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14日訊】(希望之聲《橫河評論》節目)橫河：各位聽眾大家好，我是橫河。今天我們和大家討論一下，最近引起廣大民眾和媒體關注的一個事件，就是北大的教授孫東東說：「99％以上的老上訪專業戶有精神問題。」就這個問題我們來和大家討論一下。

這個事件最早的時候，是由北京大學的法學院教授孫東東，在接受中國新聞週刊採訪的時候，談到了關於中國上訪戶的問題。題目叫做「孫東東：把精神病人送到醫院是最大的保障」。新聞週刊援引孫東東的話說：「對那些老上訪專業戶，我負責任的說，不說100％，至少99％以上精神有問題，都是『偏執型精神障礙』。

這個文章出來以後，引起了訪民和整個社會的震動。很多訪民到北大他的住所，到很多地方去，要討個說法。很多訪民現身說法，以自己的親身經歷來證明他們上訪是不得已，是因為他們的權利，最基本的權利：生活的權利或者家人的權利被徹底剝奪，而他們沒有辦法去跟任何人討公道，所以只能到北京去上訪。

後來孫東東出來說了一段話表示歉意，但那個嚴格的說不能算道歉。整個這件事情出來以後，引起網民的熱議。輿論界也廣泛的對孫東東這番講話進行了批評。

孫東東講這個話，他不是一般的人，他有一大堆的頭銜，所以他講出來的話就和一般人所講出來的話不一樣。這個人我看了一下，他的頭銜非常之多，大概分成三類：一類是屬於學術上的頭銜；第二類屬於醫學上的頭銜；第三類是法學上的頭銜。

關於學術上的頭銜，他是北京大學法學院的教授，這是一個最主要的頭銜，當然還有其他的。在醫學上他本人學的是精神病學，後來他自己轉到法律這方面去了，但是到目前為止並沒有看到他在法律方面有任何學位。結果，不知道怎麼就變成司法精神病學方面的專家。他在衛生部，中國衛生法學會，還擔任一定的職務，在中國醫師協會也擔任一定的職務，這是在醫學方面的。

第三個就是法學方面的，他除了是法學教授以外，他還是北京大學司法鑒定室的主任，同時又是司法部和人事部全國司法鑒定人資格考核領導小組的成員。也就是說他不僅自己能夠做司法鑒定，全國的司法鑒定人要通過考試的話，都必需經過他的審核。也就是說他的這種觀點，不僅會影響到他個人，也不僅會影響到現在的司法界，他還會影響到將來的司法界。現在想去從事司法鑒定工作的人，都要受他的影響，所以這個問題就很大。

孫東東這一番話，事實上他是沒有任何根據的。據統計現在全國，沒有一個準確的統計，全國的上訪人數大概是在1千萬左右。這1千萬人當中，孫東東做過多少人的診斷，做過多少人的鑒定，肯定他不會超過千分之一。1千萬人的話，他可能做1萬人的鑒定嗎？不可能。所以他這個說話，是沒有任何醫學基礎的，沒有參考任何診斷標準，沒有進行任何醫學鑒定。他這是完全不負責任的。但是為什麼他會這樣說呢？那我們就來分析一下，他有什麼理由這麼說。

首先我覺得要說明的一點是，在中國的政治生活當中，在歷史上對於持不同意見的人；或者是領導不喜歡的人；或者是像類似於這樣訪民的，早期都是用政治上面的定罪，比如說反革命罪或者是顛覆國家政權罪；或者是擾亂社會治安罪，是在政治上定罪。

但是現在有這麼一個趨勢，就是把它變成精神病定罪。一般的，如果說持不同政見，或者是和政府有不同觀點的話，那麼他坐牢也好、被勞教也好，在同一群人當中或者是在跟他觀點相近的人當中，或者普通的民眾當中，都不認為這是一個可恥的現象或者是都不認為這是一種不好的事情，至少他是為他自己的信念，為他自己所追求的東西在堅持。

可是如果把他變成精神病的話，那麼在社會上就劃了一條線，人們認為這是一種病態，人們就不僅不能去支持他，不能去追隨他，相反的要和他劃清界線，因為沒有人願意把自己劃到病態這一部分去。這個人他一旦被送到精神病院以後，他在坐牢的時候或者是勞教的時候，那種精神上自我的支持就被擊垮了，不僅是在精神上被擊垮了，而且是被藥物擊垮掉。

