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14日訊】

伍凡：各位2觀眾好，現在是獨立評論時間。眼下全球經濟危機，中國面臨著各種危機，一時間家電下鄉，汽車下鄉，電腦下鄉，服務下鄉，這些政策都是為了挽救中國經濟。但經濟不好，中國的就業也就出了問題，大學生就業也成為問題。所以中國政府就要求大學生也要下鄉。城市經濟發冷，農村彷彿一下子成了一塊熱土。今天我們就談談大學生下鄉的問題。

草庵：在上世紀六十年代，中國也出現了經濟倒退的年代，中共就鼓勵「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並把這個工作當成政治任務。當然，那個時候中共的目標很明確，就是擔心知識份子沒有工作在城市鬧事，為了解決問題，把知識青年趕到農村，這些都是城市就業困難使然，而當今天中國出現就業危機之時，又在進行歷史上的重演。

伍凡：中國今年的大學畢業生將有611萬，累積往年沒能就業的大學生，失業大學生總數預計達1000萬左右。面對大學生找不到工作的嚴峻現實，中共溫家寶總理在兩會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把促進高校畢業生的就業問題，放在了突出位置。大學生村官計劃，早在十年前就在江蘇省推行了。到2004年，浙江、河南、廣州等10 個省市相繼啟動大學生村官計劃。2006年2月，中組部等八部委下發通知，聯合組織開展高校畢業生到農村基層從事支教、支農、支醫和扶貧工作。此後，大學生村官工作進入大範圍試驗階段。目前，全國共有28個省市區啟動大學生村官計劃──在五年裡，聘用了多達20萬大學生到農村當村官。據悉，今後5年，將還有10餘萬或更多的大學生下鄉當村官。不可否認，新農村建設，是需要知識份子的。然而，隨著工業化、城市化進程，社會勞動力和人才資源必然向工業化的城鎮集中，農村真的需要那麼多大學生嗎？中國僅有64萬個鄉村，在農村基層，也是人滿為患的啊。況且，64萬個鄉村也無法容納累計的1000萬大學生就業。

草庵：明眼人一看就清楚，鼓勵大學生下鄉，只能緩解一下眼前困難，鎮痛麻醉手段而已，是不能治病的。儘管媒體報導一般都是正面的，也有明顯的激勵作用。但我以為，鼓動大學生下鄉只是短期的應急措施，治標不治本的，不能滿足大學生和國家長期發展的需要。按照市場化和物質利益原則，一般城市裡的大學生是不願意下鄉當村官的；下鄉，就等於喪失掉現代化的物質及精神生活方面的優越條件，算是生活品質的倒退，也不能真正發揮大學生應有的作用。地方政府唯有通過各種優惠政策、較高薪酬、甚至「一定三有」（定職業目標、收入有保障、幹好有希望、退後有所養）的激勵保障措施，來鼓勵大學生下鄉。因此，大學生村官計劃實際上並不便宜，給地方財政帶來的壓力是不小的。當然，相對豐厚的待遇，在目前就業困難時期能夠吸引大學生。然而，村官的合同一般為三年，三年過後，這批應聘大學生又怎麼辦呢？其實，矛盾和問題並沒有解決，只是得到了緩衝與後延。今年7月，北京首批大學生村官任期屆滿，將有2016人面臨重新抉擇。

伍凡：事實證明：鄉鎮地方與村民是否真誠歡迎城市的大學生，尚存潛在的問題和矛盾；大學生與鄉村能否有機結合也有待實踐檢驗。而絕大多數大學生，只是把支農扶貧崗位，當作回城的跳板，或實習的歷練；就像當年的「知識青年」「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一樣，幾乎沒有真心扎根的。而農民和農村最需要的實用技能與項目，恰恰又是大學生所缺乏的，因為大學畢業之後沒有實際工作經驗，到了農村根本就解決不了目前農村的實際情況；大學生村官，幾乎不能發揮其專業能力和作用；鄉村的生產力水平、生產關係現狀，與大學生的專業結構和文化層次很難契合。行政手段絕非治本之道，雖然「養豬也能養出狀元」，如果城鄉二元分治的制度性障礙不徹底解決，大學生下鄉計劃則不可能持久，因為違反經濟社會和人才發展規律。知識份子投身鄉村建設理所當然，但必須按照專業需要和利益驅動原則，由市場來調節，更應該建立基礎性、制度性保障。實際上，在目前中國的大學教育中，與農村基層有關的教育和專業非常的少，畢業生更少，專業不對口本身就是教育資源的浪費。從另一方面看，就不要說大學生了，不少工作在最基層的鄉鎮幹部和一些富裕的村官村民，都把自己的家安到城市了啊。

