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2日訊】印度總理曼莫漢‧辛格(Manmohan Singh)向英國《金融時報》表示，民主國家比一黨制國家更有希望將經濟改革堅持下去。

作為印度市場自由化的建築師和受尊敬的經濟學家，辛格認為印度這個世界最大民主國家更有可能取得長期勝利，相比之下，中國這個在共產黨統治下增長迅速的大型經濟體具有潛在脆弱性。

辛格表示。「但長遠來看，我更看好印度作為一個正常運轉的民主國家對法治的承諾。我們的體制行動緩慢，但我相信決定一旦做出，便能更加持久。」

目前，在全球經濟政策的辯論中，中國正承擔起新興市場領導者的角色。辛格的言論是在暗中提醒，中國缺乏參與全球政策辯論的一個關鍵資質——民主體制。

中國和印度的對比是這些年的「顯學」，從經濟發展和政治層面都有不少交鋒，總的來說，中國輿論似乎保持著某種對印度的優越感。不知道印度總理這番罕見的對中國政治的批評將引發什麼樣的輿論反應。也許外交部發言人秦剛會義正詞嚴的抗議（他還能做什麼呢？），也許民族主義思維的網民會感到難過以致在網絡上罵人，不過，這些慣常的反應只能傳遞缺乏自信的政治心態。我希望中國的政治家們，不要被廉價的被冒犯感所俘獲，而試圖去理解並充分重視印度總理的評價背後的邏輯。

其實，目前中國面臨的經濟危機再次印證了民主和經濟發展的高度相關性。和中國的政治體制匹配的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高度依賴出口和投資驅動，而國內消費嚴重不足。國內消費佔比只有40%不到，大大低於歐美發達國家，也低於印度。中國內需不足，表面上可以有各種各樣的解釋，比如醫療教育養老等政策不足，城鄉二元結構，收入分配不公平等等，甚至可以扯上勤勞節儉的文化傳統等等，但是誰都不能否認政治制度的基礎性作用。正是因為民主制度的缺乏，使得城鄉二元結構可以長期存在，使得社會首次分配無公平可言，使得國家可以控制大部分財富，可以強制壓低勞動力成本來使得出口優勢，公眾對於未來缺乏安全感等等。

這次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歐美國家實體經濟收縮直接影響了中國的出口，從去年10月以來，中國的出口開始負增長，中國原來的經濟發展模式無法持續，但是由於上述制度性因素的存在，居民消費不可能大幅增長，中國經濟的脆弱性顯露無遺。而印度雖然也受到經濟危機的衝擊，但是其經濟結構相比中國有更強的對抗危機的能力，因此，辛格提到的中國經濟的脆弱性並不是無中生有。其實，沒有民主制度的經濟發展的脆弱性在10年前東南亞金融風暴中已經暴露無遺，印尼就是最好的例子。

再以應對經濟危機措施來看，表面看來中國決策層可以雷厲風行，繞開了民主制度下複雜的程序約束，迅速推出4萬億，10大振興規劃等諸多救市措施。但是迅速推出的措施往往忽視了現實經濟中複雜的條件約束和利益平衡。實際執行起來會來回拉鋸。倉促推出的4萬億政策包已經多次修改，而10大振興規劃雖然宣佈，卻遲遲無法推出執行細則。

更為嚴峻的是，這些政策的實際後果可能與應對經濟危機的初衷背道而馳。現在一個比較普遍的擔憂就是中國政府推出的這些救市措施不但沒有改善中國經濟結構的作用，反而是強化了投資驅動的畸形經濟增長模式，為未來經濟埋下更多問題。

在一個民主制度下，利益相關方會充分參與博弈，而言論自由帶來的社會理性化程度也使得重大公共決策出現失誤的概率降低，因此辛格總理說—他們體制行動緩慢，但是決定一旦做出，便能更加持久—其實也是基本的常識。在公共決策中，雷厲風行並不是一種美好的品格。

一個非民主體制往往把經濟增長當作其統治合法性的來源，而經濟衰退則牽涉到政治結構的安全，因此經濟週期性危機是其不能承受之重。因此面對危機時候往往過度緊張，應對危機的措施也往往只重一時之功效，而無視經濟發展的規律，從中長期來看，必將造成資源配置的重大扭曲，不可能真正的成為新興經濟體的領導者。

──轉自溫克堅博客(//www.dajiyu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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