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晏(公元715～780年)，字子安，曹州南華(今山東東明)人。他自幼天資聰穎，刻苦好學，七、八歲時就能詩善文，被譽為神童。開元十三年(公元725年)，唐玄宗李隆基到泰山封禪，行至曹州行宮，看到了劉晏寫的《東封書》，很高興。一問，才知道他年僅11歲，不禁又驚又喜，視為「國瑞」，遂將他帶回長安，破格授予他一個小官。數年後，他改任地方官，先後做過夏縣(今山西夏縣)縣令、溫縣(今河南溫縣)縣令，接著升為彭原太守、隴州刺史、華州刺史、河南尹。肅宗李亨即位後，劉晏先是擔任了一段京兆尹，接著改任戶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度支鹽鐵鑄錢使等，開始負責財經工作。時至代宗李豫時，他曾一度擔任宰相，隨後又被任命為御史大夫，領東都、河南江淮轉運、租庸、鹽鐵、常平使，分理天下財賦。此後，還兩次出任吏部尚書。由於他對官員們的任免和考績都公道，史書上稱他「久掌詮衡，時議公允」。待德宗李適登極之初，劉晏又開始統管全國財賦。

劉晏擔任理財官長達20多年。其間，一向「以愛民為先」，勤慎廉政，除弊興利，政績卓著，被公認為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理財家。

（一）

長安是唐朝時(今陝西西安)的首都，人口多達近百萬，致使關中地區生產的糧食，遠遠不能滿足需要，不得不從東南各地大批調入。當時，運糧主要靠水路，其路線一直是從淮河進入汴水，再經黃河轉渭水而進長安。然而，自安史之亂起，傳統的漕運路線被切斷，只好溯長江，渡漢水，抵洋州，再轉陸路運輸。如此一來，耗時過多，供不應求，造成了長安米價暴漲，一般平民常常沒飯吃。劉晏接管理財工作以後，下決心解決漕運問題。為此，他親自順著黃河，到三門峽、硤石、河陽、洛口等許多地方詳細勘察，找當地有關人員多次商討，總結以往的漕運經驗，親自組織並指揮民工，迅速地疏浚了久已荒廢的河道。接著，他又多方改善了航遠辦法，改革了漕運組織，大大縮短了漕運時間，使江南的糧食源源不斷地運進了長安，從而保證了長安的糧食需求和物價穩定。為此，老百姓無不歡天喜地。唐代宗也欣喜異常，稱讚他：「卿，朕之酇侯也！」將他比同漢劉邦時的名相蕭何。

自安史之亂後，朝廷為解決財政困難，一改當初開放鹽禁的作法，而實行了食鹽專賣政策。在山海井灶產鹽之地，設置監院，令專業產鹽的亭戶將所產之鹽，全部賣給鹽官，再由鹽官轉運各地，由官府賣給老百姓。由於鹽官們貪贓枉法，處處敲詐勒索，使百姓深受其害。對此，劉晏首先裁汰了一批魚肉百姓的鹽官和鹽政管理機構，並將原來的官產官銷制，改為官府「收鹽戶所煮之鹽，轉賣於商人」。即允許私人產鹽，也允許商人銷鹽，官府只控制貨源。這一措施，充分調動了鹽戶和鹽商的積極性，也節省了官府任用的產鹽、運鹽和銷鹽人員（實質是減少了貪官污吏）。與此同時，劉晏奏請皇帝同意，嚴禁各地再對鹽商增加稅收，以免加重吃鹽者的負擔。隨後，他又在交通不便的偏遠地區，設立「常平鹽」，即將鹽運到那裡儲存起來，一旦缺鹽，就平價拋售，以免商人抬高鹽價，坑害百姓。此外，他還在吳、越、揚、楚四地設置許多鹽倉，以備食鹽歉收時，救濟百姓。

鹽政改革後，國家的鹽利收入明顯增加，百姓用鹽更加方便，史書上稱之為「官獲其利，而民不乏鹽」，真可謂「一舉兩得」。

（二）

唐朝自初期開始，規定丁男每年向國家交2石糧食，稱為租；每年服役20天，不然則多交6丈絹或7．5丈布，稱為庸；另交2丈絹、2.5丈布、3斤麻，稱為調。除租、庸、調之外，農民還須按戶交戶稅，按地交地稅，並負擔多種雜項徭役。據史載，上元二年(公元761年)元月，「江淮饑，人相食」，但官府依舊橫徵暴斂。尤其是當時任租庸使的權臣元載，總以為江淮雖經兵荒，仍比其它地區富足。所以，不僅強征當年租調，還要把安史之亂以來共8年的拖欠租調，統統收上來。在他的慫恿下，差吏們竟包圍民宅，強行搜奪，「籍其所有而中分之，甚者十取八九」。百姓們忍無可忍，不得不群起反抗，以至於震驚朝堂。

劉晏上任後，立即下令各州縣停止元載時的作法，並將差吏搜奪的百姓財物，如數歸還各家各戶。接著，「罷無名之斂」，即取消一切「亂攤派」，適當減免了一些稅收，還賑濟了一批貧困者。他還根據當時的實際情況，新制定了兩項靈活的賦稅政策。一是「常歲平斂之，荒年濟救之，大率歲增十之一」。即按年成好壞收賦稅，但確保賦稅額的持平。二是基於當時當地手工業比較發達，其產品在當地又消耗不了，便讓盛產銅器、漆器、瓷器和綾、錦及文房四寶的地方，以這些產品，充當應交的賦稅。這樣一來，既調劑了商品的余缺，又方便了百姓納稅，深受百姓的歡迎和擁戴。

（三）

當時，旱、澇、蝗等各種自然災害，經常發生。一旦受災，最倒霉的顯然還是老百姓。為應對自然災害，劉晏也採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

首先，劉晏認為救災如治病，應以預防為要。他說：「善治病者，不使至危憊；善救災者，勿使至賑給。」要「應民之急，未嘗失時，不待其困弊、流亡、餓殍，然後賑之也」。為此，他要求設在諸道的巡院和院官，每旬每月都將所轄州縣的雨、雪、露、霜等有關情況，及時報告給他，以便準確預測災害的徵兆，提前做出相關的安排。

其次，在災害已經形成的情況下，劉晏反對坐等國家賑濟的消極辦法，而是帶領百姓開展積極的生產自救。他認為受災地區「所乏糧耳，他產尚在」。可以因地制宜地進行其它土特產品的加工生產。然後將產品運銷到豐收地區，或者去滿足官府之需，從而換回糧食之類。

第三，為提高防災抗災的能力，劉晏恢復了廢棄多年的「常平倉」，即官府所設儲糧備荒的倉庫。在豐年糧賤時，由官府高價購糧存入倉內；待荒年歉收時，再以低價賣給百姓。為搞活市場，他還充分調動商人的積極性，鼓勵他們下鄉收貨賣糧，以方便災民。

史書上還說：劉晏待人寬，對己嚴，品質高尚。在勤政方面更突出，常常是「質明視事，至夜分止」；「為人強力，事無閒劇，必於一日決之，不使留宿」。但非常遺憾的是，他的忠君愛民之舉，得罪了一批貪官污吏。他們變著法兒陷害他，甚至誣告他蓄謀作亂，致使他最終蒙冤而死。奸佞們基於他多年掌握朝廷經濟大權，都以小人之心，猜測劉晏家內必定存財無數，竭力主張抄他的家。但抄查的結果是：「惟雜書兩乘，米麥數斛」而已，反而證明他是一位少有的清官。

（事據《唐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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