務，通報全盟並登報公佈。此前，父親從別處已知他去了香港。
父親吃飯時說：「如果不走，周鯨文一定是右派。」
我說：「走得好！爸，你也走。」母親狠狠瞪了我一眼。
哦，我忘了：家裡也安了眼線（詳情另述）。
十一月十二日下午三時，在民盟中央會議室，中央整風領導小組第十二次會議主席史良。一、千家駒匯報駁斥羅隆基、批判章羅聯盟大會的籌備情況。二、大會決定在十二月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三天舉行。三、沈志遠等右派分子的發言一律作書面發言。四、決定在執行主席裡增加胡愈之同志。五、決定在大會的第二天，會議結束後留羅隆基半小時，讓他表示態度。六、討論胡愈之的發言稿。七、推定胡愈之、周新民、千家駒、薩空了、閔剛侯五位同志審閱全部發言稿。
十二月十九日，在沈鈞儒家中，中央整風領導小組第十三次擴大會議。主席史良。一、千家駒報告批判羅隆基大會籌備情況及議程。二、討論批判章羅聯盟發言稿內容。
十二月三十日下午二時，在沈鈞儒家中，中央整風領導小組第十四次會議。主席史良。一、討論民盟中央中委中的右派分子的處理問題及處理程序問題。決議：原則通過五人小組提出的十四個標兵處理意見的材料。所謂「標兵材料」，就是在統戰部直接領導下、由各部門聯合商議執筆寫出的示範性、指導性材料。標兵材料一律呈送鄧小平；再由鄧小平，呈送毛澤東過目。這十四個標兵是：章伯鈞、羅隆基、曾昭掄、費孝通、黃藥眠、沈志遠、韓兆鶚、潘大達、馬哲民、宋雲彬、陶大鏞、浦熙修、費振東、彭文應。會上，推舉楊明軒、周新民、李文宜、汪世銘、閔剛侯、羅子為、關世雄等七位同志（全部為中共、民盟交叉成員）組成小組對中委中的右派分子處理問題進行研究並提出全部處理意見。二、討論關於右派分子的處理程序。決議：於明年一月中旬左右召開中常會或二中全會對中常委中的右派進行處理。三、討論批判章羅聯盟大會的時間問題。決議：於一月十日以前舉行。四、關於整風領導小組的分工名單：1，右派分子處理方案小組——組長楊明軒，副組長閔剛侯，組員周新民、李文宜、汪世銘、羅子為、關世雄。2，起草民盟反右工作報告總結小組——組長周新民，組員千家駒、張畢來、陳鼎文。3，繼續起草章羅聯盟發言稿小組——組長胡愈之，組員沈茲九（胡愈之夫人）、薩空了。
一九五七年的最後一天，統戰部和民盟已經在研究如何處理右派了。而父親從夏到秋，從秋到冬，一直在檢查、再檢查，一次次總不過關；一直在交代、交代，一遍遍總說不行。口頭檢查交代了，還要書面檢查交代。中央統戰部和民盟中央責令父親的交代從幼年寫起。
「什麼名堂？這是清算！要清算我的一生。」父親自語道。
每次寫交代，都是父親來到洪秘書工作的房間。他口述，洪秘書記錄。早已戒掉的煙，重新拾起，一根接一根。在煙霧繚繞中走來走去，或望著窗外兩眼發直。口述材料整理出來以後，經父親修改，再用趙體小楷謄清。我喜歡看洪秘書寫字，工整又漂亮，有時一站就是好久。父親真是從安徽桐城地主家庭說起，說到讀私塾，讀桐城中學，說到德國留學，說到加入中共，說到脫離中共，說到鄧演達，說到第三黨……父親交代最多的，還是與國民黨軍界的關係。從陳誠開始，名字一排一排，密密實實的。有的姓名，我聽都沒聽說過。
一次，我從洪秘書的房間出來，忍不住對父親說：「難怪人家要說你是右派，你結交了那麼多的國民黨。」
「你懂什麼。」不過，父親是笑著說的，即使情緒低落到極點，父親對家人總是那麼和善。僅此一點，我就服他。
父親堅守中間路線的主張，堅守第三黨地盤，被認定是章伯鈞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思想根源。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後，一家人從重慶遷至上海。父親為制止內戰，僕僕於滬寧道上。那時父親就對農工民主黨的朋友說：「誰也消滅不了誰，誰也不能戰勝誰。至多是個南北朝。如果是相持局面，第三方面就大有可為了。」
