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6日訊】自由時報記者鄒景雯／專訪
二十年前，自由時代雜誌創辦人鄭南榕為了捍衛言論自由，自焚抗議國民黨以叛亂罪嫌的拘提，4月7日是鄭南榕逝世二十週年紀念，鄭南榕的遺孀葉菊蘭與獨生女鄭竹梅接受本報專訪，同時也經由母女對談追憶丈夫與父親。葉菊蘭認為，二十年後的今天，如何善用鄭南榕留下這台灣人共同的資產？如何不去褻瀆他？這對一個以這麼痛苦方式選擇死亡的人才是公平的。
問：在台灣爭取民主的進程中，鄭南榕先生代表著一個清楚的座標，妳如何看待這二十年來的沉澱與得失？
葉菊蘭：國共聯手 對台威脅更大
葉菊蘭：二二八六十週年時，聽到前國史館長張炎憲老師說，鄭南榕爭取百分之百言論自由，他以雜誌社做基地，突破許多政治議題的禁忌，推動包括二二八歷史的傷痕、台灣獨立的主張、新憲法、新國家的倡議，其中以二二八為例，在一九八六年鄭南榕還沒做二二八平反運動之前，台灣的文人、藝術家不敢有自己的表現，也不敢用自己土地上的人民做基礎，去從事各種領域的創作，因此在此之前會沒有根，等這個最大的禁忌突破後，所有的創作者就從自己心裡的牢籠中奔放出來，對自我比較沒有設限，其實這是一個很大的歷史關鍵。
過去，我一直沒想到這個問題，我只想到鄭南榕有留下一些資產，如言論自由的爭取，又如當他很大聲、驕傲的說他是外省籍的台灣人的時候，他已經很清楚的在國族認同上做了定位；可是對於很深沉的藝術、文化更廣面向的影響，則是張炎憲老師點出的，我想想確實如此，一九八六年之後，詩歌、文字、繪畫、攝影、影片開始展現自我的個性與信心，否則之前只是為當權者服務的工具。
長久以來，我們都對政府的資源給予很大的關注，而對許多深沉的東西沒有被關照到，最近我和竹梅在談，究竟這二十年留給我什麼東西？在二十年紀念文集中，我一字一淚的敲下一些文字，我最深的感受是，二十年是一個世代，看起來很長，但轉眼就過了，我們沒有一天不想念鄭南榕，心裡的痛，我們用忙碌去把它忘掉，二十年我們在野，也經過執政，然後挫敗，我們又再次回到在野，然後發現環境比過去更艱困，因為我們發現過去我們面對的對象是威權的國民黨政權，二十年後國民黨回來執政，一些威權的遺留還是沒有改變，更糟糕的是它與中國的傾斜牽扯，帶給我們更大的陰影。
威權已經帶給我們很大的壓迫，現在是國共聯手把中國政權這個更大的敵人帶到台灣的天空，環境確實更為艱困，小孩子由九歲變成現在的獨立自主，但是我們的社會呢？我們的是非價值標準是否還一致呢？當言論自由好像從天上掉下來，如同空氣可以自由呼吸一樣，你不知道二十年前是有人用生命幫你換來的。看起來好像有進步，但心中的陰影卻是更大的。
我從去年敗選到現在，一直有著很深的憂慮，當年從政的目的是希望鄭南榕為言論自由失去生命後，我們的下一代不要再這麼痛苦，但是我們建構了二十年的努力之後，這個憂慮依舊在，而且更大，我們的下一代又要如何來關注這個問題？因此當竹梅告訴我她要寫爸爸的書時，我完全支持她。竹梅有她的心路歷程，我做為母親，覺得很愧對小孩，居然讓她還要面對上一代未解決的問題。
鄭竹梅：威權殘餘 心理上沒解嚴
鄭竹梅：民主本來就不是做一件事情就可以完全做好的事情，每個社會都是如此，她始終是一個不斷往前邁進的過程，所以那個美好想像的藍圖會一直在前面，社會也才會一直進步，所以不是一次二十年、一次政黨輪替就可以解決所有的問題。威權的殘餘，或許是政治上解嚴了，但文化上沒有解嚴，心理上沒有解嚴。
葉：過去是對抗威權，但現在是藍綠對立，非藍即綠，確實是往前滾動，但是我們做為這一代的還是會愧疚。
問：民進黨曾經自詡是鄭南榕等民主先輩的承接者，但在執政後卻遺忘與墮落，進而把政權交出，妳怎麼看？
葉：黨的墮落 要集體擔苦果
葉：這是粗心問題，民進黨成立在鄭南榕坐牢的時候，他出來後，一直扮演讓民進黨頭痛的角色，政治人物一般都會選擇平安的路來走，這是人的本性，沒有什麼好譴責的，但鄭南榕認為為了整個社會的改造，禁忌的突破，就沒有辦法走在平坦的路上，而民進黨應該帶頭做這些工作，當民進黨沒有做時，鄭南榕就一直呼籲做為政治的改造者必須帶領與突破。我也常在想，如果鄭南榕今天還在，他會怎麼做？民進黨執政，我自己也是團隊成員，這個問題讓我來談，有很大的困難，但是我身邊有一個諍友，就是鄭竹梅，女兒支持我，但是也會講不好聽的話給我聽，乍聽時真的有些…
鄭：沒有，我覺得我提醒的不夠多，沒有盡到我的責任。
