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15日訊】近日，北大司法鑑定室主任、精神病學專家孫東東「精神門」事件引起全國轟動。孫在接受《中國新聞週刊》採訪時表示，「對那些老上訪專業戶，我負責任地說，不說100%，至少99%以上精神有問題。」孫並稱，上訪者反映的問題實際上都解決了，「甚至根本就沒有問題。」

孫東東受到一邊倒的批評不令人奇怪。2004年的一項調查顯示，上訪案件中，8成以上是有道理或有一定實際困難應予解決的，但實際上通過上訪解決的問題只有千分之二。上訪大省遼寧的高官承認，進京上訪者90%以上是有理上訪，上訪者中年齡最大的82歲，上訪時間最長的達三四十年，95%是老上訪戶，上訪案件中有三分之二為涉及司法機關的案件。

上訪必有冤，上訪重重難，這可以說是中國社會的基本常識。孫東東作為堂堂北大教授，對那麼多的冤假錯案視而不見，反倒落井下石，顯然不是專業知識或治學態度問題，而是職業道德問題。

孫東東的無良表現，已經不是第一次。在三鹿毒奶事件曝光之後，孫大言不慚的說，「目前我們國家市場銷售的奶粉絕大多數保險，三鹿的這次事件應該是意外事件，偶發的，不屬於群發事件，所以我想大家也不用過於擔心。」「從目前來看政府處理上沒有什麼疏漏，企業這次也很主動承擔責任。」孫對當局的維護，可謂至誠至敬，體貼入微。如今，毒奶事件不了了之，三鹿責任官員異地高升。這時，卻再也不見孫東東出來評說。

如果認為孫東東這樣的言論只是個案，只對孫個人進行批評，無疑是不夠的。正如網友所說，孫東東這樣無良的專（磚）家不是第一個，也不會是最後一個。為什麼像孫東東這樣的專家學者，甚至曾經是很有正義感的人，走到今天這種無良的田地，是值得人們反思。如果說孫東東現象有什麼正面意義的話，也許就在於它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機會，去反思問題存在的制度根源。

人們如果不健忘的話，大概還記得2003年薩斯（非典）疫情爆發的時候，時任衛生部長張文康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的中外記者招待會上表示，「我負責任地說，在中國工作、生活、旅遊都是安全的。」張是位御醫，也是醫學專家，都同樣的「負責任地」在人命關天的問題上說毫不負責任的話。

「負責任地說」是一句官場流行的話，背後反映的是一種蠻橫無理、強詞奪理的心態。2007年歐盟專員曼德爾森在國際食品安全高層論壇批評中國的食品安全，外交部發言人秦剛在隨後的記者招待會上說，「中國政府高度重視食品安全和產品質量問題……中國產品質量的合格率近年來一直保持在99%以上。我們可以負責任地告訴大家，告訴世界各國的消費者，中國的食品總體上是安全、可靠的……我們的食品還有0.2%的問題，我們會付出100%的努力來解決這不到0.2%的問題。請大家相信，中國政府的態度是非常堅決和明確的。」

那時，著名作家周勍《民以何食為天》一書已經出版，報告內容觸目驚心。在中國社會，食品污染、毒化幾乎無處不在，吃的豬肉是用有毒的瘦肉精催發的，麵粉有添加劑，水果有催熟劑，甚至馳名中外的鹹魚和泡菜的泡製，為了製作便利居然使用了劇毒的「敵敵畏」……。食品安全高層研討會上專家指出：中國每年實際發生食物中毒例數至少在200萬人，約三分之一人的癌症是吃出來的。廣州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長、工程院院士鍾南山2004年警告說，廣州很多疾病發病率快速增長，皆和食品安全有很大關係，並預言50年後廣東大多數人將喪失生育能力。面對這樣慘不忍睹的現實，秦剛卻能對著全世界說出什麼食品99%合格的「負責任」的話。不到一年，毒奶事件爆發，中國奶業全面淪陷，逾百萬上千萬的嬰兒受到嚴重的健康威脅，秦剛卻再也不「負責任」了。

孫東東、張文康、秦剛式的「負責任地說」，背後依恃的都是專橫的權力。對這些人的話，民間沒有同等的話語機會來進行駁斥，沒有充足的資源與能力進行實際的調查，即使有了調查結果，也沒法對獨裁的權力進行約束與糾正。相反，當局卻有足夠的法子來證明他們的「負責任」，譬如把不滿的人扣上「反黨」、「反政府」的帽子，把訪民送入精神病院，把外界批評抹黑為所謂的「反華」。

2001年前中共黨魁江澤民接受《華盛頓郵報》採訪，被問到一個華裔學者被中共當局羈押的案子，他回答到：「如果他們受到某種法律程序的處分，那就表示他們一定在某種程度上違反了法律。」

今天已經沒有人會相信中共的「偉、光、正」，但在那些官員的思維與話語裡，卻無時無刻不透露出「偉、光、正」的心態。誰被抓了，誰就是違法了，誰堅持上訪，誰就是「精神病」。在這樣一個權力遮天、信心滿滿說謊成精的制度下，正直的學者必然步履維艱、受盡腐蝕與壓迫，出賣良心的人則左右逢源、步步高陞。這是一個埋葬良心、顛倒善惡的惡地。期望那些被利益收買的磚家保持高風亮節，何其難也。

正如有評論指出，在一個表面上「以人為本」實質上不把人當人的國度，在一個講真話、談真相要冒極大風險的國度，在一個權錢聯姻、無所顧忌的國度，道德底線、法律底線被挑戰、被突破，就是一件尋常事了。無良專家的問題，實際上是一個制度性問題。要解決這個問題，首先必須解體中共，建立一個真正的法治化社會，專家學者們才能真正享有說真話、保持獨立人格的機會。

不平而鳴，乃人之天性。在一個不公的社會，人人都有可能成為異議人士、成為訪民，而在以「精神病「治國的暴政之下，人人都面臨被送入精神病院的危險。因此，結束暴政本身，才是真正的出路，對普通百姓如此，對高官學者亦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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