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30日訊】（自由亞洲電台記者林坪報導）為紀念1989年的天安門民主運動和六四事件20週年，自由亞洲電台邀請當年的天安門民主運動參與者，講述他們的親身經歷。在今天的《六四人物話當年》節目裡，本台記者林坪採訪了89年學生領袖之一周鋒鎖，回顧他在六四事件前後的親身經歷，以及過去20年中國的民主進程。

周鋒鎖1989年是清華大學物理系本科四年級學生，在學生運動中組建 「學運之聲」廣播站，傳遞廣場信息，救助絕食學生。5月20號北京宣佈戒嚴後，周鋒鎖任北高聯（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常委，後在5月31號辭職，

「辭職是因為，當時我跟北大自治會主席楊濤，我們在北高聯反覆通過了讓學生撤離廣場的決議，但是（5月）26號到28號在廣場沒法實行，我覺得這個運動快要進入一個人氣會散掉的局面，也很痛心，但是沒想到後來會鎮壓，就是覺得這個人氣散掉了，覺得當時我能做的很少，就辭職了。」

周鋒鎖說，6月1號到3號，他都在清華校園，本來打算4號去內蒙古旅行，但是6月3號的一個消息讓他隱約感到政府可能要開始鎮壓學生，於是在3號下午重返天安門廣場，

「3 號早晨我們聽到，廣場附近，2號晚上3號凌晨有一次很突然的進軍，有一輛裝滿武器的軍車被送到學生手裡，學生把軍車送到了公安局，並留了收據。因為我很小的時候，我就注意到，四.五第一次天安門事件的時候，中共鎮壓的過程就是從誣衊老百姓燒軍車開始，我當時意識到這是個鎮壓的信號，所以6月3號下午，我和 華籌委會的一些人去了廣場。我們到廣場的時候聞到很濃的催淚彈的味道，大概下午4點鐘左右，從那開始衝突越來越血腥、激烈，大概晚上8、9點鐘，不停的有軍隊衝過來，有坦克、裝甲車衝過來，9點以後就開始聽到很重的槍聲，開始得到很多死難的消息。當時我們一直在天安門廣場，大概最後有3千多人，清華同學大約有100多人，都是從紀念碑下最後離開。我們覺得廣場是最危險的地方，儘管在那之前，我們是希望大家撤退的，但是在這個鎮壓的時候，因為我們知道 有很多人為我們在外面抵擋，我們當時還是非常想在那裡能夠堅持下去，無非就是想表達一下我們的心願，就是我們並不是不會被嚇走，但是後來我們沒想到在外圍犧牲的市民和學生是最多的。但是我可以做見證就是，我所熟悉的北高聯的常委，中共所說的學生領袖，有很多都是在紀念碑的。」

周鋒鎖回憶說，6月4號凌晨4點半左右，他被趕下紀念碑：

「我是最後被趕下紀念碑的幾個人之一，當時還有劉曉波的太太，還有人大的一個女教師。我們被趕走是因為，周圍開槍的子彈打到紀念碑上，他們很快衝上來，用槍托砸我們，後來我們知道他們一開始是想抓我們學生骨幹，後來覺得人太多，沒辦法，就驅趕。我離開的時候我身後就是坦克。」

回到清華後，周鋒鎖利用清華學生電台，向外界傳播北京血腥鎮壓的消息，6號離開北京。

「6 月6號下午3、4點鐘左右，我從清華去天安門東邊，坐火車回家。離開之前還去天安門看了一下，天安門東邊南池子大街口上，當時看到天安門、大街被坦克壓得一片混亂，像戰爭區域，遠遠望去，很多坦克，炮口衝著我們。在鎮壓之後那麼多天，我一直無法相信他們會開槍。當時我也不能相信這個國家可以在二十世紀用這樣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對付百姓。當時也有很多市民去那裡觀望，表示抗議。我當時還作了一個演講，說『我們永遠不會忘記這一天，有一天也許街道會被修好，但我們永遠不會忘記朋友怎樣的死去，不會忘記這 個國家用什麼樣的手段對付平民』那個地方離坦克大約200米左右，很多北京老百姓勸我們走，說這裡很危險。後來我才知道在南池子大街附近，在中共控制了廣場之後，他們還經常開槍，那個地方還死過很多人，我們離開不久就聽到槍聲。」

如果學生在戒嚴後撤離廣場，是否會避免六四的慘烈結局？周鋒鎖表示：

「實際上這也是這些年我每天都要面對的一個問題。我也經常回想，作為學生領袖，不管當時是不是自己覺得是，實際上我一直沒有覺得我是一個學生領袖，我們是不是盡了我們所有的力量，保護所有的同學了，我們是不是能夠讓事情的結局不一樣，這當然也是我一直回想的一個問題。對我個人來講，我對於所有的死難者，還是有一種虧欠吧，這也是我的動力，也是每年盡力尋求真相，為六四死難者尋求正義的一個動力。因為畢竟我們作為學生領袖，是站在前面的，很多事情的確是受我們的影響的。另一方面，鎮壓本身來講，我們是受害者，沒人想到政府會動用坦克、衝鋒槍來對待手無寸鐵的老百姓，直到我看到我們清華有死難的，在木樨地看到很多的死傷者，我都沒法相信這種血腥的鎮壓。而且這麼多年，我們也慢慢的對於中共鎮壓的過程有一些瞭解，第一就是，6月3號開槍，絕不是6月3號做出的決定，作決定其實最早鄧小平冒出『流血』這兩個字，就是『用20萬學生的生命換20年和平』，這是在 4月25日，鄧小平就講出來了，所以他整個計劃，包括他調動20萬的軍隊，圍攻北京等等，都是經過周密計劃的，屠殺絕對不是偶然的。包括開槍的命令，現在經過吳仁華的證明，都是有一個具體的下命令的人，現在看來很有可能這個人是鄧小平，他當時作決定也是不顧趙紫陽這些人的反對，甚至軍隊內部、共產黨內部的反對，非常任意的作出一個殘暴的決定，但是是經過他周密計劃的。作為學生來講，當時整個過程，我們只能堅守我們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理想，我想正是因為這樣，中國的老百姓，特別在北京，很多人能夠參與到這個事情中間，因為他看到學生做事情，是有理有節的，是想尋求一個真正的對中國更好的一個方向。」