葉：八年淪落到把政權再度奉送出去，這是我們責無旁貸必須要去承擔的責任，我們必須集體承擔，必須去檢討為什麼會這樣？我們是不是勇氣不夠？是不是有些話該說沒說？是不是有些事該做但做的不夠多？我經常反躬自省，總是很難逃避，我只能用一句話形容，我們必須集體承擔這樣的苦果，因為最後人民選擇放棄民進黨，甚至給予民進黨最深的譴責。如果鄭南榕還在會怎麼做？我想鄭南榕會做很多讓人頭痛的事，他就是一個特立獨行，不管人家會怎麼說怎麼看，他認為該做就會去做。
問：竹梅寫父親的起心動念是什麼？
鄭：父親遠見 20年後仍受用
鄭：為什麼想寫？動機很單純，就像九歲時想寫詩給爸爸一樣。這二十年的變化，二千年民進黨執政，2008年再度政黨輪替，然後陳雲林來，野草莓的運動，就是這樣慢慢在心中發酵，覺得台灣的選舉每次不論贏或輸，總是會有另外一半的人會失望，本來這是民主的常態，但是為什麼會有一半的人這樣心痛？好像我們期望的社會不是這樣，當我看到這種難過，這讓我更難過，所以這中間是不是有什麼問題我們沒能去解決？後來我擴大來想，其實所有人都是受害者。
我看到許多草莓世代的學生運動，居然很多成員是來自混血家庭背景的人，甚至來自深藍的家庭，跟我們以往的認知是不一樣的，所以我想的是我們這個世代有沒有什麼對話的可能？因此我用我的方式，想有一些參與。如果與我同輩的人想知道過去曾經發生什麼樣的事情，我會很高興，當然我會有我的詮釋權，這是一個誠實的東西，別人看過後也會有他的詮釋，但就是讓多一個人知道。
葉：竹梅這二十年其實是把自己藏起來的，二十年後的今天，她想寫一本書，寫爸爸，為自己寫，於是留職停薪，她就這樣寫了。這件事情與她的生命是息息相關的，等於是對她生命來源的人去尋找他的足跡，把它記錄下來。我滿高興的，她已經長大了。
鄭：過去隱藏，因為不想誠實的去面對一些東西，現在時間拉得比較遠了，已經二十年，覺得時候到了，也不知道最後完成的會是什麼東西，但是就是一個開始。
為了寫書，我開始第一次有意識的在閱讀一些資料，覺得很有趣，例如當時的社論在呼籲「有熱血有膽氣就組黨」，又如爸爸說，「有些新聞自由，對內不足以客觀報導，對外不足以捍衛自保，既無以取得人民的充分信賴，又無以抵抗政治勢力的侵犯，這是台灣新聞媒體的莫大悲哀。」對於中台關係，他認為「應該站在和平與平等的地位上，才有可能，因為和平是人類共同追求的目標」，這些是寫在二十年之前，但放在現在還是適用，不知道是他太先進？還是我們太沒有進步？
問：台灣這二十年時而前進、時而退步，兩位期待台灣的下一步該怎麼走？
鄭：社會的和諧對話很重要，是不是每到一個新環境，都要先試探藍綠，才決定要不要做朋友？我覺得這是很不好的，有些共同的價值應該共有遵守的，例如國家的公權力不可以去欺壓人民，必須讓人民有主張的自由，即便我不同意你的言論，但我會維護你的言論自由，不同政黨傾向的人，是不是可以有理性討論的空間。
葉：政治就是你的生活，很多人說不要管政治，但政治無時無刻不在影響你的生活，我們這一代經過很多衝突與對立，下一代的生活很優渥，又沒有經過壓迫、被壓迫、反抗、反反抗的時代，我會希望年輕一代去關心社會的變化，去監督不管哪一黨執政的當權者，你選出了馬英九，你就要監督他，就像我們選出了陳水扁，我們也要去監督他，這是公民社會的責任。我自己也反省，社會給政治人物太多的能量，給其他的太少，讓我們的社會滿畸形的。
鄭：你是指公民社會的參與嗎？現在年輕人的優勢就是資訊發達，你可以在網路上使用一些工具去搜尋資訊，就可以知道選擇是什麼。
葉：對！透過資訊自由化後，要有獨立判斷的能力，什麼是價值？每個人的價值可能不同，你不能強加你的價值於別人身上，但有些價值是普世的，不分年齡、種族、膚色一致的，例如民主、自由、言論自由、不傷害別人的言論自由，年輕人應該共同去找到必須共同捍衛的目標。對於政治人物，就是不斷監督，並且勇敢的講出來。
因此，對於鄭南榕二十年後的反省，在藍綠衝突、社會撕裂的階段，看看鄭南榕的成長，他寫的文字，在二二八那年出生對他的夢魘，他對台灣國族認同的清楚選擇，他用生命捍衛這塊土地人民該有做為人的尊嚴，包括犧牲我和竹梅的幸福去做了這個選擇，這樣的典範，後面的人如何善用這台灣人共同的資產？如何不去褻瀆他？這對一個用這麼痛苦方式選擇死亡的人才是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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