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3日報導】五四人物在台足跡專題報導(2)（中央社記者陳舜協台北3日電）1919年大陸發生五四運動，台灣則在1895年成為日本殖民地，兩地相差何只千里，但「德先生」帶著「我手寫我口」思潮，不遠千里而來，今天台灣文學多元、民主制度扎根，五四運動思潮功不可沒。

五四運動為何能引發震動全中國的文藝復興或啟蒙運動，甚至影響至今？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系教授王曉波說，五四運動表面上是反對北洋政府簽署日本提出屈辱的「二十一條」要求的愛國運動，實際卻是讓原本只在上層知識份子流動的「新文化運動」找到宣洩出口，像洩洪般流向一般大眾。

「新文化運動」較為人知的刊物是「新青年」雜誌，北大青年陳獨秀在1915年新青年創刊時，即為文提倡引進「德先生（Democracy，民主）和「賽先生」（Science，科學），批評尊孔復古想法。

1917年胡適發表「文學改良芻議」，1918年又發表「建設的文學革命論」，提倡文學應「不避俗字俗語」、「不仿古人」等八不主義，大力推廣白話文運動。

王曉波說，雖然陳獨秀、胡適、魯迅、羅家倫等五四青年在「新青年」上力推民主、科學思想及白話文運動，但「新青年」的發行量每刊僅約1000份，而且是借錢來辦雜誌，純粹只是在北京上流知識圈的議論、交流而已，五四運動讓民眾真正體認中國積弱不振的嚴重性，新文化運動才得以進入言論發皇時期。

不過，對當時的台灣而言，中國已是故國，且多數從事農、工的台灣人不識字，五四思潮如何影響台灣？

研究五四運動甚深的民間史學家秦賢次表示，雖然當時台灣被日本殖民，但海峽兩岸仍能相互往來，有些舉家遷往大陸，如散文作家許地山；有些則是來來去去，如賴和、張我軍等。這些人會說國語、台語，甚至日文，都以白話文寫作，成了五四思潮進入台灣的重要橋樑。

台灣光復後，大量滯留中國、受五四思潮影響的台籍留學生返台，對台灣人民思想的啟迪也起了很大作用，秦賢次說，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即是宋斐如。

宋斐如是在1921年時到北京讀書，同年主編「少年台灣」，1942年以台灣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副處長身分返台，1945年創辦「人民導報」，向人民宣傳新文化運動及自由主義思想，因報導堅持「人民第一」，不見容於當道，228事件時被便衣憲兵帶走而音訊全無。

除台籍菁英外，反對馬克思主義而不見容於中國共產黨的五四健將胡適、傅斯年、羅家倫、蘇雪林等也陸續抵達台灣。

胡適位居要津，久任中研院院長，「大膽假設、小心求證」成為中研院做學問的態度；傅斯年力求「大學自治」，確保校園學術自由帶動台灣多元文化發展；羅家倫「新人生觀」、蘇雪林「禿的梧桐」文章被選入教科書，影響一整個世代的台灣人民。

國家圖書館館長顧敏說，「台灣的民主發展也奠基於五四青年」，雷震、傅正、殷海光等人以「自由中國」半月刊為平台，宣傳民主思想、自由主義，擲地有聲，甚至籌組新黨，影響所及才會有後來所謂的「黨外」及「美麗島」雜誌，甚至鄭南榕為爭取言論自由自焚事件。

五四運動90週年，影響仍在發酵中，不只是胡適國小、胡適公園、傅鐘、賴和紀念館等有形紀念而已，更重要的是，靠著「我手寫我口」，型塑台灣多元文化的可能性，至今未停。不過，「德先生」雖已長住台灣，種下的樹苗卻飽受風雨，如何讓樹苗茁壯，還要政府和全民一起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