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長青：從我四次被「告密」談起
【大紀元5月1日訊】從網上讀到北京作家章詒和揭露老畫家黃苗子文革時「告密」，導致他的詩人朋友聶紺弩被政治迫害的文章，隨後也讀到對章文的質疑聲音，更有支持叫好的文章。對於黃苗子到底是不是告密者，畢竟讀到的資料有限，還難以定論。但對以李銳和于浩成為代表的一些人，強調不要糾纏歷史舊賬的觀點，我認為很值得討論。
曾給毛澤東做過秘書，後來追求民主，被認為是「黨內民主派」的李銳強調，不要糾纏過去，要算歷史大賬；說如果打小報告這種「小賬」算起來，「冤冤相報何時了！」另一位前中共公安部群眾出版社社長、滯留美國多年後又返回北京的于浩成還為此寫了專文，也強調「不必要糾纏過去是非」，說在恐怖時代的告密遠非個人善惡問題，「是制度逼人為鬼」。
政治告密當然首先是專制制度導致的惡，但卻絕對和個人的善惡有關。因為在中國並不是所有人都告密，還是有很多沒泯滅最基本做人道德底線的人，或者說不那麼「惡」的人。在中國那種政治環境下，誰都知道，告密會給被告者帶來政治後果；同時也清楚，告密可能給自己帶來的政治好處。這是對告密行為必須追究個是非的關鍵。
對於告密曾很普遍，現在仍存在的國度，如果人們不是群起譴責這種缺德、害人的行為，不強調是非、善惡等基本人類道德準則，還主張「不要糾纏過去」等等，這幾乎等於是默許告密；更是對成千上萬因被告密，個人的青春、前途、甚至自由和生命都被剝奪的受害者的褻瀆。
以我個人的經歷來講，我沒有經過反右，文革時也才小學六年級，連當紅衛兵的資格都沒有，所以沒有聶紺弩那種因被政治告密而幾乎致死的體驗。但僅從毛死後第二年中國恢復高考後考入黑龍江大學，到1988年離開中國（抵美），這短短的十年期間，我就曾四次被人告密。這還是在政治環境遠不像反右、文革時那麼嚴酷的年代。
第一次是在考入黑大中文系之後，那時鄧小平剛復出。暑假時，牡丹江市林業局一個寫小說的朋友劉樹德邀請我到他那遊覽（當時我熱衷寫詩，牡丹江有個鏡泊湖，風景優美）。中午我住進林業局的招待所，房間有兩張床，另一張已有人住，他正臉朝牆睡午覺。當時我熱衷政治話題，朋友相見，胡「侃」了一頓自己對時局的看法。
第二天，劉樹德來找我，有點緊張地說，「出事了，咱們昨天的談話，被那個房客向保衛科檢舉了。」原來那個人是假睡，偷聽了我們的談話。劉樹德說，他被保衛科叫去，交代、解釋了老半天。後因他是黨員，又是宣傳幹事，而且他家是林業局老戶，和領導的關係還不錯，最後總算疏通、擺平了這件事，躲過一劫。否則，我可能會被那個保衛科扣留，或把材料轉到我們學校，麻煩就大了。
那個房客也是外地來的，他跟我既不相識，更無怨仇，為什麼告密？是革命警惕性太高，還是因為我和朋友高談闊論，影響了他睡覺，就「報復」一下？反正中國是「八分錢查半年」（只要寄封八分郵票的檢舉信，就會被查半年，讓你吃不了兜著走）。不管這個房客什麼動機，但有一條是肯定的，他清楚地知道，這會讓我們遭罪或倒霉。在沒有任何人逼迫的情況下，他這種行為難道不是個人善惡的問題嗎？
第二次也是大學期間。有次從北京回哈爾濱，路過長春時停了一晚。當時全國各種文學社團興起，我在黑大主持「大路社」，徐敬亞在吉大主持「赤子心」詩社。大家互通信息，一派躊躇滿志。當時寫詩和政治氣氛是有密切關係的，又正值北京西單民主牆運動期間，大家都對《今天》呵《探索》等很感興趣。我們東北是偏遠地區，大家都想聽聽北京的消息。而我那次去北京，除了和《今天》那幫詩人見面，還去了民主牆主角之一的徐文立家，以及《探索》編輯路林家，拿到一些該刊，以及魏京生的法庭自我辯護詞等。於是當晚就在吉大中文系男生宿舍跟大家聊了起來。
