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後邱吉爾在下院的長時間辯論中也發了言。當他說到“我們已經遭到一次完全、徹底的失敗”時，引起了一片暴風雨般的抗議聲，使他中斷了片刻之後才能繼續說下去，但他仍然毫無顧忌地闡述了自己的觀點。他以形象生動的比喻把希特勒的行為說成是：

“他先用手槍對著你，要你給他一英鎊。等到如數照給之後，他又用槍口對著你，要求給兩英鎊。最後那個獨裁者答應先收一英鎊十七先令六便士，剩餘的部分要你保證隨後付清。”

邱吉爾認為應該讓人民知道真相，知道英國防務的嚴重疏忽和缺點，知道這次打亂了歐洲平衡的失敗的深遠影響。他還說：“不要認為這件事會從此結束。這不過是算賬的第一步。這不過是以後每年還要遞給我們的苦杯的第一口，第一次嘗嘗味道罷了。除非我們振作精神，恢復我們的戰鬥活力，我們才能像往日一樣重新站起來，為保衛自由而戰。”

雖然反對派們振臂疾呼，但他們在當時仍是少數。辯論結束後，下院以366票對144票通過了張伯倫政府“在最近的危機中所採取的防止戰爭”的政策。保守黨內的反對派們則是以棄權的方式表示反對。他們雖然只有三、四十人，但都有很高聲望和地位，除了邱吉爾以外，其中還有三位前內閣大臣即艾登、艾默里和達夫•庫珀。他們中的哈樂德•尼科爾森在日記中寫道：“重要的不在於我們的人數而在於我們這些人的聲譽，……下院知道我們中間大多數人都遠比他們更加瞭解事情的真相。”

在英國國內，這一時期中綏靖主義的支持者和反對者之間存在著尖銳的意見分歧。對於綏靖是“收到綏靖的效果，還是刺激了對方更為兇狠的野心”，雙方存在著截然相反的看法。邱吉爾在1938年11月17日的一篇文章中寫道：

“張伯倫先生深信，所有這一切將導致達成廣泛的協定，撫慰不滿意的國家，從而取得
長治久安的和平。

“但所有這些都純屬希望和推測。我們還得想到有一連串與此相反的可能性。他也許會要求我們承受無法忍受的事情……，這個代價也許還包括使不列顛帝國受到重大的損害和屈辱，卻不能使歐洲大陸事態發展的進程有所停止或轉移方向。”

邱吉爾認為，只有廣泛聯合歐洲乃至世界上一切愛好和平的國家，建立維護國際安全秩序的“大聯盟”組織，以強硬的手段甚至打一場“防禦性的戰爭”，才能制止法西斯獨裁者的侵略野心。他始終認為，如果做到了這些，戰爭是完全可以避免的。直到“二戰”期間他也仍持這一看法。有一次，羅斯福總統與邱吉爾交談時對他說，自己正在向公眾徵求意見，對這次戰爭應該起個什麼名字。邱吉爾立即說應該叫做“非必然的戰爭”。邱吉爾以為，從來沒有一次戰爭比這次戰爭更容易加以制止的了。只是由於英語民族的“不明智、麻痹大意和好心腸而聽任惡人重新武裝”，才最終導致了戰爭的爆發。這一思想，被邱吉爾明確地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第一卷《風雲緊急》的主題，標識在該書的扉頁上。

從戰後出版的回憶錄和對戰犯審詢的記錄中，邱吉爾的觀點得到了確切證實。在奧地利前總理許施尼格的《奧地利安魂彌撒》中，記載了希特勒威逼奧地利屈服的談話。希特勒狂妄地說：“你不要相信世界上有什麼人能阻止我的決定！義大利嗎？我和墨索里尼說得明明白白：我和義大利保持最親密的關係。英國嗎？英國不會為奧地利動一個手指頭。……法國嗎？算了吧，兩年以前，我們以少數部隊開入萊茵蘭——那時我冒了很大的險。如果那時法國軍隊開入萊茵蘭，我們或者早已被迫撤退了。……但到現在，對法國來說，這樣做已經太遲了。”

在法國前總理保羅•雷諾的《法國拯求歐洲》中，引述了德國元帥凱特爾在紐倫堡受審時對捷克代表提問的答復。“艾格上校代表捷克斯洛伐克向凱特爾元帥問道：

“在1938年的時候，如果西方各國肯幫助布拉格，第三帝國會不會進攻捷克斯洛伐克
呢？”
凱特爾元帥回答：“肯定不會。那時我們在軍事上的力量還不夠強大。慕尼克（指簽訂慕尼克協定）的目的，就是把俄國趕出歐洲，爭取時間，完成德國的武裝。”

當時的德國軍備雖然發展迅速，但與英、法比較並不佔優勢，在有些方面還差得較遠。由於“法國內部的腐敗和英國的缺乏堅決意志”，使希特勒敢於進行戰爭冒險。“他的天才告訴他，勝利不是通過絕對有把握的道路來取得的，風險是必須冒的。突然的躍進是必須的。過去的成功，第一次是重整軍備，第二次是恢復徵兵，第三次是重占萊茵蘭，第四次是同墨索里尼義大利的接近，這都使他大獲成功，得意洋洋。如果要等到萬事俱備，也許就會貽誤時機，為時過晚了。”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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