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28日訊】再過一個月，就是二十年。二十年了，我的孩子已經開始四處求職；而熊召政的兒子則早已移民加拿大——我們看來確實老了，老得都快淡忘恩仇了。這些年來，我常常質問自己——你真的不能寬恕他嗎？你為何不能超然於傷痛，徹底遺忘你的所謂祖國和朋友對你的加害？一個不能釋懷於仇恨的人，又怎能真正輕鬆和快樂起來？
今年兩會時，一個湖北的巨商代表——我和熊召政當年共同的朋友，突然來電婉轉對我說——你們還是和解吧，這麼多年都過去了。雖然連辦案的人都說是他負你，但作為你們共同的朋友，我還是希望大家能化解過去。
這位兄台的好意，我漸漸聽明白——名利雙收的熊召政，現在開始謀劃要當全國政協代表了。他以為世人皆已淡忘二十年前的歷史，但深知我不會。對我來說耿耿於懷的往事，想必對他而言也會如鯁在喉；也許他需要拔出這個刺了。
我對這位熱心幫忙的兄台說——我和他，以及我和這個時代，都無法握手言和了。相逢一笑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我們每個人最終都將面對歷史。刺已經扎進我們肉裡，需要剝皮或許才能拔出。請轉告他，幹完髒活的人，沒有如此輕鬆就能洗底的。只要想到我屍骨無存的母親，我就不可能就此饒過這個長年賣友求榮的幫兇。
二
熊召政和我曾經是好朋友。80年代他是湖北的著名詩人，《長江文藝》的主編。我在湖北青年詩歌學會時，算他家的常客。在武大，他是高我一級的師兄。在社會上，我們是一個圈子的酒友。1988年我分配到海南警局時，他曾兩次去玩。總之，在湖北文壇多數人都對他小心提防之時，我卻算他過從較密的小兄弟。
1989年6月4日半夜，我淚如雨下地寫好辭職報告——絕不做暴政鷹犬，次日上午遞交局裡。（事見拙文《革命時期的浪漫》，著名作家王梓夫和至今仍在警界的同事皆能作證）之後我輾轉趕回武漢參與營救學運領袖。武漢高自聯以武大學生為主，我和K君去動員其中的幾個跟我們逃亡。後來李海濤由K君掩護兩個月之後，準備移交到我的故鄉深山。但是他卻決定要去廣州找他的漫畫家舅舅廖冰兄，結果被捕判處三年，連帶K君也失去武大學業。另外一個張建超不遵安排，自己竟然翻越喜馬拉雅跑到了尼泊爾。可悲的是該國一向不敢得罪鄰國，就在當年把他作為獻俘，交給了前去訪問的李鵬，之後隨總理專機押回武漢坐牢。90年代中我和他劫後重逢在北京，猶自對此苦笑。
那個6月我在湖北奔忙之時，只聽說湖北作協副主席祖慰（當年湖北最優秀的作家，現在已被遮蔽遺忘）宣佈退黨了，還聽說熊召政也在他的激勵下，跟著宣佈退黨。兩人皆是我的兄長朋友，我當然高興看見他們和我一樣出於良知的選擇。但是因為形勢緊張，當時皆未與他們聯繫。祖慰後來是從深圳逃亡的，行前一刻嚐給我電話。
7月我被找回到警局接收審查，順便試圖開闢從海上到越南的出境路線。這時，曾經在武漢活動而結識的王軍濤，輾轉潛入湖北，由朋友肖遠（當年著名民營大江科研所所長）負責掩藏在鄉下。肖遠委派陳漢華南下找我，我將陳安排在我租來的一個村居裡。我與一友聯繫後，香港「黃雀行動小組」派來的兩個接應人員，在湛江被捕（事見當時新聞聯播）。未幾，我的村居在半夜被省廳警察包圍，陳君被帶回武漢坐牢，我交給本局審查。若干年後，我和肖遠出獄在廣州重逢，重新根據當年各個參與者被捕的日程排查，終於基本鎖定告密者。而那時，被捕判刑十三年的王軍濤，已經經由外交努力，被驅逐到美國了。現在這些人都還活著，歷史終將大白於天下。