一九四七年二月，自農工民主黨全國第四次幹部會議以後，父親加緊了長江以南的組織活動。在工人、學生、農民中發展成員的同時，有目的地在國民黨黨、政、軍、警機關吸收成員，並通過這些人蒐集軍事情報和彈藥物資，為將來時機成熟策動國民黨軍隊起義做準備。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六日民盟被迫解散，農工黨立即轉入地下。農工黨公認為是各民主黨派中與國民黨鬥爭最有經驗、警惕性最高的政黨。在民盟尚未解散前，父親就主持農工黨中央發出第一號、第二號《政治通告》和第一號、第二號《組織通告》，提出了「嚴密組織、保全機構、隱蔽分散、建立據點」的策略。十一月，父親到達香港。
從一九四八年開始，父親把工作重點幾乎全部轉移到軍事活動方面，在廣東、廣西、湖南、四川、浙江、安徽、江西等地，建立起了二、三十支武裝，少則一、二百人，多則四、五千人。父親還派遣黨內許多軍人出身的幹部通過各種關係，到國民黨軍隊中作策反活動。他本人就與李濟深合作，促成了吳化文部起義。他與陳誠，楊虎，龍雲，盧漢，潘文華，劉文輝，鄧錫候，鄧寶珊，范紹增，周紹軒，吳奇偉，馬師恭，方師岳，李潔之，練剔生，李漢鐘等幾十位國民黨軍政人員保持聯繫。父親的軍事活動一方面是配合中共，打擊老蔣，另一方面與他對形勢的估計和堅持中間路線緊密相關。父親認為共產黨佔據華北、西北和東北以後，暫時是不能南下的，即使南下，恐怕也要四、五年的時間。美國也會幫助老蔣保持「南中國」。在這個時段裡，中間勢力必須依靠軍事力量在長江以南站住腳，方能與中共鼎足分治。這一年的四月，陳其瑗在香港彭澤民家中見到父親，大家談起中共的軍隊佔領了東北、華北等許多地盤。陳其瑗認為蔣政權坍台在即。問父親怎樣看法？父親說：「嗯，我看始終是和局。如果毛澤東聰明一些，還是和好！」
父親一向反對在中國建立蘇維埃政權。這一點，在他第一次與鄧演達見面時，就被確立下來。鄧演達被殺以後的幾十年，父親對第三黨人一再講：我們要像寡婦守節一樣，守住鄧演達的精神。他指的就是第三條道路。當年中共中央公佈了土地改革大綱，父親在華南民主黨派座談會上，就表示反對。他的軍事活動為的是能夠變二分天下為三分天下，為中間道路掙得一片天，站得一壟地。他和羅隆基在這個根本問題上，是一致的—–一心把走中間路線的政黨搞成第三大黨。你國民黨有槍，共產黨有槍，老子也搞槍，免得受夾板氣。道理就是這麼簡單，這是現實教訓出來的；也是鄧演達教導出來的。父親的慷慨大度，父親的江湖作風，父親的兩面手法，都與他的現實處境和政治目的密切關聯著。一九四八年農工黨在壓力下準備清算中間道路，父親拍桌子，耍家長作風，拒不清算。父親還對農工黨的朋友說：「中國是可以實行’聯邦制』的國家。」特別叮囑秘密前往上海的朋友：「不要再有交叉黨員，所以一定不要吸收中共的人參加農工。」-
一九四八年九月，中共中央邀請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進入解放區，共同籌備新政協會議。章伯鈞與沈鈞儒、譚平山、蔡廷鍇應邀首批離開香港，乘蘇聯輪船「寶德華」號北上，抵達哈爾濱。他在東北逗留到一九四九年二月。在這期間，父親給留港的農工黨的中委寫信，說：「此間無事可為，求人無所得。我等多年輕視自己，就是很大損失。鬥爭是長期的，急起直追，還來得及。我平時的看法仍然正確，還想設法回香港來。」[62]這封信想必是保存在中央統戰部了。若問：章伯鈞想回香港幹什麼？當然是干第三黨、走中間路了。
「雲山有意，軒裳無計，被西風吹斷功名淚。」仰望天空，天是解放區的天，環顧四周，皆為中共人馬。父親在東北一籌莫展，便成天和章乃器一起，宗兄宗弟結伴出入書攤、古董店。真有好東西，價錢又便宜，二人大買特買（後也成二人罪證）。一九四九年二月到了北京，見到久別的老友季方，父親開頭的一句話，就是：「我做了政治俘虜。[63]」有朋友問及新民主主義與第三黨黨綱有無區別的問題，父親說：「根本沒有區別！我們的綱領，實際上還更符合廣大群眾的要求。不過搞政治要靠武力。今天武力、政權都握在共產黨手裡，你有什麼辦法呢？革命成功了，我們搞組織是失敗了。」
一九四九年底，在周恩來親自出面催促和壓力下，父親同意批判中間路線，在中國農工民主黨第五次全國會議上，承認第三黨的歷史是「七分反蔣，三分反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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