草庵：中國在農業社會的時候，就有「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憧憬與追求。「學而優則仕」，「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中國農家世代的理想與信念，實際上體現了人本價值觀和對社會進步的渴望。不幸的是，由於大學生貶值，「讀書無用」的情緒開始在一些農村地區漫延，加上貧富差距的擴大，大學生中農村學生比例逐年下降，這既是教育的危機，也是社會文明的倒退。必須肯定，經濟建設的主戰場在城市，因而大學生的價值主要就體現在城市。在以落後的農業為主體向以先進的工業為主體的經濟轉變過程中，城鎮數量必然增加且規模也將逐步擴大，城市文明不斷擴散而城市人口的比重也必然增長。中國正處在大規模城鎮化建設階段，這就意味著，在經濟結構中，工業所佔比重越來越大而農業所佔比重將逐步縮小。因而人口的流向是「農轉非」而不是「非轉農」。在1978年的時候，每1000名中國人有180人生活在城鎮；而在2008年，每 1000名中國人有456人生活在城鎮──隨著工業化、城市化的進程，城鎮人口的比例還將逐步擴大。很顯然，吸納大學生就業的主體應該是城市而非農村。數億的農民進城當工人，是社會進步的表現。因為暫時的經濟困難，在大量農民工不得不失業返鄉的時候，大學生居然去農村搶飯碗，這合適嗎？若論當村官，城市的大學生肯定不如鄉土人才有優勢。如果中國的城市連大學生都吸納不了，又如何消化吸收更多的農民工、如何實現工業化與城市化的歷史性轉型呢？

伍凡：應該坦率承認，大量農民工返鄉和大學生下鄉，屬於中共政府的無奈之舉；金融危機導致經濟危機，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面臨了前進中的困難，併發生著暫時性倒退。失業，屬於改革開放過程中的必經陣痛，市場經濟嘛，有週期性波動，這很正常。任何社會，並不是沒有挫折與困難。需要中共正視現實、反省自己的政策和制度、隱忍自強、改善社會體制，進行真正的政治改革，和經濟改革。只有如此，百姓才能共克時艱，爭取早日走出低谷；而更用不著以技術性催眠或暫時性麻醉來安撫人心。畢竟，大學生的青春和生命只燃燒一次，應予以尊重。解決宏觀經濟面臨的困難，只能通過繼續改革開放來轉換經濟增長方式和發展模式，切實改革體制機制，為紮實啟動內需奠定制度性基礎。再也不能頭痛醫頭甚至頭痛醫腳了。

草庵：要求大學生「去西部」、「下基層」、「轉變就業觀念」、甚至「民工化就業」等等，相對於一個經濟發展中的國家沒有太大的錯，但這需要整個社會處於公平的時候，有自身的價值選擇自由進行。然而，一個不恭的客觀事實是：所有要求大學生「放下身段」的鼓動與舉措，都針對著無權無勢的普通老百姓的孩子──已經下鄉的20萬大學生，大概就是這些可憐的孩子。事實上，沒有一個領導幹部或權貴的子女在身體力行，現如今的狀況是，有權勢的子女都在利用各種權利和金錢進入政府部門，獲取更多的獨裁政權的利益。

伍凡：相比之下，而當年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卻是領導幹部及其子女在做表率，中共的高級幹部子女大多數也的都不情願地上山下鄉過。而今天的狀況是高幹子女在發大財，農民進城做農民工，城市無權無勢的子女卻要上山下鄉。由此可見，中共官員已經無恥到了極點。連過去還存在的一點點遮羞布都不要了。今天的時間又到了，我們就暫時談到這裡，謝謝各位觀眾的收看，再見。

草庵：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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