根據孫東東在這篇文章裡面談話的解釋，他說：老上訪戶都是屬於「偏執型精神障礙」。他說「偏執型精神障礙」屬於需要強制的一類。他說堅持某一觀點不放，這一觀點就是精神病的妄想症狀。當然這種說法，他是毫無根據的。

他把這些人打成精神病，可不是從今天開始的。也就是說當訪民非常憤怒的時候，在指出孫東東要對此負一切責任的時候，實際上孫東東只是不過說出了在中國大陸存在了已經很久很久的一個事實，而不是今天才出現的。

為什麼他會說出這樣的話來？並不是說他一時口誤或者是一時不當心或者是被人家理解錯誤了，都沒有。因為他作為一個精神病的專家和作為一個法學的專家，他對這個內情瞭解比所有的訪民、比絕大部分的人都要瞭解的多。在孫東東他這個領域裡面，作為他們這方面的專家，他們是長期把不同政見者或者是不同信仰者是作為精神病來對待的，而且確實也做過精神病來治療的。所以在這種情況下，他只不是脫口而說出了一個事實而已。

中共迫害政治對手，用精神來控制的話，這已經是有很長的歷史了。我認識一個人，這個人現在在德國，他叫王萬星。在1992年的時候，他因為試圖拉開一條橫幅，要求共產黨為六四事件平反，被關押，當時就被診斷患有偏執狂，被關在精神病院13年。王萬星出來以後，曾經詳細的描述了精神病院，他自己和其他人遭到殘酷對待的例子。其中有一位就是一個上訪者，因為他一再的上訪，所以就被送到了安康醫院，那麼這個人在醫院裡面就被灌食灌死了。

這個安康醫院是怎麼回事呢？這也是中國的特色。在中國的公安系統裡面，公安局自己開的醫院叫做「安康醫院」。它原來自己沒有醫院就把地方的醫院收編過來變成公安部所屬的醫院，就是安康醫院。這個安康醫院在全國各地都有。這個醫院就專門收置所謂的精神病人。

你想一想看作為一個公安局，它是一個執法機構，它內部要設置安康醫院做什麼？要設置一個精神病院幹什麼？也就是說公安局把普通的老百姓關起來，除了關在勞教所以外，除了把他們送去判刑以外，公安部門內部還有一個懲罰的機構，就是精神病院。在公安系統裡面這已成為了一個常規了。

再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楊佳。大家知道楊佳當時被抓起來審判的時候，說楊佳的情況最瞭解的應該是楊佳的母親，可是楊佳的母親卻失蹤了很久一直就找不到她，最後才發現被抓起來關到精神病院去了。這個例子大家都知道，也就是說楊佳的母親，是被當局以精神病院作為一個工具來進行迫害的，把她關到精神病院裡面強制治療去了。

在過去的10年當中，精神病院被廣泛的用於迫害法輪功學員，這個已經成為國際社會長期以來關注的一個重點對象了。在海外有一個叫做「中國精神衛生觀察」，是由各方面有關人士，包括很多人權人士和精神病方面的專家，他們在中國大陸收集了很多很多這個案例，就是怎麼樣把法輪功學員關到精神病院去進行迫害的案例。

另外，總部在美國的追查國際也進行過一次調查，從明慧網上公佈的消息，大概截止到2004年4月底，當時已經確認了有961名法輪功學員死於當局的迫害。在這961名當中就有15名死難者，他們的直接死亡原因，就是被強迫注射或者是灌食多種破壞中樞神經的藥物所致的。也就是說是被精神病院或者按精神病人治療致死的有15名。當時估計至少有數千名，可能有5到6千名法輪功學員，曾經被關押在精神病院強迫治療。

當時追查國際調查了4個省，北京、山東、河南、河北省，對這4個省45家醫院的42家精神病醫院和科室進行調查，其中有38家明確的表示在過去5年當中，就是從2004年之前的5年當中收置過法輪功學員，占接受調查醫院的百分之九十。

