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5月1日訊】（大紀元記者岳芸台北報導）在台海兩岸頗富知名的小說家嚴歌苓，隨著美國外交官夫婿在台灣定居已經三年，她的夫婿任期屆滿，他們將離台轉赴歐洲。在美國在台協會的邀請之下，4月30日下午在美國文化中心，嚴歌苓以「為講故事活著」（Living to Tell the Tale）為題，暢談她創作小說的因緣，以及具備哪些特質能成為優秀的小說家。

嚴歌苓1958年出生於上海，12歲（文革期間）考入成都軍區，參加解放軍，在一文工團當了八年的舞蹈演員；20歲在中越戰爭前線當過戰地記者。1986年在中國發表第一部長篇小說。1988年第一次去美國，參加美國國務院國際青年寫作。1989年赴美進修，獲有美國芝加哥哥倫比亞藝術學院藝術碩士。

1991年以〈少女小漁〉獲中央日報文學獎，並引起文壇和電影界重視。1993至1998年，連續獲得台灣多項文學大獎。作品譯成英、法、荷、日等多國文字。2006年出版第一本英文小說The Banquet Bug（中譯書名《赴宴者》）。除了隸屬「中國作家協會」，嚴歌苓也參加「美國影劇作家」。

題目靈感來自馬奎斯的自傳

獲得1982年諾貝爾文學獎的馬奎斯，是嚴歌苓最崇拜的作家，馬奎斯有本回憶錄《為講故事活著》（Living to Tell the Tale），提及苦難越多的地區，人的日子不好過，故事就多，作家就越多。馬奎斯出身南美哥倫比亞，是多災多難的國家，整個社會的走向常常是未知的，人的生活當中變數非常大，於是產生戲劇性、張力，很容易寫出極致下的人心。

嚴歌苓說她生長在五十年代末，中國正好走進了思想意識型態的鬥爭──反右；生活上則有三年大饑餓，給中國人留下了非常可怕的印象，有很多沒有被證實的鬼故事、恐怖故事，她和所有的大陸中國人的物質非常貧乏，但是故事非常豐富。

八、九歲時，她父親是反黨作家，工資遭銀行凍結，停止發工資沒錢，他們那一幫孩子就結伴在下雨天去買菜，常常能撿到硬幣，因為下雨天硬幣掉在地下沒有聲音，人家就不知道。他們一天到晚穿拖鞋上街，人家就叫他們拖鞋大隊。

他們那幫小孩有一種反社會的情緒與憤怒，為什麼父親會這樣？生活會這樣？也沒有學上？常常拿著一把很有力的大傘，去刮人家的紙雨傘，學會了去搏鬥、搶東西、偷竊。「很早我們就經歷了人性的兩大墮落──撒謊與偷竊，這是很不幸的，因為不撒謊就不能保護自己與家人。」

當時的文學藝術界聯合會有五十多位藝術家住在他們院子裡，其中三十多位是反革命，要派軍隊的宣傳隊、工宣隊、學生的宣傳隊這三種人，來進駐管理那些藝術家。他們每天都要問起小孩，你爸昨天晚上在家幹什麼？他們就編出很多話來講，「我爸昨天晚上在家裡抱怨共產黨能講嗎？」她說那些是非常不幸的經驗。

嚴歌苓表示，身為作家來講，很早就看到，人在你面前可以表演很多面目，你也可以在別人面前戲法他們，這樣就看到很多可能；我說假話他會怎樣，說真話會怎樣，這對她來講是很好的作為小說家的訓練。

「所以我從生下來到今天，都是在戲劇的漩渦裡轉，文化大革命看到各種各樣人的嘴臉醜行，今天是朋友，明天就背叛，各種各樣血淋淋的東西，每天都看人跳樓，我從五十年代末期到後來的經歷，不同於任何人的經歷。」

