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峰:紀念「四‧二五」
【大紀元4月22日訊】近代的中國值得紀念的日子似乎越來越多,直到只說一個數字,就能像一個成語一樣意味著一個故事,一段歷史。遠的像甚麼「五四」,快九十年了,人們還不依不饒的研究著。近的像甚麼「四五」,其實是人民大眾不滿中共「文革」爭權奪利的傾軋、置國家於危難的借題發揮。至於「七七」,「九一八」則是中國人的心頭之痛。
這些日子無一例外成了中共「偉光正」皇冠上的「璀璨珍珠」,甚麼領導了「思想啟蒙」,領導了「全民抗日」;即使像七六年「四五天安門事件」,明明是全國性的群眾抗議中共文革,先被說成是「反革命」活動,之後又被美化成擁護某某領導人的運動。翻手雲,覆手雨。人們好像也習慣了,日復一日。
可就在這日復一日中,一個讓中共再也無法指鹿為馬、翻雲覆雨的日子悄然來臨了,一九九九年的四月二十五日,約一萬名中國法輪功學員匯集到北京中南海,依據中國憲法所賦予的權利和平上訪,希望當時的政府釋放被非法抓捕的天津法輪功學員,給法輪功學員一個寬鬆的修煉環境以及合法出版法輪大法的書籍。這不過是一些作為公民應有的基本權利。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朱鎔基及高層官員與法輪功學員代表進行了會談,法輪功學員們自始至終秩序井然。當問題得到基本解決後,學員們於當晚十一點半平靜的離開,同時清理了周圍的環境,使這一因天津暴力事件而引發的和平上訪事件得到了合理解決。
當一萬來人走向中南海旁邊的國務院信訪局,人數眾多不得不沿中南海的圍牆站立,他們沒有標語,沒有口號,沒有人指揮,甚至沒有嘈雜,更沒有留下垃圾。這是一群普普通通的中國人,有學生、農民、工人、軍人、公務員、城市市民,年齡從少到老;他們來自北京、天津、北京周邊的省市,或步行,或騎車,搭公共汽車、火車而來。他們走的時候像春雪融入大地,無聲無息。文革培養的大鳴大放、口號震天都沒有了,取而代之的是祥和安靜的守候。
民眾對政府有一定的訴求,不論出現在甚麼地方,政府都要考慮如何順應民意。更何況,法輪功群眾上訪的訴求不過是不要干涉他們按照「真、善、忍」做人、修心健體。那標榜幾個「代表」之徒,在老百姓基本的生活要求意見面前,就不再代表了,更別說體察民情。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由此看來,幾個「代表」不過是裝飾氣球,不是在一聲空洞的「叭」聲中破裂,就是蔫成霜打的茄子。
人們和平的請願是善意的,是希望和政府達到某種程度的溝通。可是到了七月二十日,也就是「七二零」,一場鋪天蓋地的風暴,在中共的操縱之下,撲向這群普普通通的百姓,之後的慘絕人寰的迫害,讓人目不忍睹:以「莫須有」罪名投入監獄、勞教所,毒打體罰和精神上的虐待,迫害致死的法輪功學員有名有姓的就達幾千人,更加令人髮指的是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的人體器官販賣。中共把人性中的惡發揮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
國人對中共的邪惡手段是了解的,從一九四九年以來,以殺人為目的的運動一個接一個,鎮反、三反、五反、反右、大躍進、四清、史無前例的文革、六四,太多太多。有人統計,一九四九年以來被中共迫害死亡的中國人達八千萬。一場五十年代末的大飢荒致死三千萬,人們餓死都不敢造反,由此可見中共統治之恐怖。難怪中共領導人得意洋洋的說「中國人民是最好的人民」,這分明是惡狼對羊羔美味的讚賞,食人魔對獵物的誇獎。在中國生存下來是一種僥倖,這一場場運動只是魔鬼季節性轉換獵場的狩獵,即使貴為國家主席,或普通平民都難以倖免。
國人真的無可逃避嗎?當張志新被百般凌辱直至處死,她的孩子猶如劫後殘生;當林昭被槍決後,她的母親被索要五分錢的子彈費時,讓人倍感「中國人民是最好的人民」封號的恥辱。
就是在一九九九年「四‧二五」之時,當中共再次舉起屠刀,一批不再屈辱苟活的法輪功學員走了出來。中共曾發誓「三個月內鏟除法輪功」。九年過去了,有名有姓被中共迫害死於監獄、勞教所、公安局、派出所的法輪功學員已達數千,但卻阻止不了法輪功學員們不斷的走出來講清真相。長春劉成軍、劉海波、侯明凱、李淑芹、李容(音)、劉義、沈劍利等法輪功學員在邪惡壓力下義無反顧,為大眾插播法輪功真相,最後被暴力迫害致死,而劉成軍、劉海波、侯明凱他們,只是千千萬萬法輪功學員中的一例……。「四‧二五」翻開了中國人新的一頁。
「四‧二五」過去十年了,中共三個月消滅不了法輪功,而覺醒的大陸民眾也越來越多,中共一天不放下屠刀,十年前「四‧二五」所展示的堅持信仰的和平抗爭就一天不會停止。
和平結束暴政是有先例的,當年印度的聖雄甘地正是通過發起「非暴力」的公民不合作運動,使印度和平擺脫了英國的統治。堅持信仰,和平抗爭,「四‧二五」所帶給國人的是全新的精神力量和光明的希望。紀念「四‧二五」是因為法輪功學員把這一日在中共血紅的日曆中塗成了金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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