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提出困難、複雜的問題，但是你用一種恰當的方式提問。」

「她提出好問題。」案主說成功的治療經驗中，最有幫助的面向是治療師提出的問題。問題是任何訪談或治療對話的核心，它們能夠協助或阻礙案主想要敘說的故事。

當我們明白案主對於治療師所提問題的觀感，特別驚訝於他們經常覺得治療師提的問題，用他們的話來說，「似乎並不相關」，這代表治療師「根本沒聽進去我說的話」、「讓我覺得毫不重要」、「侮辱我的人格」，或讓他們「感到受責備」——或是一些讓他們無法述說其故事的問題。

在問題之前的答案

從後現代的觀點來看，由於它強調對於新敘事的開放性，且因為治療敘事絕不可能在瞬間的對話之外被理解，總是從not-knowing的立場提出問題。換言之，因為採取一種not-knowing的立場，使得治療師能夠對案主表達興趣與好奇，從這個立場所提的問題較可能來自局部對話（local conversation）的內部而非表面。

由這個立場所呈現的問題，能幫助案主述說、澄清和延伸故事；打開新的途徑，探索已知或未知的事物；它們幫助治療師了解和避免誤解已說出與尚未說出的故事。結果，每個問題就引出詳細的描述與解釋；每個問題又引出另一個問題——這是一種不斷詢問的過程，為對話式的過程提供跳板。

我稱這種問題為對話性問題（conversational questions）（Anderson & Goolishian, 1988; Goolishian, 1989; Goolishian & Anderson, 1990），它們鼓勵案主與治療師談話，它們鼓勵案主進入共同的探詢之中。

依我的經驗，奠基於not-knowing立場的問題，幫助我進入案主的主體性。挪威心理學家伊華．哈維森（Ivar Hartviksen, 1990）於下面這段話捕捉到這一點：「在我的治療工作中，問題是我唯一擁有的工具。它是我探究和參與病人生活的唯一方式。」

然而，在某種程度上，我們的問題總是受到對話的立即脈絡表面所影響。當表面的knowing或論述位於優勢時，它可能創造隧道式觀點（tunnel vision），侷限我們感到興趣和詢問的事物。它使得需要（demand）和設定（configure）案主故事的問題，能與我們基於之前跟案主互動所得的經驗內容相吻合。它也引發一些會限制意義與理解的問題，這些意義與理解能透過較局部的對話產生。

治療成為更動態的過程

若有愈多的問題是奠基於事先了解（preknowing）、尋找答案，或證實治療師假設的基礎上，那麼治療師就愈可能跟案主的經驗和自己的經驗脫節。我相信這些案主在他們的批評中所指的正是這個。

對話式問題的概念脫離了傳統僵固的問話方式——奠基於某種方法論，或透過技巧而產生，或為了獲取訊息或證實假設而預設問題，我們自認在提出問題前就已知道答案。這使得治療成為更動態的過程，案主在過程中發展的敘事，讓治療師本身理解的視域開始產生疑問。

治療師的任務永遠是尋找問題和工具，透過它們理解更多關於眼前經驗的敘述。這表示我剛被告知的內容，這個敘事的組合，正是治療師必須找到下一個問題的答案；它給予治療師下一個問題。也就是說，問題來自目前的交談事件，正在發展中的敘事賦予了下一個問題，敘事是透過針對它而產生的問題，以不同的方式組合而成。在這種局部且不斷問與答、再述說與再描述的過程中，尋求理解、意義與改變的可能性是開放且無限的。

同樣地，勃納（1990）在訪談中找出有意義的問題，將這種可理解的外在敘事典範，與那些針對局部交流的問題加以區分。勃納的第一個範疇類似於我所認為的「在問題之前的答案」（answer before questions）：修辭學或教學法（pedagogical）的問題。修辭學的問題本身就給了答案；教學法的問題則暗示了問題的方向。在傳統治療中的問題經常屬於這類性質；也就是說，它們會暗示方向（例如，正確的現實），但又留給案主一些距離以便找到答案。

「妳必須問對問題」

在挪威北部舉辦的一場工作坊中，我跟一位午餐時坐在我對面的與會者閒聊。她很友善，面帶微笑，看起來頗有自信。她必定是看出我沒有認出她，所以自我介紹：「我知道妳不記得我了，但我是安娜。妳訪談過我一次，我告訴妳的第一件事是：『妳必須問對問題。』」她部分說對了。我一開始沒有認出她，但聽到這番話就立刻記起她了，雖然她的外表跟我數年前在一次諮詢訪談遇見的那位女性明顯不同。

摘自《合作取向治療——對話‧語言‧可能性》張老師文化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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