再說我在本局被停職審查期間，武漢住瓊追逃小組曾在審訊時與我嚴重衝突，也就此結下了樑子。當時我的局長盧凱森（一個有良知的老大學生，現已去世），被我的兩封長信打動，暗中同意我在審查期間自尋生路，本局不再追查。那時全國追逃風聲正緊，我自信故鄉土苗山寨足以容我存身；於是自駕摩托，千里單騎潛回湖北避難（此行之艱險驚恐，另文再述）而政治處皆我同事，此後亦未再為難我。
幾經死亡的山野逃亡，最後遍體鱗傷地在夏夜回到了大姐家。進屋立刻昏倒，大姐幾乎無法辨認出我；她流淚用紅花油幫我擦拭血跡傷口和滿身塵灰。就這樣我再次回到了故鄉湖北，回到了一個精密的陷阱之中。
三
輾轉回到故鄉深山小城，因家父的舊部多在當地為官，而我也曾經在該縣委工作，因此當地尚能容我倦足。次年烽火警笛漸稀，我的身份成為了利川捲煙廠的採購員；又得以自在逍遙地出入城市，採購香精、水松紙、醋酸纖維絲束之類捲煙材料。
那年的我27歲，血氣方剛猶未放下心中的孤憤。當廠裡為了方便，同意我長期駐漢工作後，我便開始公開出入並與同道聯繫了。而那時，已經知道熊召政並未逃亡，他和祖慰被登報公開開除出黨（本來就是主動退的）。對此，我當然只能相信他是勇士，是敢於留下來的革命戰友了。於是我們重新開始頻繁交往，一起使酒罵座，一起關注海內外民運的動態。
他是大哥，據他說在省作協遭到許多人的揭發和迫害，但是工資仍然照發，似乎只是不負領導之責了。我那時賃居在黃鶴樓下的一個古肆裡，他沒事便經常來我這裡小坐。他是名流，信息很多，經常告訴我海外消息鼓勵我的鬥志。我本來對此惡世並未心甘，當他提議我們應該響應海外民運，也來成立組織開展地下活動之時，我自然是一拍即合，立馬表示即刻行動。我們倆策劃，先辦一份地下報紙，宣傳民運啟蒙大眾。辦報紙要地下打字印刷所，要錢買設備且要租安全地方。他說他負責找錢，我負責找地方找人。
武漢長江的下段，有個江中孤島叫天心洲，住著一村農民。其中一家早已進城生活，祖宅老院子計劃賣出。我看中了這個地方的隱蔽和便宜，他卻說還在籌錢，希望我也幫他一起設法。也算是因緣湊合，注定我在劫難逃；就在我和他秘密籌劃之時，我多年未見的一個老兄弟阿西忽然找來了。
阿西是軍人子弟，在宜昌一個只有代號的單位做宣傳工作。他忽然跑來問我和海外民運組織有沒有聯繫，說他偷了一套秘密文件準備無償捐給他們。我畢竟是做過警察的，問他為何要這樣冒十年大牢的風險做這件事。他說他從小就想幹情報工作，又支持「六.四」，反正這個東西在他手中很危險，也許交給民運組織還能有用。我並未告訴他我和熊召政的計劃，只是對他說，你別拿來，我來幫你聯繫試試，如果需要再說。
阿西走後，我還是遲疑著把這件事報告給了熊召政。他一聽大喜，要我立即去取來。我當面應承了，但是以我的警察經驗覺得此事太不靠譜，就根本未與阿西聯繫。剛過三天，他就跑來找我問拿回沒有，我託故說聯繫了，我那朋友出差在外，暫時沒法拿到。他怏怏走了，過幾天電話約我去他家，飯後拉我到外面林蔭中密語，要我三天之內拿到那個文件，趕赴廣州流花賓館和海外民運組織來人見面交割。他要我當場默記一個電話和聯絡暗語，說一旦對上就可以交付。