當時來了很多同學，有劉曉波、徐敬亞、呂貴品等，大家圍在一起，聽我講北京的「新聞」，談話間也穿插一些被認為是政治激進的評論。一個大晚上，非常興奮，大家聊啊，侃啊，簡直欲罷不能。今天回想起來還歷歷在目，那些年輕的面龐，那些對未來的渴望，那些飛翔的夢想，尤其是那份熱烈的青春激情，實令人難忘。幾年前，劉曉波在接受自由亞洲電台採訪時，談到我在他們宿舍談政治的那個晚上，還記得當時的熱烈氣氛。
但就這樣一場年輕人的天馬行空式的漫談，立刻就被告密。我回到黑大不久，系領導就來找談話，讓我交代在吉大學生宿舍都說了些什麼。我當時很納悶，他們怎會知道我去了吉大，還知道我說了什麼？我從來沒有發現被人跟蹤。好在中文系副主任周艾若教授（周揚長子）是我們「大路社」的顧問，他思想開放，非常支持愛護我們。經瞭解才知道是吉大中文系宿舍有同學向吉大黨委打了「小報告」，然後由吉林方面轉到黑龍江省公安廳，再轉到黑大。後來跟吉大的同學見面時，他們分析，這事很可能是他們班的黨支部書記劉某干的，因為那傢伙一向很左（當然這只是推測）。
但不管是誰，有人告密是確定的。在被要求「交代」談話內容時，我根本無法記得自己都「侃」了些什麼，一晚上說了太多的話，怎麼知道該「交代」哪句？於是就被認為態度不好，抗衡領導。後來還是由於周老師的斡旋，加上他根據報告上的內容，暗示我，「你是不是說過這個」「是不是說過那個」，「是」「沒錯」。這才算「坦白交代」了。我雖然當時沒被處分，但大學畢業被留校反省時，這事還是罪狀之一。
第三次被告密，發生在1982年初大學畢業之際。當時學生是八個人住一個宿舍，我在門口下鋪，斜對角上鋪是從樺南縣農村來的張少軍。當時的大學生，到了晚上睡覺前，總是七嘴八舌地議論時政。我常常口無遮攔，發表一些比較出格的言論。張少軍很少插話，平常他也比較蔫。到了大學畢業時，他有點神色不定，因為聽說可能要被分回老家樺南。
可是我「救」了他，使他分到了北京香山的國家安全部門。因為他躲在被窩裡，偷偷地記錄了我在宿舍裡的政治言論，寫成了一本子，畢業時交到了校黨委。結果他被學校認為覺悟高、思想紅，北京安全機構只有一個名額，就給了他。
同學們都畢業走了，我卻被留校審查。當時的黑大黨委副書記、副校長夏毅文很左，人也不是那麼精明。有一次他跟我拍桌子，說我不交代後果會怎樣怎樣。我說你怎麼知道我在宿舍講什麼？你是瞎編的，來訛詐我。他竟脫口而出，你們宿舍的張少軍同學都記下來了，這裡有一本子你的錯誤言論！你再不交代就晚了！
本來大學畢業時，我通過寫詩和詩歌理論，有了點小成績（還入了官方作協），加上詩歌界朋友、編輯的引薦，好不容易得到北京《詩刊》一個名額，指名要我。那年頭，能進入全國一類刊物，實在可謂命運轉變的機會。但這樣的機會卻因被告密（當然還有主持被認為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大路社」的原因）而葬送了。
我被視為「壞學生」要被分到邊疆小鎮黑河。後來由於副校長魯剛曾是右派，有過被整經歷，對我比較同情；中文系還有五位教授聯名，請求把我留校。最後系主任尚鶴祥想出一個折中辦法，既不分北京，也不發配黑河，留在了哈爾濱一家宣傳計劃生育的健康小報。否則真的分到黑河，如果中國不發生變化，繼續毛時代的情形，那麼我人生的這一個巨大反差（從首都到邊陲小鎮，從國家級刊物到末等小報）就可能影響我一輩子。大家不要忘記，當年的時空環境對人命運的影響有多大。
我這上述三次被告密，都是告密者在毫無政治壓迫的情況下，主動去做的。這裡難道沒有人心之惡？可以一筆都算在制度上嗎？
第四次被告密，是我在廣東的《深圳青年報》時。我在黑龍江那個小報困了兩年之後，毛遂自薦調到了《深圳青年報》。這張報紙因發表了很多出格的文章，像王若望的「一黨專政只能導致專橫」，方勵之的「政治改革的關鍵是多黨制還是一黨制」，劉曉波一炮打響的演講「新時期文學面臨危機」等，最後以「勸鄧小平退休」為爆發點，被關閉。（二十多年後的今天，中國的報紙還不敢探討這些問題，這到底是我們青年報的悲哀，還是中國的悲哀？！）