在西藏高原與中越戰事前線

12歲去參軍，她敏感的程度到了軍隊以後，不能表達私人化的形式，否則會覺得自己很得罪人，然後她收斂起來，不敢表達，擔心萬一又得罪人，就格外的內向。

譬如她小時候愛講俏皮話，在西藏高原見到有個女兵穿的很少，她說：「你是耐寒作物。」這位女兵覺得很受侮辱，怎麼這樣講。她看一個人唱歌，牙齒縫很稀，就說：「你這個西班牙女歌手。」又得罪人。她總是有些奇奇怪怪的表達，她才發現不行，那不是爸爸他們藝術家的地方，他們不會講她很幽默很好玩。

到了西藏以後，很多事情靠她自己的內向記憶儲存起來，消化掉，變成形象。她們每年都要到西藏演出好幾個月，後來寫些西藏的故事，真實的原始形象都給了故事很多養份，不能夠知道的空間用想像力去填滿，最後變成一個個故事。

20歲時，到中越自衛反擊戰，嚴歌苓去了一個野戰醫院的包紮所，一夜之間接受一千多個傷兵，很年輕的小戰士，大概18-19歲，全都是殘廢了，整個走廊裡有一股血的味道。

她採訪一個小戰士，地雷把他下半身全炸壞，沒生殖能力。他是孤兒，從小訂了娃娃親，他的丈人把他養大，他唯一對丈人的報答是退伍後去做他女婿，他不能生育就變成無法報答他丈人。

當時醫生檢查他，碰觸他腋窩，他咯咯笑了起來，當時嚴歌苓覺得他活了，不會尋死，因為他笑得挺開心的，像孩子一樣。後來等回到成都，第二次又去前線，他們說小戰士自殺了。那些事情給嚴歌苓刺激很大，從此以後她就反戰，不再相信戰爭的意義要比人的生命價值還大。

「這些就是我在青年時代、少年時代，involve（融入其中）的戲劇，就是我生命當中的戲劇，我被圍繞在戲劇裡，同時也被創傷了。」嚴歌苓說道。

放下跳舞 開始寫作

20歲時，嚴歌苓從前線回來以後，就不跳芭蕾舞了，突然發現有比跳舞更大的使命。過去她想加入共青團，被問道：「你的理想是什麼？」她說：「我要做獨舞演員。」對方說：「你的理想不是實現共產主義嗎？」就沒有讓她入團。

到前線之前，她家庭的教育很好，父親是個作家，家裡有很多書，《紅樓夢》很早就讀了，所以對人的感情、人性、世界上的經典，大致都知道。小時候讀書，字認不全，不過嚴歌苓大致知道故事是怎麼回事，一天到晚就翻好看的地方看，《戰爭與和平》巨作，她只看和平不看戰爭。

中越戰爭打完以後，回到成都，嚴歌苓變得深沈，「跳舞的肢體表達，已經不能表達我了；我的表達想要更有力量，可以傳達更遠，我開始寫文章。」

一開始寫作，嚴歌苓說：「我是個很幸運的人，因為有爸爸幫我走後門，幫我投到雜誌去，第一批作品就發表了。」她受到了鼓勵，沒經過退稿，就一直寫下去。

1986年出版第一本長篇小說，後來得了獎，1987年出版第二本長篇小說。1988年應美國新聞總署之邀訪問美國，到了美國以後，嚴歌苓才意識到中國作家挺不幸的，因為思想是被放在一個框架裡。

到美國時，她到愛荷華（Iowa）青年作家寫作中心，參觀美國很多藝術家的基金會，觀看那些青年作家討論作品的氣氛。嚴歌苓說：「我就覺得中國作家很可憐，他們寫什麼、不能寫什麼或發表什麼，是有前題的，不能有自由的。一個作家不能有思想上絕對自由，就不能成為很好的作家，從那個時候起，我就很嚮往美國。」

於是，她聯繫美國的學校，開始學英文，因為她覺得像她那樣人文素質的人，中國的人文環境對她來說很不適合，經常會講當局不愛聽的話，當時她跟軍隊的系統比較近，軍隊也是不適合她待的地方。那時候爆發了六四，給了她最後一次的失望，不能在這個國家待了，一定得必須要走。