我口頭答應了，回來琢磨覺得他這個安排有點可疑。因為一旦出事，則意味著他完全沒有責任，可以否定一切。聯想到當初他在海南，為了巴結一個港商，竟然出賣他多年的老朋友杜欣，最後把杜欣抓捕了半年。要不是其父是湖北前政協主席，可能刑期還會更長（此人亦健在，可以佐證）。於是我還是按兵不動，不太願單獨趕這一趟渾水。
坦率地說，那時的我雖然一邊參與他的提議和密約，一邊還是在考察他的品質和可信度。因為在湖北文壇，其聲譽原本不良，很多我們曾經共同的朋友，都漸漸疏遠了他。但是他對我一直不錯，我也很尊敬他，雖然內心存疑，但看到他能退黨，我還是更趨於信任他的。又過了十來天，他電話問我去了廣州沒有，我說父親癌症在住院，暫時沒時間去。他可能揣摩出我的猶豫原因，下午專程跑來黃鶴樓對我說——你必須去拿來了，海外來了四個人，有專家來鑑定真偽。人家等了這麼長時間，我們怎麼能一開始就失去信譽呢？那以後怎麼開展工作呢？你去取來交給我，我和你一起去廣州。
話說到這個地步，看著他斬釘截鐵的樣子，我再懷疑猶豫，那就是我的人品有問題了。於是當夜我派出一個小兄弟阿華，趕赴宜昌去幫我取一個東西回來。兩天後阿華帶回一個密碼箱，我直接拿去交給了熊召政。他讓我先回去，下午又叫我趕去他家，他告訴我，他負責帶其中的膠卷，明天出發去廣州。要我帶那個密封的檔案袋，後天趕去廣州。並約好在某個賓館的前台去找他的房間，他會和「民陣」的人在那裏等我。
四
我帶著兩個人如約趕去廣州，按他的要求在那個賓館見到了他，並把檔案袋親手交給了他，但是沒有任何一個所謂「民陣」的人。他解釋說他們暫時不見我，但是給我們一行提供了路費。說著他拿出一萬元給我，我說我們三個人來往，不需要這麼多，當場退給他三千。次日我便帶著我的人回漢了。
幾天後他回漢約我見面，說「民陣」將給我們提供一筆地下活動經費，他過幾天就再去廣州拿。就在和他見面後的第二天，我在大街上被一群便衣秘密逮捕到了寶豐路第一看守所。進去之後的輪班審訊，直接指向這批文件。我當時不知道阿西和熊召政的下落，不願出賣朋友，一直拒絕交代。但幾天之後，就從犯人之間的秘密渠道，知道這兩位也進來了。至此我仍然拒絕回答問題，警方說人家都說了，你何必頑抗。我對他們說——我也是警察，我深知我進來了早晚都會開口，而且肯定幾年出不去了。但是我必須清楚地知道我的朋友確實交代了，我再開口不遲。他們問為何要如此呢？我說我要是先招，那我以後會終生良心不安；而我選擇後招，無非因為態度問題多判我一年；我不能因為這一年而讓後半生抬不起頭來。警察多少有些憐惜我是他們曾經的同行，最後只好把熊召政和阿西蓋了指紋的交代拿給我看了關鍵的部份。然後我對他們笑道——遊戲至此結束，你們開始問吧。
我徹底交代了全部過程和動機，並公然表明我對獨裁暴君的仇視。但是我還是沒有想明白——我們到底在哪裏出了問題以致被捕的？一個月之後，秘密渠道傳來熊召政被釋放的消息，我有所懷疑，但仍然不敢堅信。我和阿西被秘密關押了一年之後，終於要開庭了。法院不准我姐姐請律師，指定了一個他們的律師來和我談話。我看見起訴書上沒有熊召政的名字，覺得從法律上完全說不過去——因為密件既非我竊，也非我送出去，我只是奉熊召政之命中轉了一下。如果他無罪，我也應該無罪，這是常識啊。我就此疑惑詢之於律師，律師皺眉苦笑說——你不是警察麼？這個你還不懂啊，自己想去吧。
