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曉雅：如果沒有「六四」屠殺……
【大紀元5月25日訊】1989年的民間運動反映了中國民眾對自由主義政治的渴望，是中國民間反抗中共假民主真獨裁、試圖歸向世界近代主流政治——人權、自由和憲政民主——的一次重大努力。
整個運動的基調是和平理性的，要求通過政府與民間的對話來改革中國的政治。從運動一開始，學生們就自覺維護秩序，每一次的請願遊行都和平有序，得到越來越多市民的同情、支持和呼應。在學生們通過絕食來要求與政府對話溝通時，民眾的支持達到了高潮，北京連續三天百萬各界人士上街遊行，表達了反對專制腐敗，爭取自由民主的共同渴望。在警察奉命放棄履行職責期間，北京市秩序井然，學生和市民們自動維護起交通和治安，連小偷也很配合，不再作案，社會風氣陡轉，人與人之間一度表現出罕見的真誠、互助與友善。人們自覺行動起來，阻止軍車進京，反對實施戒嚴，在危急時刻挺身而出，保護學生。這個運動中不是沒有陰暗面，不是沒有渾水摸魚之人，不是沒有希望通過「天安門廣場血流成河」來「喚起人民革命」、而自己卻選擇逃生的領袖人物，不過，這些並不能改變整個運動的主旋律——和平、理性、追求政治公正，朝向人權、自由和憲政。
有一種常見的否定中國人民自由民主訴求的說法，即認為如果沒有六四鎮壓，假設民運成功，民運領袖們得志，中國的政治會比中共的統治「更壞」。此話不然。1989年的民主運動因有良知和政治改革意識的中共前領導人胡耀邦去世而引發，迅速發展為以學生為主導，社會各界共同參與的廣泛民間運動，在這個運動中湧現出來的民運領袖們，其中個別人後來被認為品質不夠好、目的不夠純，引起了廣泛的非議，可這並不能抹殺中國民間對人權、自由和憲政民主的真誠訴求，更不意味著如果這個運動成功了，另一個專制獨裁政府將取而代之。看這場運動，不能只看浮現在運動表層的領袖人物，而應該看其中蘊含的民意和民情，中國傳統主流政治一向視民意為天意，八九年那場運動表達的民意是：中國民眾與世界上許多自由國度的民眾一樣，需要人權、自由，渴望建立憲政民主、公正與廉明的法律政治制度。
如果1989年沒有「六四」屠殺而是在政治上開始向自由主義轉型，中國的現狀會很不同。這個運動如果成功了，那麼自由和憲政民主就能取代極權專制，民眾的政治自由可以得到尊重，每個中國人的個體人權而不是共產黨集團的特權可以得到保障。一向遵紀守法的和平公民楊佳就不必為了捍衛自由、人權和尊嚴而捨身抗暴，獻出了年輕寶貴的生命；同樣年輕的鄧玉嬌也不必因為遭受姦污強暴奮起自衛而被黑白顛倒的所謂「司法」定為「故意殺人」；善於做「俯臥撐」的紈褲子弟們也不能囂張妄為，在肆意傷害他人人身甚至剝奪了別人的生命之後，仍能逍遙法外，不受制裁。
中共是靠 「槍桿子裡面出政權」、也就是暴力革命起家的，如果1989年它能明智地轉換思路，不再採取「槍桿子裡面保政權」的暴力路線，而是順應民意，在經濟改革的同時，在政治上向自由主義轉型，那就意味著共產黨尚有改過自新、脫胎換骨的能力，它的執政還有一定的合法性。
「六四」屠殺期間，王維林隻身阻止坦克車隊的畫面，是民眾甘願犧牲生命也要反抗強權暴政、爭取自由的標誌。
什麼叫做執政的合法和正當？ 那就是，承認中國民眾每個個體人的生命、財產、追求幸福的權利和自由意志高於一切政治權力和一切黨派集團的利益。
如果中國在1989年即開始了政治改革，今天的中國會是如下的情形：
國家政治清明，司法公正，政府的權力受到監督和制衡，腐敗受到有效的抑制和糾正，不至於在全社會瘋狂蔓延滋生。在公民個體自由得到保障的情況下，巨大的社會貧富分化在「看不見的手」的作用下得以糾正，貧困無助者享受到社會救濟和基本生活保障，醫院不會見死不救，只認金錢，不惜生命。
孩子們接受好的教育，他們接受真實的知識，心靈為人類優秀文明和善良道德價值所滋養，和平理性，自愛愛人，而不是狂妄無知，滿懷仇恨，只關心私利，盲目效忠黨國，卻漠視民間疾苦，缺乏社會良知和正義感，一有風吹草動，他們就可以變成新一代的紅衛兵和納粹黨徒。
孩子們不再在危房中學習，基層政府的辦公場所也沒有勝過美國的白宮；官員們不再吃喝玩樂揮霍掉多少個億的人民血汗，教育投資也不再靠民間的希望工程；汶川大地震中少死許多孩子，他們的父母親人也不會如此痛苦悲憤。
人們不會因為強制拆遷而絕望自焚，煤礦少死許許多多的礦工，家庭窮困的孩子們不必成為黑窯的奴工；戶籍制度不再保護一部份人的特權，農民不再是劣等公民，在自己國家的城市裡勞動還需要辦理暫住證。
中國社會寬容、人民和平，不同意見和多元文化受到尊重，每個個人的生命、財產、自由和人格尊嚴受到保護，狂熱者不能用「愛國」的名義，宣佈不同意見者為「賣國賊」、「叛徒」，不會因為一個女孩的獨立思考和理性言論，就要對她進行強姦，揚言要誅殺她的九族，使她的父母有家難回，她已經畢了業的中學竟然荒謬地開除了她的學籍，並且這一切都得到喪失理性的政府的支持認同。
每個中國人都享受著同樣的人格尊嚴和政治平等，政治權力的合法性來自人民的認同，執政黨從人民的選票中產生，官員們服務於人民的利益，而不是將自身和執政集團的利益看得最重。
中國不再每年出現在世界人權劣跡的榜首，成為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而不是病態民族主義膨脹的危險國家。
假冒偽劣、賣淫嫖娼不再盛行，不學有「術」的政府官員們不再能通過權力和「學術」的暗箱交易，輕易換取博士、碩士頭銜，大學門口也不再能買到以假亂真的各式文憑；學術研究以追求真理而不是名利和權勢為己任，知識份子仍然履行著代表社會良知的重要功能。
環境破壞和污染得到有效的控制和治理，人與自然和諧相處，中國的天空明朗，空氣清新，河水乾淨，子孫後代還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可以受用。
法輪功學員、家庭教會的基督徒和其他所有和平信仰者、政治異議人士、仗義執言的律師們，都能自由實踐自己的信仰，發表自己的主張，不會為此飽受歧視摧殘，流離失所，家破人亡，身陷囹圄，被迫接受強制洗腦，被強關精神病院，被強制注射藥物。
西藏民眾享有真正的自治，能保留自己的文化，奉行自己的宗教信仰，大批的藏人不再流浪逃亡，達賴喇嘛也能回到擁戴他的人民之中。
想留在美國和其他自由國家的中國人不再能用政治和宗教迫害作為理由，人們不再普遍嚮往美國，因為中國也有同樣的機會、自由、人權和平等。
……
這些正是「自由」和「民主」的真正內涵。民主運動不應該是個別野心家用以實現個人政治目的的工具，更不是革命家們利用群眾爭權奪利的血腥卑鄙活動，而是為了爭取每個個體的中國人的基本人權和全體中國人民最大利益的合理政治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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