在這其中，公然宣稱這些法輪功學員是沒有任何精神病症狀的，把他們關進來就是為了轉化他們，這樣的精神病院，公開承認的就有25家。

其中被迫害致死的案例當中，有一個引起國際關注的就是山東淄博的一個電腦工程師叫蘇剛。當時路透社在2000年6月18日，報告了蘇剛怎麼樣被迫害致死的。他就是被強制送到精神病院而且一再的注射藥物，純粹就是由於注射藥物而導致死亡的。

從2000年開始，世界各大新聞社，法新社、路透社、美聯社等等都不斷的報導法輪功學員被關進精神病院和戒毒所的案例，由於這個案例特別多，所以後來世界精神病學會在東京開會的時候和中國精神病學會達成了個協議，就是由世界精神病學會到中國大陸去，獨立的進行調查，調查法輪功學員受到精神迫害的情況。

這個計劃已經得到雙方的同意了，結果就在他們臨行之前，2004年4月份原來準備去了，就在這之前3月26日中國精神病學會有一個主席寫了一封信給他，就說他們的原計劃，就是原來規定世界精神病學會可以到中國大陸不受限制的調查，這一條不能做到。就是世界精神病學會他們要有限制的只能去參觀中共當局指定的醫院，而且在有人全程監督的情況下，由於這個要求，世界精神病學會拒絕再去進行調查。因為世界精神病學會他們去調查寫出來的報告，是要由世界精神病學會來負責的，而這個報告顯然是受到中共當局的干擾，這個調查一定是不準確的，不徹底的。所以他們不能夠去。於是最後就沒有成行。那也就是說，把法輪功學員作為一種信仰迫害的工具，不僅是廣泛存在而且引起國際社會的注意。

那麼這是在中國大陸。事實上中共迫害人權、迫害持不同政見者、迫害信仰人士，用精神病院並不是它的創舉。世界上用這個用的最多的都是社會主義國家，最早系統性的將精神病院用於迫害異己的是蘇聯。早期在列寧時代，列寧就曾經把當時政治局裡面的好幾個政治局委員，不同意他的觀點的人，一起送到精神病院去。

後來到了斯大林時代，蘇聯有一個有名的精神病醫生叫巴甫洛夫。他就根據當時精神病學發展當時的所有方法，總結出了一套如何用精神病學研究出來的方法來對病人進行一種治療，讓他放棄他政治上的信仰，而改變他的政治觀點。這種方式後來把他叫做「洗腦」。朝鮮戰爭時期這種方法被廣泛地用於給美軍戰俘洗腦，西方人對洗腦這個詞就「Brainwashing」，就是從朝鮮戰爭的時候對美軍戰俘所使用的精神病手段，才出現這個名詞，這個名詞就是這樣來的。

到赫魯曉夫的時代，赫魯曉夫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話，他說：蘇聯境內沒有不贊同蘇聯共產黨的人，沒有不贊同蘇聯共產主義制度的人，而只有精神病患者。也就是說在蘇聯境內，只要你不同意共產黨的觀點，你不同意共產主義制度，你就是一個精神病患者，就可以把你送到精神病院。

再另外一個所謂社會主義國家，就是古巴。古巴採用比較多的方式，就是用腦手術的方式，就他們用手術切除腦的一部分，使這個人從此以後就不能再去想這些政治的問題了。就說把他們治療好了。這種腦手術的方式，也是在精神病的治療方面的一種方法，那麼在古巴，把他用於政治犯。

講到孫東東所談到這些問題，因為他本人就是司法界的權威，所以我們就要談一談，把正常的人，把訪民，把不同信仰者，說成是精神病者，在法律上有些什麼問題？

根據孫東東的講話裡面，講到了說是根據刑法的規定，只有公安機關有權收置這些精神病人進行強制治療。所以他說把需要強制治療的精神病人關起來，是對他人權，也是對其他人的人權最大的保障。這是他說的。那麼也就是說，是不是在中國法律上允許這樣做。

事實上，在中國，現有的法律條文裡面，刑法當中的規定非常含糊，刑法當中說的是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認，或不能控制自己行為的時候，造成危害，經過法定程序鑒定的不負刑事責任。但是應該責令他的家屬，或者監護人，嚴加看管和醫療。就這一句話有關係的，「在必要的時候，由政府強制醫療」，就這麼含糊的一句話，竟然就在公安部內部設置了安康醫院，在全國各地設置了安康醫院。廣泛的把民眾關押在安康醫院的精神病院裡面。