我回到囚室還是想不通——雖然我熟知警局那一套特情、耳目甚至引蛇出洞之類手段，但是熊召政這樣的名流，我和他無怨無仇且視同兄弟，他有可能來暗害我嗎？我還是不能確信這一點。之後秘密開一庭，我和阿西終於無言見面。他對我說對不起，他先招了。我說不怪你，是我自己的選擇。庭上檢方的舉證終於讓我大驚失色也恍然大悟——原來根本不存在民運組織來人一說，文件也根本沒有遞送出去，就寄存在廣州的某人家裏，現在全部在庭上出示給阿西鑑定。也是在庭上我才從保密局的證明中知道，他們鑑定的密級是秘密和機密兩種，沒有任何絕密件。
我要律師代我質問為何熊召政免責無罪，而我要成為被告。律師根本不敢質問這一問題，於是我只好自己陳辭追問，但是卑怯心虛的檢方和法官，沒有任何一句回答——他們完全不碰這個話題，我只能無奈苦笑。我心中發誓，我必須終身追問這一秘密；誰知很快我就找到了機會。開完二庭後，書記員將整整一本案卷遞給我，讓我只看當庭的筆錄之後簽字畫押。所有人都到外面抽煙去了，我根本不看當庭筆錄，迅速翻閱前面的各個材料。很快就找到了武漢市公安局一處處長回答法庭庭長，關於為何不起訴熊召政的一個筆錄。
對此結果，雖在料中，但仍然如雷轟頂。我想總有一天，我會要他親口對我解釋——為何要參與對我的謀害？他會有什麼難言之隱嗎？即使在那時，我還是寧願往好處想他，認為他可能被脅迫，認為他總有一天要來給我懺悔。
五
判決下來，阿西以竊取機密罪判刑11年，我以洩露國家機密罪獲刑6年。我問法官，文件都在你們手上，請問我洩密洩給了誰？誰看見了這些秘密？造成了什麼樣的後果？他們不回答，只是勸告我們不要上訴，說這是省政法委內定的案子，上訴也沒用。我當然清楚這一套，於是選擇了儘快去監獄——與世隔絕一年幾個月了，我需要知道我那在武漢搶救的癌症父親，是否還健在人間。
1992年初春，我和阿西分配到武昌監獄，之後警方來人干預，說不能把我倆放在一起，於是勞改局又把我調到他們的直屬入監大隊——當年著名的武昌起義門55號。在這裡未久，我很快成為了二小隊的「牢頭獄霸」，官方說法叫大組長。在這裡，我終於可以見到親人和朋友了，我在心中還在暗自等待熊召政來主動探監，解釋一切。
我在勞改隊很快幫他們設計出一種工藝品，用篾條做裝飾畫投放市場。隊裡的管教統稱「幹部」，都很同情我的身世遭遇，對我十分友好。一天指導員來對我說，我看了你的檔案，你的那個朋友熊召政，現在已經是武漢著名企業家，某高爾夫俱樂部的董事長。我帶你去找他，請他幫我們買一點這些竹畫吧。
其實那時已經有朋友告訴我，他正和湖北第一太子合作成了富翁。我當然想去看看他究竟對我如何解釋，於是就同意了。指導員帶著我第一次上街，找到了他的寫字樓。但是他不在，秘書打電話給他，我平靜地向他說明來意，希望一見，他支支吾吾託詞說很忙，但很爽快地叫秘書立刻付款買下了我背去的20幅竹畫，成交額一共400元。
他再也沒有出現，而我開始漫長的等待。在艱難地熬過四年半之後，我終於活著提前出獄，而父親則已病逝半年了。母親陪我住了十天，之後跳江自殺（詳見拙作《江上的母親》）。我決定離開武漢這個傷心之地前，計劃最後一次去找熊召政——我想再給我們自己一次機會，我還是不想從此結下深仇，最後覆屍二人流血五步。
我打探好了他的豪華辦公室和手機，親眼看見了他從凱迪拉克下來進去，然後給他電話，告訴他我已到門口，只想見一面就走。他明顯驚慌地說，好好，那我讓秘書來接你。半晌秘書出來，把我帶進了他的豪華大班台前對坐下來。秘書司機等人流連在屋，不肯出去。我知道他怕我行兇報復，我苦笑說我只是來看看你，一別五年，聽你敘敘別況吧——我在給他最後陳述的機會。