六四後，周鋒鎖被列在遭政府通緝的學生領袖名單中，6月13號在西安被捕，後被關入秦城監獄，沒有判刑，1年後獲釋。周鋒鎖說，出獄後，北京市政府和安全部門怕他的自由化思想影響其他學生，不許他回清華上課，要把他流放到河北陽原5年，後經清華校方交涉，改為3年。周鋒鎖91年從清華拿到大專文憑，離開了河北陽原的水泥廠，後在國內經商。他曾獲得美國大學的物理專業獎學金，但中國當局拒絕發給他護照，未能成行。94年底中國當局突然又給了周鋒鎖護照，他在 95年1月抵達美國，98年獲得芝加哥大學MBA（商業管理碩士）學位。周鋒鎖現在美國舊金山灣區從事金融分析工作，並在2007年與趙京共同設立了「人道中國」組織。談到創 辦「人道中國」的初衷，周鋒鎖說：

「因為這些年我們關注中國的民主人權人士之後，就發現對他們的關心太少了，我們在海外最大的好處就是我們有一個安定生活，自由，可以發言，替他們表達，但是我們關心的實在是太少，我們做的太少。最重要的是，每年因為人權等被關押的政治犯都是成百上千，而大家想起來的，海外有所實質性的幫助的不超過20個人，這20個人以外，往往因為他們沒有知名度，沒有獲得任何的關心，非常悲慘的一種情況。人道中國的出發點就是，認為在中國這個社會，最需要的就是一個基本的人性，就是建立在人的自由、尊嚴、關愛這個基礎上的這樣一個理念。所以人道中國的活動主要從這個方面出發，希望能通過我們的微小力量，關注不被中國社會或美國華人社會所瞭解的這些人這些事。過去這些年，人道中國在中國大陸資助了大概上百人，絕大部分不是名人。我們主要幫助的是因為政治、宗教、新聞自由受害的人，也作廣義的救援，像去年四川大地震，人道中國在地震發生後幾個小時就在網上募捐，而官方領事館 的活動大概一個星期後才開始。我們當時的捐款也很快送到受害的人家裡，是很多受害者拿到的第一筆外邊來的支援。以後也要秉持這種目標。」

周鋒鎖說，「今年請方政先生來美國，也是出於我們的這種想法，覺得像方政這樣的這種六四的受害者，沒有受到海外應有的關注。我們在紀念六四的時候，不光要看到學生領袖、或者政治層面，也要看到人道層面的問題，就是很基本的這些人就是因為政府的不義，受了這麼大的損害。我們要紀念六四，也許對於我們來講，紀念六四每年就是去一次，或者被人罵幾次那樣的，但是像方政這樣，他的腿斷了，他是因為要救人，他的腿斷了，他每天都生活在這種苦痛中，我們做什麼，能夠為他分擔一點呢？這就是我們的出發點，我也希望將來這些事情能夠做得更多。」

周鋒鎖從2007年起擔任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主席。相較於20年前走上街頭追求民主的熱忱，今天中國的民眾是否更關心切身的經濟利益呢？周鋒鎖對此表示：

「89 年之前其實跟現在沒有太大差別。當時參加抗議的很多學生，在那之前都是『托派』、『麻派』，就是一心想考托福離開中國或者打麻將的人，到了89年5月份你突然看到這些人那麼真誠的追求自由。現在我們看不到這個力量，並不是它不存在。當然我們跟中國的草根組織也有一些接觸，現在最大的問題，很多人被抓在監獄裡，面臨殘酷的打壓，生活無著落，要離開中國，或在中國要堅持下來，合法生存，但不放棄理念，對於任何跟我們有共同理想的人來講，這是最大的挑戰。」

談到中國實現民主的希望，周鋒鎖表示：

「短期看來，這個情況不容樂觀，因為中國政府的高壓的確前所未有。比較中國歷史上封建王朝或世界各國對言論、人的自由的侵奪，對人的生命的不顧，都是無法跟現在這個政權比。現在我看不出任何這個政權會改變的跡象。當然我們一直相信，中國民主的將來，在於一個社會根本的改變，在於建立一個公民社會的基礎，包括言論自由、人權法制等根本的框架。在海外，我們有一些海外的優勢，但最大的問題是離開了中國的土壤。我相信，中國民主的問題將來對世界會有巨大的影響，這個改變不可能依靠外部環境，必須從中國內部來，但是現在，我們看不到從上而下的改變，很可能是從自下而上，但我們並不清楚從下而上會以什麼樣的方式發生。」

周鋒鎖為中國政府封殺言論自由感到擔憂，他認為，即使在一黨專制的體制下，相對的言論自由、結社自由是通向民主轉型的根本，否則中國可能會以非常激烈的方式實現社會轉型，現在的執政者到時也必將成為受害者。周鋒鎖認為，中國的執政者必須從現在開始尋求整個社會的和解、民主化，才可能在將來為自己留有生存的空間。(//www.dajiyu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