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12日訊】(美國之音記者：拉米雷斯耶路撒冷報導)梵蒂岡和以色列之間存在的最困難問題之一就是很多猶太人指稱當年的教皇庇護十二世在二戰期間沒有做出足夠努力來阻止納粹屠殺成百上千萬猶太人。而教廷現在準備向庇護十二世授福。梵蒂岡表示，這個問題不在教皇本篤十六世此次對以色列進行的訪問行程安排之中。教皇本篤十六世星期一訪問了以色列猶太大屠殺紀念館，教皇在那裏向遇難者表達了哀悼之情。在教皇訪問以色列期間，梵蒂岡對大屠殺做出的反應是很多人揮之不去的心結。

*大屠殺留下的痛苦*

現年72歲的猶太教大拉比以色列.勞(劉梅亞)坐在他位於特拉維夫的辦公室裡瀏覽著一本書的書頁。他偶然翻到了一頁，上面是一名金色捲髮幼兒的黑白照片。他說：“這是我們找到的戰前唯一一張我的照片，我還是一歲大嬰兒時候的照片。這張照片是我的一位姑姑發現的。當年我父親在我一歲大的時候把照片送給了我姑姑。這是我現有的唯一一張我8歲那年從布痕瓦爾德集中營獲得解放之前的照片。”

這是這名大拉比所有的對他在納粹侵略者把他和他的全家放進運牲畜的拖車送往死亡集中營之前生活的唯一紀念物。他的父母都在納粹死亡集中營喪生。這段故事他已經講述了無數遍，但是每當他回想起自己見母親最後一面的場景，他的眼睛總是會噙滿淚水。他說：“我的母親當時和我們在同一輛火車上。我的兄弟和我，所有的男人都來到了琛斯托科夫，那是一座勞工營。至於婦女和孩子們去了哪裏，我們當時都不知道。戰後，我才得知在戰爭的最後一段歲月裡，她在德國的拉文斯布呂克集中營死於折磨、疾病和飢餓。”

以色列.勞現在是特拉維夫的首席拉比。他回憶說，是一位非猶太人在布痕瓦爾德的集中營救了他的命：“來自羅斯托夫的一位俄羅斯軍官，他是一名戰俘，名叫費多爾，他養育了我，他每天偷來土豆為我煮一道湯。他還為我做了一副羊毛耳套，而不是為自己做。一位不是猶太人的軍人，費多爾，他為了一個猶太孩子做了那副耳套。他知道我是猶太人。”

*對天主教會的怨恨*

但是和以色列的猶太人一樣，他大體上對非猶太人懷有忿恨和不滿。他譴責歐洲基督徒，尤其是羅馬天主教會，在數百萬人被屠殺之際袖手旁觀，見死不救。

這種怨恨情感也反映在以色列的猶太大屠殺紀念館。在那裏，錄製的聲像資料向每年造訪那座紀念館的一百多萬來訪者，講述著納粹對猶太人犯下的暴行。其中一個展覽的內容一直是很多爭議的主題。那個展覽探討了一些猶太人對梵蒂岡在大屠殺時期所扮演角色的看法。一塊圖板上的文字說明說道，當時的教皇庇護十二世沒有對納粹的暴行進行過口頭或者書面的抗議，暗示著梵蒂岡根本沒有幫助猶太人。

*梵蒂岡的辯護*

梵蒂岡則反對那種觀點，表示儘管自己的教會也受到納粹的威脅，但是教皇庇護十二世還是在暗中勇敢地幫助著猶太人。

一些大屠殺倖存者的證詞也說，教皇採取的行動，比如發出命令，准許讓逃亡的猶太人躲藏在男女修道院以及教廷所有的地方，甚至包括梵蒂岡城本身以及教皇位於崗道爾夫堡的夏季別墅，都證明了梵蒂岡當年對猶太人進行了幫助。

美國一份1943年的情報備忘錄也說，“很明顯，梵蒂岡長期以來一直在幫助很多猶太人進行逃亡。”當時的新聞報導也表示，教皇多次呼籲納粹停止對猶太人的迫害。戰後，很多著名的猶太人，其中包括後來擔任以色列總理的梅厄夫人以及物理學家艾爾伯特.愛因斯坦都對教皇和梵蒂岡幫助猶太人的努力表達了自己的謝意。

歷史學家表示，1963年由一名名不見經傳的德國作家羅爾夫.霍夫特創作的一出名叫《上帝的代理人》的虛構劇目開始改變了人們對教皇庇護十二世的看法，教皇的形象變成了一名軸心國的冷血幫兇。

今天，以色列包括勞拉比在內的很多人都不大知道支持庇護十二世教皇的證據。其他人也不大知道天主教會自從大屠殺以來在教義方面的改變。希伯萊語把大屠殺稱為SHO’AH。

*天主教會的和解*

耶路撒冷的宗座聖經學院的神父大衛.聶高茲是一名奉行猶太傳統的耶穌會教士，他在大屠殺當中也失去了自己的親人。他同時也是一位研究猶太-天主教關係的學者。他說：“我認為，向前邁出的最重要一步可能就是天主教會以批判的眼光審視自己的能力，天主教會後來進行了重新評價自己的過程，並且意識到雖然大屠殺當然不是由天主教徒造成的，但是如果起初在基督徒當中沒有進行廣泛的，蔑視猶太人的教育，大屠殺可能就不會發生。在大屠殺事實上到底發生了甚麼的可怕發現之後，天主教會確實覺醒了。”

天主教會已經宣佈反猶主義是一種罪孽，廢止了是猶太人殺死了耶穌基督的教義，同時還採取了其它和解的措施。

2000年教皇約翰保羅二世對耶路撒冷的訪問，很大程度上撫慰了猶太人對天主教會的厭惡情感。教皇約翰保羅二世譴責了基督徒不論何時何地對猶太人曾經進行的迫害。

*猶太人的心靈創傷*

然而，很多猶太人相信這些行動雖然有益，但是還不足以平息他們的憤怒和悲傷。還有一些像神父聶高茲這樣的天主教會內部人士認為，人們無法做更多的努力來修補過去。他說：“對很多猶太人而言，當年教皇和其他主教們沒有離開他們的教會，和在集中營裡被殺、被焚燒的猶太人站在一起，僅僅想起這些就足夠了。”

正如勞拉比所認為的那樣，世界上沒有甚麼東西能夠修補傷害和毀壞。當他被問及他是否今天仍然對波蘭的基督徒心懷怨恨的時候，他說：“我在我們之間的談話當中只能加上一句，那就是：我永遠不會忘記，我沒有權利寬恕。”

對他，對很多其他銘記大屠殺的人來說，那段記憶仍然是那麼清晰，傷痛仍然是那麼巨大，他們仍然無法讓歷史的那一頁翻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