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22日訊】看網上消息，東莞千餘男童被拐，開始我還以為是網上的誇大其辭，可是，後來平面媒體也報導了，而且還附有大幅照片，百餘對失去孩子的父母走上街頭，沿途派發尋人啟事，打出「懸賞1000萬買回愛子」的標語。據很多家長稱，自2007年起，已經有過千名男童遭拐帶，失蹤地點遍及東莞各鎮。雖然說，當地政府認為，家長們報稱的失蹤的兒童數量有些誇張，但幾百人肯定是有的。

如此規模的兒童被拐，說明在東莞這個地方，誘拐（據說還有明搶的）兒童，已經成了一個具有規模的產業——一個黑社會的產業。這樣的黑社會產業，在清末到民國年間，是相當發達的。一個社會轉型期，往往伴隨著黑社會的成長，黑社會跟正常社會一樣，需要產業來維持生計，一般來說，做土匪強盜打家劫舍，並非黑社會的「正道」，因為這種行業，比較容易暴露，招致政府的圍剿，他們的「正道」產業，一般是黃、賭、毒，除了這三樣，詐騙和拐買婦女兒童，也是其中的大項，那時候，拐買兒童被稱為「拍花」，被傳的神乎其神，說是可以用迷藥把人迷住，使其自願跟著拐買者走，但更多的可能只是用迷藥把人迷昏，方便行劫。

一般來說，在那個時代，拍花的人，多半是有組織的，盯梢、行動、轉移、銷贓一條龍，甚至很多地方還存在有地下的「人市」，拐來的兒童，統一交由人市的黑社會老大銷售處理。在任何時代，都存在這樣的市場，沒有兒子或者兒子少的家庭，需要男童，因此，男童的生意比較好，女童也有銷路，一般是買來做婢女，或者養大以後賣給妓院。在清末的時候，拐買兒童的惡謚，有時候也被按在西方來的教會頭上，但最後核實的結果，會發現其實都是黑社會為了轉移目標，製造的謠言。

社會形態比較固定化的時候，黑社會往往不會很發達，因此，拐買兒童的也比較少見。前現代的城市，政府對于街坊居民的管理比較嚴，而農村社會，存在各種鄉社組織，宗族組織，基本屬于熟人和半熟人社會，連走街竄巷的手藝人和藝人，都臉熟，給流民社會留下的空間不大，如果有幫會和秘密宗教組織敢於做拐買兒童這種傷天害理之事，那麼，很快會招致民間社會大規模的討伐和打擊。但是，到了近代的轉型時期，現代城市的擴張，大量農村人口湧入城市，新興的城市沒有原來的維系模式，大量流動人口，也使得政府原來那套固定化的居民管理模式失效，城市和集鎮，流民大幅度增加，農村原來的鄉紳和宗族自治的結構，也遭到破壞。結果政府和社會兩方面，對於人口和社會管理，都逐漸處於脫序狀態，因此，給黑社會，留下了大量的空間。事實上，在清末到民初，中國的幫會和秘密宗教，一度佔據了社會的小半江山，上海的幫會老頭，被人稱為「聞人」，活躍在社會各個階層，政府也不得不依靠他們來維持秩序。直到抗戰前夕，這種情況才稍有好轉，政府對於非固定化的人口管理，有了一點門路，但這個過程，又很快被日本侵華所打斷。

我們現在所處的環境，至少在人口於社會管理方面，跟清末民初有些相似，都處於轉型的當口。改革前，所有人都身屬一個單位，或者工廠街道，或者農村公社，政府習慣於固定化的管理方式，戶籍、居住地，工作地點，大體固定，按圖冊、按地點，按單位索人，大體跑不了。改革以後，尤其是1990年代以來，新一輪的城市化工業化的浪潮，帶來大規模的人口流動，而那種從原模式中衍生出來的收容管理辦法，由於弊病過大，經過孫志剛事件之後，不得不退出歷史舞臺，連帶著暫住證管理制度，也受到衝擊。我們的城市管理者，包括珠三角這樣高度工業化的農村地區，還沒有學會像西方發達國家那樣，動態地管理人口，舊體制下的戶籍制度，也部分阻礙了管理上的進步。因此，在治安管理和人口管理方面，像東莞這樣一些地區，的確處於相當混亂的狀態，為黑社會的滋生壯大，留下了空間。東莞如此大規模的兒童走失，說明珠三角地區黑社會的這一產業，已經具有相當規模，「從業人員」，人數眾多，而且組織嚴密（其他地區，也有抬頭之勢）。由於改革以來先富起來的人比較多，很多不甘於遵行現行的一胎化的人口政策，於是，兒童，尤其是男童的市場需求增加，也促進了這一罪惡產業的發展。

不消說，這種黑社會產業，無論從那個角度看，都屬於罪孽深重的犯罪，應該加以嚴厲打擊。但是，真正想要打擊奏效，絕非簡單加強警力可以實現，必須伴隨城市管理體制改革，回到從前，已經不可能，不要讓計劃經濟時代留下的固定化的戶籍制度，成為人口管理的障礙，實現居民一體化，落地即可獲就業、租購房即可得到當地居民身份的轉變，同時完善我們的金融、社保、醫療體系，使大多數狀況下的人口流動，處於可以追蹤狀態。這種狀態下，黑社會也許無法完全根除，但至少可以控制一定範圍內，拐買兒童這樣的惡罪，也就可以控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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