他叫秘書給我拿來了一個盒飯，故作神秘地對我低語說——我出來了一直還被他們監視著的，你看外面坐著的那幾個人，就是警局的便衣。我看他完全沒有任何解釋和道歉，反而還想嚇唬小孩。只好對他說——既然這樣，那我走了，你好自為之吧。他尷尬地送我到門口，強行給我衣袋裡塞進一摞錢，然後關上了他的鐵門。
我揣著他賞的1700元人民幣，終於踏上了異鄉之路。我們再也沒有相問相見，直至十幾年後的今天。
六
十幾年來，家破人亡，我獨自放逐在這個叫做祖國的土地上，從來沒有選擇出境或者流亡。我要遠遠地看著他發財，遠遠看著他四處打點以獲矛盾文學獎，看著他這個被開除黨籍的人，竟然再次苦苦地去競爭省作協副主席的爵位。我甚至還將看著他以民主人士身份去爭當全國政協代表，去出席這個黨的各種會議。最後，我將看著他慢慢地死去，他比我要老得多，他一定會死在我的前面。
當然在這個國家，還會有各種意外——也許我會走在他前面。但是寫完了這一篇文章，我就不怕也無憾了。因為至少他不敢在我身後，再來歪曲歷史，甚至再來懷念我們曾經的戰鬥友誼——因為他竟然好意思在他出版的舊體詩集裡，還保留著贈送給我，讚美我「白眼青錢不受封」的兩首律詩。
他和黃苗子馮亦代一樣，都是著名的文人，一樣的風雅和風度十足。他們在這個邪惡的國度，似乎也吃過虧，但最終是佔盡風流。我會嫉妒他嗎？不會。因為我比他活得輕鬆自由，活得毫無歉疚和罪惡感。我不敢想像他的每個深夜，捫心自問時是否有過汗顏，獨自在途時，是否有過恐懼。我等了十幾年，想看看這個天天寫文章的人，是否會寫一篇我們，是否會暗示一點歉意。哪怕只有一點，像馮亦代那樣一點，那我也許還是會原諒。
因為我知道要譴責總督而不只是詛咒猶大，我知道強權體制決定的人性卑劣有時情有可原——我就是從那裏走出來的，無論警匪兩道，我皆不陌生。但是當一個人欺騙了他的至交，竟然毫無愧怍之時，我確實做不到埋下斧頭放棄仇恨。兩月前，章詒和大姐知道馮亦代的事之後來信說——我淚流不止，我想到了你的受騙。但你時間短，而我們一家人卻是被騙了一輩子。我不會沉默，除非殺了我。
她很快做到了，她將那些道貌岸然的君子綁上了恥辱柱。我深深地理解支持她，對於那些批評她沒有恕道的人，我只想問——你們可曾有過這樣的疼痛？在這個國家干髒活並不稀奇，但是幹了你要承認，你要主動道歉。你連起碼的良知和歉意都沒有，憑什麼歷史要對你寬恕？別人受罪你受賞了，你就該主動靈魂下跪。
我已經被審判過一次了，總有一天，該輪到他來面對末日審判。如有人質疑我上述不實，請耐心等待一切解密的那一天，一切都在案卷裡記錄著，就像東西德國合併後那樣，到時人人皆可查閱。如果熊召政願意起訴我誹謗，這次，我應該有權和他對簿公堂了——那將是我最高興看到的一個時代和一天。
我等著，冬天已經到了。後面的話，我無須再說。
最後我要重複前人的話說——在一個邪惡的時代，我無意做任何英雄；我只是憑著良知，做了我該做的事，受了我該受的罪。謹以此文祭告我含恨死去的父母！謹以此文紀念「六.四」死去的無數冤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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