為什麼在法律上面這麼的不清楚？中國精神衛生法，早在1985年，就開始討論要立法的問題。就是說怎麼樣用法律來規範精神病人的診斷、治療，一整套的處理方法吧！到了現在，二十多年過去了，居然還沒有立法。今年在3月份的時候，才有一位人大代表告訴大家說：現在中國的精神衛生法的立法已經列入了人大的立法計劃，二十多年了。

我們比較一下，在中共的系統裡面，有些法律，立法非常非常快；有些法律，立法非常非常慢。最快的我所知道的，就是5天，人大常委會，在1999年，10月30日，做出過一個關於取締邪教組織，防範和懲治邪教活動的決定。這個決定，被人們稱之為所謂「中國的反邪教法」，當然它不是法律，只是一個決定。但是後來，在司法判決的時候，很多採用了這個決定。這個決定只用了5天，為什麼說只用了5天呢？是因為在那個月的25日那天，當時的中共黨魁江澤民在接受費加羅報主編的書面採訪的時候，把法輪功打成邪教，就是這麼一句話，人大常委會，立刻就在5天之後，就通過了這個決定。

如果說這個決定，也算是有一點立法的意思的話，因為人大常委是一個立法機構，才用了5天，而我們看到這個中國精神衛生法，居然二十多年才剛剛列入立法計劃。為什麼呢？我想就是因為，凡是在中國大陸，立法的時候是惡法的，就說是對當局有利的，對當局維護統治有利的，那就打破一切常規，用最快的速度立法；對當局有所約束的而對廣大民眾有利的，這些立法過程，就非常困難，或者是惡法要取消也非常困難。

我們舉個例子，就是勞教制度。勞教制度起源於1957年的時候，公安部的一個臨時決定，當時是為了鎮壓反革命。後來到了82年的時候，國務院批准了公安部的一個報告，根本就不是法律，結果這個制度一直延續到今天為止，人大呼籲了這麼久，法學界呼籲了這麼久，要求取消，就是取消不了。到現在為止，都沒有辦法去進行討論。要知道國務院是在人大之下的，國務院本身還沒有立法權，公安部也沒有立法權，結果這個制度竟然存了這麼久，是因為這個制度，變成了共產黨的一個私刑制度，它不是一個公器而是一個私刑。

這就牽涉到這個問題了，為什麼現在要把精神病院迫害訪民，作為一個問題提出來。我們看，在中共的制度裡面，它除了這個法律是為它服務的之外，但是法律為它服務，它必須列出法律條文，因此它要公開違法的話，就有很多人會去跟他辯，很多人會用它的法律在法庭上辯護，儘管它制定了一系列的措施，不讓別人辯護。現在有很多大陸的律師為法輪功學員做無罪辯護，因為按照中國的法律， 中國的憲法，中共政府竟然打擊了十年以後，居然沒有一條法律依據，就是說它沒有禁止過法輪功，沒有一條法律依據。這就是為什麼這麼多律師能夠為法輪功做無罪辯護。

中共為了統治它必須要在這個法律條文之外找到一些它的私刑，就是不用經過法律程序，沒有嚴格的規定，它想怎麼解釋就怎麼解釋，想怎麼用就怎麼用，就是「法外的制裁」。最早的時候就是收容制度，後來這個收容制度由於孫志剛被打死，被迫取消了。

現在有一個另外的制度，類似的制度，也在實行，就是「戒毒制度」。在戒毒所裡面關押了很多異見人士和法輪功學員。

另外一個就是現在大家正在討論的要取消掉的勞教制度，就是我剛才說的。那麼萬一勞教制度進入討論以後怎麼辦？它們覺得，第一勞教制度可能受壓力太大，可能要有所約束。第二個，就是說勞教已經不足以應付當前中共所面臨的危機了，所以很可能它要增加一個新的它的工具，那麼很可能就是要把精神病院這個制度給提出來，提出來以後公開化。

我們說這個精神病院制度一直存在，只是沒有在社會上如此廣泛的為人所知，那麼現在為什麼這樣子說一下，就是讓大家有一個思想準備，那過幾天它再來一下，反覆的刺激，到最後，就讓它變成了一個事實，那大家就拿它沒有辦法。

