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4月14日訊】（新唐人電視台《熱點互動》節目）主持人：好！我們有觀眾朋友在線上，我們先接一下洛杉磯黃女士的電話。黃女士請講。

黃女士：您好！大家好！主持人好！我告訴你誰有精神病，就是政府的公、檢、法，司法欺詐、司法不公、欺壓百姓才會逼百姓去上訪，這是政府有病，不是百姓有病。我是美國公民，我現在不是告開發商，我現在告中國政府的公、檢、法欺詐、司法欺詐，司法不公。現在告到他們的國務院，再告到他們的領事館，我要告他們告到底，他們還是不解決，就告到美國領事館去。

因為現在的中國司法太惡劣了，都是在欺壓百姓，你看他們公、檢、法那種欺詐的手段有多少？連粗話都可以罵出來。講話都不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律，根本都是一堆地痞流氓，可以這樣說。我現在告他們司法欺詐，司法不公，司法欺壓百姓，不只是為我，我要為百姓、為所有的人來告這個政府。

主持人：謝謝黃女士。各位觀眾朋友，今天我們話題是「誰有精神病：政府還是訪民？」那麼這個話題是怎麼引起的呢？是北大一個叫孫東東的教授，他把99％的老上訪戶稱為「偏執型精神障礙患者」，結果此言一出引起了很多人的憤怒和抗議，連日來有很多訪民都到北京大學門前去抗議，很多人也被政府抓去了。

今天我們的話題歡迎您打我們的熱線號碼發表您的意見。您怎麼看中國的上訪制度，您認為中國的訪民應該怎麼來維護他們權益？另外，您如何看待這一次訪民們的反應？我們的熱線號碼是646-519-2879。中國大陸的免費號碼是4007087995再撥8991160297。我們也歡迎中國大陸的觀眾朋友通過SKYPE和我們聯繫，SKYPE的地址是RDHD2008。

剛才洛杉磯的黃女士談到了她做為一個美籍華人在中國所受到的待遇，以及她所體驗的和中國的公、檢、法打官司和打交道的經歷。我覺得有一個現象很有意思，孫東東這個人是北大教授，按說在中國也算是個精英階層，也是一個有學問的人，他為什麼要發表這樣的言論呢？

胡平：今天我從網上看到袁紅冰先生說，他過去在北大法律系的時候，他和孫東東還算是同事，在89民運的時候，孫東東還非常積極投入去支持學生。那麼孫東東現在的問題，我覺得是反映了一個普遍的問題。那就是在六四之後，中共一邊施以高壓，一邊施以物質利誘，在這個情況之下，很大一部分知識分子就背棄了原來的立場，不但對當局種種錯誤的做法不加以批判，反而去迎合，甚至去充當幫凶。

那麼孫東東說這樣一句話，他這個話是發表在媒體上，也引起了軒然大波，但我們可以想像當這些官員們在一起討論有關問題的時候，他們一定都持這個觀點，他們在裡面大概已經說慣了，只是不小心說到外頭來了，其實有些話在外頭是不能這麼說的。這麼多年來，官方對訪民的態度是那麼惡劣，那他們是怎麼想的？他們也需要替自己作一個辯護，所以這些專家就投其所好，就說，對，他們就是精神病，就該這麼對待。

所以這麼多年來，我想就是我們現在所看到的這種「官學勾結」，一些人以學者專家的身分，不顧最起碼的學術基本倫理，也違反最起碼的人道、人性的原則，談出來的實際上盡是迎合權勢的一些主張。

因為現在中共當局一方面自己做了很多壞事，另外一方面，它們內心裡現在還是不踏實，所以要去問問專家，而這些專家本來就是它們收買的，就投其所好說這些話，於是它們心裡就踏實了，說你看，連專家都這麼說了。當然它這是自欺欺人，你自己找自己人再替你自己作辯護。

那麼這樣一來，就形成一種「官學勾結」，造成很大的危害。一方面正因為有專制的制度，有這麼一些惡劣的官員，所以才會有一些學者去賣身投靠。另外，由於這些學者去賣身投靠，使那些官員的良心自責與不安變少了，變淡了。

你想想看，現在這些當官的人，說起來都是我們的同學，同一個餐室吃飯的，同一張書桌睡覺的，當初沒有那麼壞啊，怎麼現在變得那麼壞，很多傷天害理他居然做的出來，你覺得很奇怪！這些人包括孫東東也是，89年的時候，你都那麼的積極支持民運，可見你知道什麼是好，什麼是不好的嘛。所以從孫東東這個現象，我們可以反思更大的問題，進一步的思考，去研究這麼一、二十年來，整個世道人心的敗壞，首先就是從這些人的敗壞而帶起來的。

主持人：這也是一會兒我要問您的問題，我記得您寫過一本書叫《犬儒病》。我想問一下楊景端楊醫師，像剛才胡平先生所說的，孫東東在六四的時候，他也支持過學生，他也知道什麼是好，什麼是壞。那我想做為一個中國的知識分子，他應該也知道人的品格是很重要的，個人的品格和信譽對於他的學術，他的生涯以及對人的後世留名也都是很重要的。那他為什麼要發表這樣讓外面很多人看來都覺得不可理喻的言論呢？

楊景端：我覺得剛才胡平先生分析的已經很透徹，現在這個所謂中國精英群體，他們已經不能夠起到一個知識分子獨立思考、獨立批判的作用。對政府、對社會不能夠起到監督的作用，也不能做為一種自由精神的代表，這是很遺憾的事情。他們做的是相反的，就是成為權勢的鼓吹者或者是幫凶。

其實你仔細看孫東東，他這不是第一次為政府講話，而剛剛胡平先生說了，因為現在上訪已經不只是為了解決訪民的問題，而變成了訪民表達自己，向社會呼籲的一個手段，因此他的意義就不一樣了。在這種情況下，孫東東出來發表這樣的言論，那是因為當局有這樣的需要。

那麼您仔細再看一看他過去的言論，當三鹿事件出來的時候，這是另外一個危害社會的事件，孫東東的言論是什麼呢？「三鹿的事件是一個偶然的事件，政府的處理非常得當」，這就反映了他不是第一次，他完全是跨越了自己的專業和領域，成為一個像過去文化大革命時的御用文人了，是為政府的各項政策來作辯護的人。

當然我也在想，孫東東有沒有什麼別的選擇？他當然可以。在中國大陸，像北京大學法律系有一個賀衛方教授，他就選擇表達自己的思想和觀點，當然他得到的待遇就是被流放到石河子去，到新疆去教書。但是不管怎麼樣，他的精神，他的思想對中國整個民眾來說，對中國整個社會來說是非常有積極意義的。我曾經談過，在中國社會，人為了生存會患有一種斯德哥爾摩綜合症，也就是說，為了生存下來，不得不認同這個迫害人的人，不得不認同權勢，因為他只有跟權勢勾結在一起，他自己才覺得最安全。

那麼我覺得對一個知識分子來講，對他這樣一個級別的專家來講，在今天的互聯網社會，信息非常流通的情況下，我覺得他不具備得斯德哥爾摩症候群，我覺得這是他個人的一個選擇。當然我希望孫東東教授能通過這次事件情有所反思，希望在這以後他能多為弱勢群體，為老百姓說話，甚至為國家的未來多操一點心，而不是為當權者和權勢者去辯護。

（待續）

（據新唐人電視台《熱點互動》節目錄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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