傾聽故事與追問細節

經歷了不斷的起伏跌宕，生活有巨大的落差，給她留下了很多的故事，嚴歌苓覺得作為一個愛講故事的人，首先是個好的聆聽者（listener）。她有一個朋友，常會講很多廢話，但一百句廢話裡可能有一兩句非常好，有很好的細節，不可能編造的；所以她就套上耳機，用一雙非常同情的耳朵在傾聽，邊燙衣服邊聽電話。

她在講故事之前，就聽了各種各樣故事，聽民間故事，聽外婆講些莫名其妙的故事，狐狸精的故事等等。嚴歌苓認為每個人都藏著好故事，每個人的一生都是一本好書，任何人讓他好好跟你講，都可以發現很好的個人歷史，都非常精彩。

「我對所有人的故事都特別的感興趣，眼睛看到的是觀察，我現在寫任何一個角色，可以充滿細節。」譬如寫《第九個寡婦》之前，她到河南農村，就追問：「你吃樹皮，榆樹皮怎麼採下來？」對方就跟她每個細節都講得很清楚，榆樹皮採下來如何弄碎、磨成粉，最後成為什麼狀態，她就搞的很明白。

她傾聽人家的故事，會設身處地聽的非常入迷，也會非常難受，難受很多天，甚至好多年。「能否成為作家有很多東西都要先天決定的，你的同情心有多少，跟人家共感能力有多少，共感能力是寫作時，確實站在人家的立場上，你經歷一遍他經歷的事情。」

「我是非常有訓練自己的人，幾乎沒有一天是在虛度光陰，每一分鐘我的雷達都是打開的，非常高度敏感。」她寫的人物經常是混合著一些人的細節、形像、身世等，沒人能發現最後張三是誰，李四是誰，她說要不然很不道德。

好小說家 會說故事之外

活到知天命的歲數，嚴歌苓表示，寫到今天覺得最大收穫是，找到跟自己性格、所有的一切狀況都很吻合的生活方式，感到非常滿足。她非常欣賞作家這種生活方式，使她獨立思考，不聽評論家對她作品的好評或壞評。只有作家可以這樣的生活──讀書、寫書，作者跟書在交流，她可以到老也是這種生活方式。

不過，她也警醒的想起在學校時老師的話，有位教歐洲與俄國文學經典作品的老師，曾在嚴歌苓班上說：「你為何而寫？你認為世上還需要你這本書嗎？」（Why do you write? Do you think the world needs one more book?）因此她會先想，「這世界需不需要這樣的故事，我要寫這樣故事的話，故事之外的意義是什麼？」

「寫每個故事，除了告訴讀者這個故事之外，還想告訴點什麼，這不是我一下能說出的，要通過我對語言的追求，對人物的塑造，然後一點一點，好像它出來了。」

撰寫小說僅有故事是不夠的，嚴歌苓認為，每天她都能聽到或從報紙上讀到故事，特別是大陸現在有幾個頻道專門在講些民間駭人聽聞的故事，有很多故事比能夠發動想像力到最最強的地步還要驚世駭俗，所以僅僅會說故事是不夠的。

「作為一個好的小說家，不僅是講故事的人，還有在故事後面的信息是什麼？如果這信息講的很清楚，那不是小說家而是通俗哲學家或社會學家。在你所有的形象和盤托出之後，每個人根據他的情感、背景、立場，得到張三李四不同的訊息，你就成功了。」

嚴歌苓說她還會繼續講故事，還有些故事沒寫出來，還有些精彩的故事等著她寫，還有些故事尚未說服她，它將來成為一個故事，在故事之外的價值有沒有，所以還不知道是否會寫那樣的故事。

這天前來聽講的聽眾，有遠自美國的話劇編劇家沈悅，嚴歌苓說她在美國時常看沈悅的劇。也有出版《少女小漁》的爾雅出版負責人隱地，這是十幾年前在台灣首次發行她的小說，後來拍成電影，當時給了她很多鼓勵。還有電影導演李安的弟弟李崗，也是位導演，以及出版數本她的小說與套書的九歌出版社總編輯陳素芳等。嚴歌苓說：「看到老朋友們，感覺像個家庭聚會一樣。」

演講之後，她回答現場讀者的問題──〈如果能選擇人生 嚴歌苓想當醫生或科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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