中共越是統治危機的時候，它就越需要法律之外的非常手段，因為這些手段是沒有辦法被監視，沒有辦法被監控的。這件事情，它並不是一個個案。就是作為孫東東來說的話，他不是第一次出來，就一個社會事件或者是一個公眾事件來發言。我們看到在三鹿奶粉事件的時候，他也出來講話，他說有時候媒體、網友關注的偏，偏在也走極端，上來先講什麼索賠。他把人家對三鹿奶粉事件要求索賠，說成是走極端！損害了這麼多人的健康要索賠，這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他還說什麼呢？說：沒有必要給有關部門找麻煩，你麻煩找的越多、越去質疑，可能越不利於事情的解決。這就是他所說的話。他還去保證說，我們國家市場銷售的奶粉絕大多數是保險，三鹿事件應該是意外事件，偶發的不屬於群發事件。作為一個司法專家，作為一個精神病學專家。他去保奶粉的險幹什麼？事實上證明，當時就查出來22家奶粉，甚至可能更多，都是有三聚氰胺的，不僅僅是三鹿。而且這個事件顯然在中國毒食品根本就不是偶發事件，確實屬於群發事件。作為一個司法專家，不可能不知道。

他所說的話帶政治性，他是站在政府的角度去說話的，這也就是為什麼訪民會非常擔心，就是因為他發表的意見，並不代表他自己，他代表政府。在很多情況下，是站在政府的立場上。

這個事情出來以後為什麼孫東東他不道歉？他出來說的這句話，我並不認為他是道歉。他說：中國新聞週刊雜誌，其中一些內容，因為我語言表述不當，引起一些爭議和誤解，對此深表歉意，如果因這些內容傷害了一些人的感情，在此誠懇的致以深深的歉意。他只承認可能是語言表述不當，還有一個是別人誤解了他。所以如果這些內容傷害了感情，他道歉。他道歉是傷害了這些人的感情，而不是道歉他說錯了話。在整個這一段當中，他從來沒有說過，他說的話錯了，只是說別人理解錯了。事實上就是堅持他所說的話，他不想糾正，他不想收回。為什麼？是因為這真正是他這番講話的原因。因為這是對於上訪的訪民作為一種社會歧視的工具。

在以前把一個人打成反革命，那大家都要躲著他，現在這個意識形態失敗了，就是說把任何人打成反革命，都不可能孤立他，也不可能把他名聲搞臭了。所以現在要用另外的東西，把他們要想打擊的人名聲搞臭掉，精神病人就是一個棍子，來代替以前意識形態的棍子。

在中國事實上沒有人有言論表達的自由，他能夠在中國新聞週刊發表，他也不是一個自由發表的言論。特別他還是個北京政協委員，我們知道，政協在很多提案當中，在很多當時發表的個人言論當中，事實上他們是執行了中共的政策，而對異己，對不同政見，對不同信仰進行迫害的。全國政協委員潘家錚，就在政協有過個提案，這個提案就是如何把拒絕放棄信仰的法輪功學員開除公職、開除軍職、開除教職，是他在政協發言時說的。所以不是一個一般言論的表達，而是代表政府在迫害人權。

而作為專業人員，他的危害就更大了，同樣是北京大學，北京大學精神病研究所有一個主任，叫張彤玲，她曾經把很多法輪功學員作為精神病人治療，而且她還建立了一套理論，這一套理論廣泛的傳播，這也就是後來為什麼各個醫院，很多醫院都採用這種方式，是因為有人用理論的方式來證明這一點。

這些人作為專業人員，他為了配合中共的一個政策，而不惜加入人權迫害的行列， 而且不是一般的參加。他們不是一般的警察，接受上面的命令去打人、去抓人。他們是用他們的專業知識來支撐中共的政權，來支撐中共的對人權的迫害。孫東東這一次的精神病論，就是配合這種形勢下產生的。

在中共目前這個統治之下，它需要全面的壓制上訪，壓制民意。從2005年的新的《信訪條例》開始，就不准訪民上訪，不准越級上訪，要把事情解決在地方。這麼多年過去了，各地截訪的，愈來愈嚴重，而且截訪打死人的都時有所聞。現在又加上一個精神病論，實際上和2005年不准越級上訪的新的《信訪條例》，貫穿一起就是真正的今天中共所鼓吹的和諧社會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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