當時中宣部派來一個姓關的處長，帶著工作組接管了報社。在審查期間，由於老關人顯得很豪爽，又是我大學同學、後在《深圳特區報》做編輯的李明英在社科院新聞研究所時的同學，所以很快成了哥們，經常在一起喝酒吃飯聊天，幾乎無話不談。報紙關閉時，由於我從東北調進報社的徐敬亞、呂貴品戶口還沒落下，市委堅持把他倆發回吉林，我們幾個人還在一起商量怎麼跟市委鬥智，設法把他倆妻子的戶口先落下，等等。報社關閉後，由於老關喜歡深圳，就沒回北京，我們還繼續是哥們。
但後來發現，對我們的行動和想法，市委好像都有瞭解。比如有一次我和徐敬亞、呂貴品去海南參加一個「酒文化研討會」，人剛到海口，就被會議方面通知，不能到會場，說海南公安局接到深圳方面的消息不許我們參加會議。我們三人被窩在旅館，很是氣憤。這事沒幾個人知道，怎麼海南公安局瞭解得那麼清楚？後來從一位和市委書記梁湘、常委鄒爾康關係都非常密切的記者朋友那裏得知，老關實際上是個兩麵人，他把我們的想法行蹤等等，都密告了市委。老關後因貪污公款被判刑，聽說現在還在監獄。
我這樣一個小人物，還不是在反右、文革期間，就經歷多次被人告密。可想而知，在殘酷的政治運動期間，又有多少人，因被政治告密而遭受更大的人生災難！如果今天都以李銳、于浩成的觀點，不要糾纏過去，把它都歸罪於制度，來一「制」遮百丑，那麼那些因被政治告密而造成的妻離子散、家破人亡，事業前途被毀，就都一筆勾銷了？那中國人的世界還要不要談人類最基本的行為準則？為什麼西方在過去半個多世紀以來一直在追究納粹時代出賣猶太人（造成迫害或死亡）的德國人？他們是否也可以都歸罪於制度，或說是執行公務（上級命令）？如果沒有人本身的品德的善惡問題，那為什麼會有德國商人、軍官等冒死保護猶太人？
對於當年那些告密者，今天很難法律追究，但起碼得道德譴責。這不僅可能促使當事人的良心發現，還可能對今後的告密者構成一種心理制約，不可以心安理得地告密、出賣他人。
我把和上述事件有關的人名都列了出來，一是為了證明事件的真實性；二是認為今天談這些已經不會給任何當事人帶來政治麻煩；三是期待有過告密歷史的人能有一個自我反省。如果告密者能夠公開反省，給大家一個明辨是非、思考做人道德底線的機會，那不僅不是恥辱，而是有相當積極意義、甚至令人感動的。
最近看到一篇介紹加拿大記者黃明珍（Jan Wong）對當年告密行為的懺悔道歉文章，相當感慨。當年才19歲的第三代加拿大華裔黃明珍因被西方左派蠱惑，熱愛毛式共產主義，文革期間前往北大學習。當時她是周恩來特批的兩個外國學生之一，完全被當局掌控。但有一天，在沒有「特定老師」在場的情況下，一個中國女同學跟她說，希望能得到她的幫助去美國。黃明珍很不解，中國那麼好，怎麼還要往外跑？她把這事報告了校方。
後來她當加拿大駐京記者時，目睹了六四屠殺，對共產主義的幻想完全破滅。她翻看以前日記，想起當年曾告發一個同學，感到後果可能嚴重。她帶著丈夫和孩子，從加拿大到北京，打聽那個同學的下落，要當面道歉。後幾經尋找，終於跟那個同學電話聯繫上了，約在北大見面。黃的兒子很緊張，擔心媽媽可能被那個同學僱人揍一頓，因為聽說那個同學最後沒畢業，被送到北大荒勞動教養，多少年的歲月被葬送了。但見面時，那個同學上來就給黃明珍一個擁抱。黃不解。這個同學說，當時她把出國夢也告訴了其他同學，有24個人告密；但現在只有黃明珍一個人，還是不遠萬里從外國來，跟她道歉。
為什麼那24個中國人中沒有一個人道歉？從李銳、于浩成等不把告密當作嚴重的人品、人心善惡問題，而統統歸給制度來看，還有相當一批中國人，不把這種嚴重缺德的行為看得很重，這等於不把摧殘別人生命的事看得很嚴重。這才是嚴重問題！
2009年4月29日於美國
——轉自《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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